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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就是权力的制衡，朝议就是对内阁的制衡，都察院和六科是对百官的制衡，都察院与大理寺之间也有制衡，制衡的同时，各司其职，不影响决策和行政的效率。
根据制衡原则，李彦又提出仅仅是官僚体系内部的相互制衡尚且不够，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应该让天下人来监督官僚体系的运作。
就此，李彦再次抛出他的国士院构想，即从各地遴选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成为国士，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议，议决朝廷律法和重大事项。
此议一出，可谓朝野哗然，有人尖锐地提出，李彦这是以天下之名，行剥夺皇帝权力之实，想要篡权。
立刻有人反问，李彦又不是首辅，只是内阁四名次辅之一，如何能够篡权？
石柱国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特别指出李彦此篇策论的前提，即一切权力皆由天下
天子，而天子授予百官，无论是内阁大学士、百官都需要得到皇帝的正式授官，不然即为不合法。
在政变发生以后，借着清算阉党的罪责，内阁通过了报刊发行的规则，认可其合法，并由礼部进行管理。
原本给阉党搞得七零八落的各种报纸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头，它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文揭露阉党的罪行。
李彦的文章发表以后，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讨论，随着华夏社刊发了一组相关的评论，不同报纸上的议论也越来越多。
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支持者认为李彦依然承认天子的威权，不过在行政事务上，天子显然不可能全都亲力亲为，否则也不会出现刘瑾、魏忠贤专政的事情。
反对者则认为，管李彦及其支持者如何狡辩，他们都不能否认，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权力，显然居心叵测。
李彦能够预料到会出现激：的纷争，这种争论首先是源于理念，这个时代的人对皇权存在莫名的敬畏，而且几百年传承下来，在读书人中间，天命皇权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
虽然李不断强调所以的革新，全都是在皇帝之下进行的，朝廷的重要决断，官员任命，都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
然而明眼人，以及怀有不同心思者，能从他倡导的权力架构和制衡体系中，找到那些剥夺皇权的影子。
不过这一次争持续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因为争论的本质还要归结为利益，新体系的提出，无是增加了士大夫阶层在朝政中说话的权力，国士院更是给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参与决策的平台。
因此，在李彦再三强调内阁、院和国士院的权力，皆来自于天子和天下百姓以后，质声也渐渐变弱，反而是对国士院的支持，成为言论中的主流。
然，对于李彦的指责依然存在，有关皇权的争论还在继续，至少有了这个缓冲以后，内阁终于通过了新内阁制度、朝议制度、以及国士院制度。
这些制度的第一条，全都是大明皇帝奉天承运，代表天下万民，授予内阁治理朝政的权力，凡重大决策，皆须由皇帝陛下认可。
有关皇权的内容，不仅写得比较模糊，而且留下了伏笔，就眼下来说，李彦也知道远不到挑战皇权的时候，他奉行的原则就是只做不说，虽然即便如此，也还有很多人攻击他丧心病狂，但在士大夫阶层都能分得利益的情况下，暂时还能维持相对的平衡。
经过这样一次争论，市面上的报纸变得十分活跃，他们攻击阉党、议论朝政、点评官员，一时之间，似乎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阉党倒台、准许报刊发行的政策发布以后，很多之前给禁毁的报社纷纷重开，而经过这次论战，又有一批新的报刊问世，这些报刊大多是由士大夫组织编撰、刊印，有的是自己出钱，有的是几个人合伙，还有找人赞助的。
除了华夏社这样的大报，大多数的报刊发行量都很小，往往只在本城，或者附近的府县发行，就好像从前印书一般，有个几百册，甚至百十册的，也能编印一期。
经过华夏社和华夏公司的推广带动，金属活字印刷已经比较常见，华夏精作坊有专门铸造字模的工坊，制造各种字模，并对外销售，每年的销售额都非常可观。
相对于韵书排列来说，字形拆分更容易学习掌握，效率更高，对于活字印刷的推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夏自古重视文化教育，民间抄书、印书蔚然成风，如今有了活字印刷，更是如虎添翼。
华夏社引领的定期印刷物，包括报纸和期刊，也借着活字印刷，被广泛效仿，特别是阉党倒台之后，朝廷放开政策，政治风潮风起云涌，很多人投身其中，摇旗呐喊。
很多士绅、商人支持报刊的印刷发行，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谋取晋身之阶，或是支持自己赞同的派系、观点。
当然，华夏社诞生四五年来，其成功的商业模式，也为一些敏锐的商人把握到，之前就有几家商业性的报刊，如今也趁势而起。
虽然说大部分报刊发行量比较少，也有三五个人凑一起就捣鼓出一份报刊，印了三五期，甚至只有一期，就寿终正寝的，却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三卷 巧木匠
第二三五回 言论
