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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军火订单都留在了国内。
关键就是，很多军火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无法接下军方递来的大单。比如，枪弹与小口径炮弹的产能就严重不足，当时就算全部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也无法及时完成军方下达的订单。显然，前线的作战部队可不会等着弹药生产出来才跟敌人打。结果就是，中国军方不得不从海外订购弹药，即从友好国家那里购买弹药，或者是向友好国家的军火企业下达订单。只是，这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到最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从友好国家的军队那里借用弹药。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国民自卫队就为以出借的方式，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十亿发子弹与五千万枚小口径炮弹。当然，这也与日本在战后定下的和平宪法有关，即日本本国生产的武器装备，仅用于自身防卫，不得用于出口。即便中国是日本的“宗主国”，而且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由中国占领军制订的，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中国军队也不能超越日本的法律，就只能从日本国民自卫队借用军火。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最想打仗、打大仗的绝对不是军人，而是军火商。
如果再往深处看，中国的其他企业家、以及银行家也脱不了干系。这就是，军火业属于终端产业，而在其上游还有钢铁业、化工业、采矿业等等中游产业，而这些企业的利益也与战争有关。
白了，武器装备都是用钢铁制造的，弹药里都需要炸药。
只要军火生产线运转起来，就需要大量的钢铁、橡胶、炸药、塑料等等，从而为上游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
把这些企业联系到一起，并且在背后给予支持的则是银行家。
原因很简单，任何一家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都需要银行贷款，而大型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会对企业进行渗透，比如在董事会获得席位，甚至直接收购盈利较好的企业的股票，成为其主要股东。在大战期间，中国的军火企业都在急剧扩张，而且在战争结束前的盈利状况都非常良好。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里都有银行委派的董事会成员，而且有银行的注资。即便没有遭到银行入侵的军火企业，也从银行获得了贷款，而贷款与利息正是银行控制军火企业的把柄。
白了，如果军火企业没办法盈利，银行的投资就将亏本。
为了不做亏本买卖，银行家自然会设法让军火企业盈利，而为了让投资有价值，就更需要让军火企业有极高的利润率了。
显然，一场大规模战争，才能给银行家带来足够高的利润率。
要知道，在银行家眼里，绝对没有爱国主义，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由此可见，中国的金融业、钢铁业、化工业、矿业、军火业是绑在一起的，军火企业只不过是战争的直接代言人罢了，而那些叫嚣着扩大战争规模的将军，也仅仅只是军火企业的代言人。
第五十七章 钱
从某种意义上讲，席存瑞、以及所有文职官员都应该感谢冯承乾。
大部分人都认为，为中国打下民主政治基础的是吴铁生与刘伯恩，因为吴铁生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主动放弃了第三次连任机会，而刘伯恩只是在战争期间当选总统，战争结束之后就主动以健康为由卸任，由副总统接任。更重要的是，刘伯恩在卸任之前，推动国会通过了一条专门针对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每位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也最多只能担任两届总统职务。
只是，发挥关键作用的绝对不是吴铁生与刘伯恩，而是冯承乾。
当年，吴铁生放弃第三次竞选，就与冯承乾有关。在劝说吴铁生放弃第三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冯承乾就明确提出，如果吴铁生不肯放弃，他就只能离开新生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因为他不再对这个国家抱任何希望。到了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冯承乾专门找到刘伯恩，最终让刘伯恩做出了卸任的决定。根据外界猜测，冯承乾肯定发出了威胁，让刘伯恩知道继续住在总统府的后果。甚至有传言，在冯承乾单独去找刘伯恩之前，总统警卫队与总统府的卫兵就已经宣誓效忠冯承乾，即只要刘伯恩不肯卸任，冯承乾就将把假戏真做，让他没有能力继续担任总统。
除此之外，冯承乾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做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贡献。
这其中就包括力主让席存瑞竞选总统。
别忘了，席存瑞是中华民主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完全没有军队背景。甚至没有参军服役的总统。
十多年的和平时期，让冯承乾一手缔造的民主政治体系稳固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深入民心，获得了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这套民主政治体系，产生了一个极为显著的作用，即政府文职官员的地位、以及所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军队的将领。
不可否认，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依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拿海军参谋长田黛芳来说。在民众心目中，他是与顾祝同齐名的大战名将，为国家与民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因此深受爱戴。
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军人已经很难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了。
在权力结构中，军人不再是主导者。而是服务者，即军人的价值，就是为政府制定的政策服务，跟着政府的步伐前进。
这样一来，打大打小、或者说怎么打，主要由政府决定。
军人，不过是在政府做出决定之后，去完成政府所安排的任务。
在政府官员中，主张限制军事行动规模的占了绝大多数。
有趣的是，政府官员的立场也与钱有关。
