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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山义军那原有的一百零八名好汉，除了陶宗旺是庄户出身，剩下的全部都不是农民出身。有三分之一是军官、地主、富绅，但剩下的大部分则都是无业流民、小偷、地痞流氓，换言之，梁山起义并不是什么很有正义性的农民起义。
在设置政权，安排官员的时候，卢俊义就深深感觉到手下这些将领，因为他们的阶级和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大部分都不适合治政，能够去治政的都是地主阶层出身的。剩下的人物，他们也许能作战，也许能斗争，但他们搞不清楚卢俊义的政治主张。这是卢俊义深切的忧患，他不能指望带着这帮人就能取得天下进而治理天下。
卢俊义那满脑子被后世填鸭子教育灌输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现实中变得毫无说服力。
刨除蔡京、高俅、祝朝奉等少数民愤极大的大官僚、大地主之外，比起后世那种靠着官商勾结囤积大量土地谋取暴利的开发商（后世地主）和那些热衷于跟开发商交朋友喜欢寻租的官员，宋朝大部分的地主和官僚简直都是圣人，何况宋朝相当一部分地主和官僚都曾留下了传颂千古的美丽宋词宋诗，后世那些地主官僚只知道用自己拙劣的题词污染墙壁。
第五十章 调整地主
俊义意识到，所谓的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不同的是而生产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地主跟资本家一样拥有生产资料，地主的田地如同资本家的工厂，佃户的劳作如同工人的劳作，地主留给佃户的粮食分成如同工人从老板手里接过的工资。
但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看起来光鲜亮丽多了，看起来富裕多了，包括那些工人，他们都基本衣食无忧了。是不是他们受到的剥削减轻多了，并非如此，严格地说，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远甚于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在很多地方佃户能留存五成的粮食，将收获的一半留在家里，最不济的也有二成，但是很多工厂里一个工人一个月能创造出数万产值，结果只能拿到十分之一，尤其是后世某个国度作为世界血汗工厂里的工人所受到的剥削最重，拿到的更少，要知道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产力下，别国的劳动力所获报酬是那个国家的工人是五倍到十倍不止。如果假设洋人老板只剥削洋人一半，那么国人只拿到了二十分之一。
归根结底，造成所有人错觉的原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了，通过工业革命和电气革命，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将严重的剥削关系给掩盖住了。
但毕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比封建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高上数十倍不止，社会生产关系虽然本质一样，但外表上还是优化不少。虽然是一些大资本家的联合体控制国家，但毕竟比一个人的独裁统治更稳定些，至少不会出现此即彼伏没二三百年就爆发一次的改朝换代。
在封建社会中，因为还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对“顺民”们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忍耐”，而对“暴民”们来说，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阶级斗争虽然只是“部分地”存在，但依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因为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的像刘邦、朱元璋、洪秀全那样的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看每次中国改朝换代几乎要付出三成甚至一半以上人口的消耗，像三国时期，十人遗一。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倒楣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开明的地主阶级本身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地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从事工商业、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政权夺到手里，从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至于一个社会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和有没有皇帝关系并不大，像日本和英国，虽然至今仍有帝王，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封建主义国家。特别是像瑞典那样的国家，到现代还有国王，但是他们的瑞典工党按照恩格斯的“议会斗争”路线，没有发动武装革命就成了执政党，如今却已经建成了富强的“福利国家”，国民收入超过了美国，排行世界第一，并且敢于对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非常遗憾的是，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而是开明地主进行改良的结果。因此，造反绝不等于革命。革命的目标，绝不是把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要把穷人变成富人；绝不是推翻一个**独裁的政府，建立一个更**独裁的政府。革命成功的前提，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第二是领导集团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目标；第三是领导人必须放弃本人及子女的特权。不然，封建主义就要复辟。