刊的发行和报社的运作，虽然远未成熟，其中还存问题，但也搅动得民间舆论风起云涌，热闹非凡。
报纸上公然指摘朝廷大员以及国家政策，虽然暂时尚局限在指摘阉党方面，但是其热闹程度，却有了百花齐放的味道。
街头巷尾的舆论，也给市面上的报刊给带动起来，原本笼罩在头上的阉党阴影，一去不返，直感觉天空豁然开朗，大家先是试探着，然后就越聊越欢。
在江南，茶馆酒肆，常常有评弹说书的江湖艺人，如今最跑火的确是说报纸上的内容，或者是每天的读报时间。
听一听朝廷最近的动向，听一听报纸上对阉党的批驳，这些都成为大家喜闻乐道的话题。
对于民间舆论纷纷扰扰，甚至有些杂乱无章，李彦并不在意，想要建立一个新体系，单纯靠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足，民间的这股力量虽然无序，却能对旧势力造成冲击，譬如民间对于国士院的提议，就十分赞同。
而国士院制度确立以后，地上就开始转向讨论何人可以推举为国士，以参加国事决策。
在对阉进行清洗的同时，内阁的强势，主要是李彦的强势，使得重建的朝政起初还是比较顺畅。
作为大明权力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天启皇帝朱由校竟然积郁成疾。
朱由校的身体来就不好，据说患有尿毒症，也不知道官家是如何考证的，李彦前世并没有关心过，不过朱由校此时生病，显然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别的不说，宫廷内外已经开始流传是他想要害死皇帝谋篡位。
事实上李彦主导地朝政改。大部分群体都能从中获益。相对于过去所有地权力都集中在皇帝那里。等于是将皇帝地权力拿出来给大家分分。甚至就连勋贵。也获得国士院地名额。可以参与政治决策。
而。利益地纷争从来就不能让所有地人都满意。既有那些权力受损地。也有觉得分配不平衡地。还有那些死忠地保皇份子。
因为新政地措施都是以内阁地名义发出宗等人不知不觉就已经有了新政地色彩。在许多流言当中。他们也成为李彦地帮凶人肆意污蔑。
甚至因为李彦手上掌握着兵权。亲领兵部尚书。五军都督府又是郭振明、骆养性为左右都督。可谓大权在握些人不敢过于得罪李彦。却对朱延禧等人没有好话。
刑部尚书黄克曾经想要为此采取措施。严厉打击这种流言。李彦却没有同意。他知道这种流言越是压制。反弹越大。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召公就曾经说过。对民间言论。不该堵。而应导。是宣之使言。设置诸多人员通诸多渠道。使民尽其言。通其意气得以宣泄。下情得以上达……”李彦引述了召公地一段话公是西周时期地政治家。儒家经典《尚书》中记述了很多召公地德政思想。
李彦知道这个时代，任何一种政治思想都回避不了儒家教条，事实上，在回顾先秦的政治思想时，就可以发现很多思想的闪光点。
并不是说这些先秦的人物思想有多么深邃超前，作为一种朴素的政治哲学，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本身未必复杂，但却放之四海而皆准。
李彦已经让宋钟国开始重新解构这些经典，以寻找新政的理论基础，而有关言论的论述，就是他最近才看到的。
话虽如此说，但在封建王朝，官僚体系内向来有言官“风闻言事”，也有不以言治罪的传统，但是体系内的开明，民间的自由言论却受到压制，百姓谤议朝政，也会受到处罚。
“若是由市井如此流言蜚语，怕是对李大人，对朝廷的权威，都是莫大的损害，再让别有用心者从中挑唆，后果不堪设想，”崔景荣分管刑部，对此显得很忧虑。
李彦笑了笑：“既然说百姓有说话的自由，那么不管他们说什么，咱们都不应该去管，当然，那些恶意份子，刑部查出来，还是要治罪的。”
崔景荣苦着脸摇了摇头：“何谓恶意，这恐怕不好解释。”
孙承宗、朱延禧等人也觉得很奇怪，按说此事影响最大的还是李彦，然而他却像没有事情似的，对此并不在乎。
他既然不在乎这等恶名，难道说真有那样做的打算？孙承宗让这个想法给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李彦一眼。
“谣言止于智者，随他们说去吧，”李彦笑了笑，趁机提出制定一个对言论的管
。李彦认为，士大夫和百姓皆享有言论的自由，他政，也可以指摘官员；所谓言论包括口头的表达，以及通过报纸、刊物这样的出版物，凡是信息的传播，都可以囊括在言论当中。
民众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必须遵守朝廷法纪，不得以言论中伤他人的合法利益，否则即为诽谤，将依法惩处。
李彦提出的这个言论条例，也在内阁中引发激烈的争论，显然大家都不认同无论贵贱，都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更不能接受市井百姓对于一品大员的指摘，朱延禧认为这并不合乎纲常伦理。
李彦则从儒家的经典中，找出很多的例证，以说明她提出的这一点，有充分的理论支持，并非标新立异。
争论先是在内阁中发生，随后李彦和朱延禧都在和华夏社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随后引发更多人的讨论。很显然，办报已经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大部分还是读书人，所以他们的观点自然希望言论可以自由，但是老百姓也不能随意指摘官员士大夫，简单来说，还是要有个上下尊卑。
李彦自然也不望自己的观点一下子能够被接受，所以他也赞同对言论条例进行修改，在这一条例中，允许士绅办报，并对言论的权利和管理都作出了规定。
这样一份规定虽然充满了权色彩，但也是一大历史进步，与此同时，针对那些市井流言，李彦并非毫不作为，他太明白舆论是多么的重要，自然不能容忍那些诋毁。
虽然不容忍，但是他也不想采用暴力的手段，郭振明、刘文炳、申湛然等人都曾经向李彦建议，暗中察访，将那些造谣生事者抓出来正法。
李彦身兼兵部尚书，郭振明担任五督府左都督，虽然骆养性赶往辽东主持大局，复辽系还是牢牢掌握着军权。
如今大权在握，彦有充分的权力和理由对京城周围的军事力量进行整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