与绝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也是跨年度财政预算，即不以自然年为准，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十月到下一年的九月。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将在每年的六月着手制订下一财年度的预算案，最迟得在八月底提交给国民议会进行审核。争取在九月份获得通过，以便在十月份启动新的财年计划。虽然在某些年份，财政预算会在国会遇到麻烦，没能在九月的最后一天通过审核，导致财年计划推迟，但是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部分财年都是从每年的十月份开始。
一九六六年也不例外，即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年的财政预算在九月份就获得了批准。
问题是，这份财年预算在获得国民议会批准的时候，战争还没有爆发，而且也没有计划大打一场。
显然，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每年的财政预算中，都有一笔特别经费，但是数额不可能太多，而且主要用于一些涉及到国家根本安全的秘密项目。比如，几家主要情报机构的额外开支，就来自于这笔特别经费。
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财年度，特别预算只有四十八亿华元。
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笔巨款。要知道，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在一九六六年还不到三千五百华元。
问题是，对国家预算来说，这笔钱根本就不算多。
要知道，这笔特别预算中，有二十二亿拨给了核武器项目，十七亿是三家主要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开支，剩下的九亿华元主要用于与政治军事有关的对外援助，以及针对外部的秘密行动。
事实上，就算把四十八亿华元全部用上，也不够打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
按照国防部长提交的报告，如果采纳总参谋部提出的战争计划，那么一九六七的战争开支将超过六十亿华元。
显然，钱成了最大的问题。
现代化战争，拼的就是财力，也就是烧钱。
没有足够多的钱，就不可能打赢战争。
更重要的是，战争是个无底洞，谁也无法准确估计出战争开支，因此也就不可能保证按照预算投入之后，战争会顺利结束。
可以说，这也正是事实。
在批准国民议会通过的军事行动议案的时候，席存瑞曾经估计，中国政府要为这场战争支出大约一百亿华元。当时，这还是非常悲观的了，国防部长认为只需要五十亿华元，而财政部长认为大概需要八十亿。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总共花掉了六百六十亿华元，而且只是直接战争开支。如果把间接开支、以及由这场战争导致的间接损失算上，肯定超过了五千亿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中国中央政府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财年度的财政预算，总共也就只有一千四百六十七亿华元，而实际开支为一千八百八十六亿华元。即便按照年均递增百分之六为准，这场战争烧掉了相当于三个财年度的全部开支。
当然，除了政府预算，还与国民经济有关。
和平局面已经维持了十六年，而中国在大战中获得的战争红利，也在这十六年间基本上用光了。事实上，在一九六三年，中国经济在战后的高速增长期就宣告结束，如果不是有数十个新兴国家，中国经济早就出大问题了。
即便是普通人也知道，战后的繁荣期即将宣告结束。
这一点，从政府的税收上就看得出来。
在一九六三年前的十年间，中国中央政府的税收增幅每年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十年的平均年增幅为百分之十二点四，而在此后的三年间，平均年增幅下降到了百分之八，而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财年度的增幅只有百分之七点二。
税收增幅缩小，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正在放慢。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能解决经济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将为军队开出大批订单，让企业获得生产机会。
问题是，这只针对生产力过剩的情况。
中国此时遇到的问题，并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劳动力价格过高，导致大量企业向海外转移所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白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去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建立工厂。
显然，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有很多中国工人失业，将有很多本土企业破产。
解决这个问题，靠的绝对不是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还没有出大问题，靠的是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苏州园林体系”，即华元取代了英镑与美元，成为全球唯一与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也成为了其他国家的主要外汇储备。说得简单一些，中国可以印刷更多的华元，而其主要用于对外结算，把多出来的华元送到其他国家的外汇金库中，而不是让其进入市场流通，从而保证在国内流通的华元并没有大幅度增长，以此保证了物价的稳定性，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让老百姓依然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从中国送出去的每一张华元，都等同于运入中国的一件货物。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在用超发的货币从全世界购买资源，并且用这些资源来保证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准。
显然，这种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要知道，华元仅仅是华元，而不是黄金。虽然“苏州园林体系”把华元与黄金锁定，使其成为唯一与黄金等价的货币，而且中国在大战结束的时候，通过在战争期间大量输出战争物资，以及掠夺战败国、特别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了，锁在中国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超过了一万四千吨，但是比起在中国发行的华元，中国储备的黄金远远不足。
早在一九六一年，中国的黄金储备率就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十一的危险线以下。
白了，中国在透支全世界的财富，而借来的东西，迟早得归还。
席存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