在卢俊义浅薄的认知中，封建主义要想发展到**，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里面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常被误认为不是资本主义）。如果能够一举在北宋末年就将中国带入资本主义，善莫大焉。
站在历史的高度，卢
静地剖析，很显然，他需要地主阶层的帮助，完全依户和自耕农是成就不了大事，完全依靠原来梁山那些好汉结果比宋江好不了多少。
在原著里有宋江这般恐有小聪明没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带领，那一百单八个水浒好汉们所能带给社会和人民的，主要是破坏，是倒退。
特别是在“辽兵犯边”、“金兵南下”那个历史时期。他们所起地作用。是扰乱社会治安。分散抗敌兵力。他们既没有造福人民。也没有推进社会发展。所谓地“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即使是施耐庵胡编乱造。使得宋江不投降。而是“革命成功”。取得了政权。当上了皇帝。他一定也是个善于权术地坏皇帝。而不会是一个忧国忧民地好皇帝。特别是被吹捧为“彻底革命派”地李逵之类。一旦取高而代之。流氓无产者当权。结果无非是胡作非为。不会比高俅好到哪里去。梁山好汉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由于他们地思想意识局限。决定了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像武松被施恩收买对付蒋门神。被张团练等人小恩小惠收拢。宋江最擅长收买。
鉴于以上种种考虑。卢俊义决定调整原来地战略。不再以防止和削弱地主阶层为主。他要开始拉拢地主阶层。甚至要扶持他们转化为商人阶层。为此他做出了一番努力。
首先。地方行政向地主阶层开放。里、保、村、社这些基层地地方行政。都是靠乡民或市民自治。由乡民或市民自行选举出各里、保、村、社地负责人。原来规定地主阶层不得参与选举。现在开始放开。规定地主阶层可以参加选举。而且可以做并且只可以做主要负责人。因为副手一般是负责民兵编制和训练地。地主阶层出来地还是适合做行政而非军事。
其次。镇、县、州、道地大部分职务（军事职务和有些战略物资管理暂时不放开）都面向所有阶层招募官员和吏员。其实原来地主阶层在这一块也是受限制地。但现在大部分地行政职务都向他们放开招募。卢俊义汇集了政务院里所有能臣。秉着他地意旨。只考实务和策论。不考诗词歌赋和五经四书。对每个类型地职务设定一份考卷。先考道州级地职务。再考县镇级地职务。通晓或略懂地都有机会考取。俸禄等同于同级别武官（自然低于赵宋。对此卢俊义另有异义）。而且都赐予等同于赵宋朝廷一样地什么进士、举人、秀才一般地学位。镇、县、州、道里面一个衙门内只设立十个部门。统一由镇长、知县、知州、道抚（道巡抚）领导。有农业、工业、商业、文化、保障、财政、教育、人事、司法、警卫。每个部门在道地称厅、在州称之为局、在县称之为科。镇级只设置三位官员。然后每一级部门地分支小部门称下一级部门地称号。如鲁西道农业厅林业局。如果懂得耕种、屯田、水利、林木、畜牧等技术地人员可以进入各级农业部门地分部门。如果有懂得器械制造、纺织、开矿、检疫地可以到工业部门。诸如此类。当然是优先安排了梁山军校地学员后。才会开始面对所有阶层考试招募。卢俊义并不担心冗官问题产生（对待宋朝地冗官问题。卢俊义自有看法）。
然后。开放诸多矿产、诸多商品经营权和海运权。开放除了金、银、铜、铁、硫磺、硝、盐之外地矿产。如石灰石、大理石、煤、玉石、铅、铝等诸多矿产都被拍卖给领地内地各位地主。另外再拍卖梁山制造地各种奇异商品地独家销售权。再拍卖领地内各种奢侈品地外销权。然后再拍卖海运权。如果有那位地主野心勃勃想要远洋。海军可以给他租借武装人员护航。然后由政府出面筹建每个地区地商会和每个行业地商会。对首度下海经商地地主和自耕农免收一季度或一年地所有商税。对新开张地店铺免收第一个月地营业税。
最后。设立议政机制。从保、社、镇开始选举参议员。可以品论每个行政衙门地施政能力。审议每一级衙门地各项决策和司法审判。有权向上一级衙门反映。从保一级开始设立参议院。由每个里选出两名。一名地主。一名平民（自耕农或佃户）。然后社一级从每保选出两个。同样一名地主一名平民。以此类推。增强地主参政议政地积极性和对卢齐政权地认可。
还设立荣誉制度，即设立太平绅士，每一年从一个镇内由民意评出一名对地方有贡献的地主为太平绅士，授予太平绅士勋章，遇到的人都需要向他行礼。
当然最重要的是调整他们的田赋（对这个，卢俊义另有赘述）。
第五十一章 所谓冗官
进行行政编制，创立他的卢齐（如同赵宋）政权时，T7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冗官。他仿照后世，初步拟定了行政编制计划，想在政务院下面设立了二三十个部门，然后在各地方衙门分别设立了一二十个行政机构。他的行政编制命令到达政务院时，就被首相张叔夜驳回，而且措辞严厉地指出“主公欲亡义军不成，设此纵容冗官之法。”
卢俊义吓了一跳，忙请张叔夜询问冗官之事。等细细问过之后，卢俊义才明白，原来他认为合理的事情在这北宋年间一点都不合理，而且频频被人讲起，视之为苛政。
什么叫冗官，就是当官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当官又不做事的人特别多。
“冗官”一直是困扰宋朝吏治最严重的问题。北宋大臣王禹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