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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警卫团副政委、警卫一营教导员胡昌宝和一营长李小帅双双推门而入，双脚一并，大声吼道：“到！”
刘一民喝道：“把李昌押到保卫部去，关禁闭三天！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带他来见我！”
可怜的李昌，在刘一民的虎威下连敢再辩驳一声都不敢，乖乖地向刘一民敬礼，转身随着胡昌宝和李小帅向保卫部走去。
李昌这家伙，干什么事情都和别人不一样。从中央警卫师到红七军团、再到教导师、直到今天的山东军区，保卫部什么时候关押过红军出身的干部啊？李昌算是开了先例了，象他这样级别的将领真要是被押到保卫部关三天禁闭，那可真是全军最大的新闻了。
刘一民的办公室位于司令部最后一进七间上房的东头，罗荣桓的办公室在西头。刘一民的吼声罗荣桓听的清清楚楚，不过他想不到刘一民会关李昌的禁闭。这一见胡昌宝和李小帅押着李昌往外走，就知道遭了，李昌倒霉了。赶紧出来喝住了胡昌宝和李小帅，自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刘一民办公室，对刘一民说道：“我知道扩军整编纪律第一，也知道你是想让李昌正确认识。但是，李昌毕竟是炮兵司令、炮兵旅长，关禁闭影响不好。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和他谈谈，要他向你检讨，认识自己的错误。”
刘一民脸一下子就扬了起来，两眼利剑一样刺向罗荣桓：“政委，我是山东局书记、山东军区党委书记、司令员。我的命令全军上下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没有讨价还价地余地。怎么着，不就是暂时没有扩编么？用得着这样一说再说么？我们的干部要都是这样，如果陷进鬼子包围圈，让谁去撕口子、让谁去殿后呢？那都是必死的任务，谁愿意去死呢？”
罗荣桓抿着厚厚的嘴唇，不再说话，转身出了刘一民办公室，挥挥手让胡昌宝和李小帅把李昌带走。
倒霉的李昌，硬是被刘一民关了三天禁闭。三天后，李昌老老实实地向刘一民做了深刻的检讨，主要内容是自己骄傲自满，不顾大局，影响了扩军整编进程，愿意接受司令员任何处罚。
李昌被关禁闭的消息刮风一样传遍了山东军区各部队，再也没有人给司令员、政委打电报要干部、要大炮、要补给物资了，接下来的整编就进行的无比顺利了。
远在西安的毛泽东也听说了李昌被关禁闭的事情，竟然连说三声好。说完，就说刘一民不愧大将之才，原来还担心他心软，需要进一步锻炼钢铁般的意志，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
到了3月2日，山东局、山东军区再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军区政治部提交的各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保卫部长、各旅、团新任首长和各军区首长人选名单。会议通过后，政治部当即以山东局、山东军区名义上报中央批准。
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的命令就到了。山东军区的扩军整编工作正式开始了。
第1034章 沐猴而冠（一）
1940年初的形势称得上是变幻莫测，就象万花筒一样，晃得人眼花。
就在刘一民指挥山东我军对日军发动除夕攻击前后，冀察战区部队在二月初分三路进攻我太行根据地。冀察战区副总司令、政治部主任兼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攻击态势积极，矛头指向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和南下增援的独立师、115师部队在3月初发起磁武涉林战役，短短几天时间，把朱怀冰打了个稀里哗啦，活捉了朱怀冰。蒋介石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不得不授意阎锡山、卫立煌出面和八路军谈判，划分防地。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算是彻底划上了句号。
桂南前线，日军攻占南宁后，在昆仑关留下一个大队守备，主力返回南宁。国军趁机调动20多万大军发动全线反击，动用第五军血战昆仑关，以国军头等精锐第五军丧失战斗力为代价，夺回了昆仑关、威胁南宁。
眼见中国军队攻势凶猛、第五师团和台湾独立旅团势单力孤，又被歼灭危险，日军紧急调集近卫第一师团、第六师团船运南下增援，采取两路分进合击的战法，集中主力迂回包抄中国军队主力。偏偏这个时候桂南前线头等主力第五军因伤亡过大撤回后方补充休整，负责前线指挥的小诸葛白崇禧又误判敌情，没有察觉日军的战略企图，指挥部队迎了上去。等到日军主力迂回包抄部队突然出现在国军后方，整个南线国军就乱了，再次上演了一幕溃逃闹剧。昆仑关也重新陷落。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桂林行营，命令张发奎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桂林，统一指挥两广战事。
就在中日双方军队打的难分难解、国共双方内讧不断之时，汪精卫之流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丑剧的大幕拉开了。
梅思平和张里元一样，都是北大政治系毕业的，文学学士学位。只不过梅思平比张里元混的好，当了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属于汪精卫的亲信。
就在梅思平跟在汪精卫屁股后面卖国求荣、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他的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上刊登了一篇800字的文章，题目是《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章里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紧接着，紧接着，《浙瓯日报》又连续3天刊出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和两个异母妹妹鹤邻、鹤春与之脱离一切关系的《启事》，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一时间，梅思平成了臭狗屎。
这个时候，汪精卫和日本人关于成立伪中央政府的谈判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负责谈判的还是以周佛海为主任的谈判小组，成员是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痒。这个谈判小组从去年10月份都开始和日本特务影佐祯昭多次进行谈判了。
这个时候，日本兴亚院已经于1939年10月份制定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里面把中国分解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大块区域。日方就以这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基础，与汪精卫进行谈判。
汪精卫实际上就是个异想天开的书呆子，是一个当了汉奸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汉奸的货，也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骨子里已经成了卖国求荣的头号汉奸，最里面还喊着和平解决中日争端。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朋友还是敌人的心目中，都是不可靠的。
日本人就是这样，现在既急于让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又对他不信任。毕竟汪精卫不是梁鸿志和王克敏，有一定危险性。
日本人的态度强硬，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外，还有八个附件，核心内容就是彻底肢解中国。
汪精卫一看日本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里规定把满洲国彻底划出中国版图，把长城以北化为蒙疆地区，实行在中国主权名义下的独立自治，把华北定义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并且华北仅仅包括山西、河北、山东，实行日军驻兵防共办法，华中华南重要港口、岛屿由日军驻军，脑子登时就懵了。因为日本人仅仅是想在华中、华南实现和平，而且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撤兵，这与汪精卫代表原来与日本谈判的和平条件差距太大了。
汪精卫虽然是个异想天开的书呆子，但他不傻，知道这一趟卖国卖的不值。要是按照日本人的条件，他的和平运动就是赤裸裸的灭亡中国运动，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为国为民的了。
关键时候，汪精卫使出了自以为是杀手锏的招数，向影佐祯昭提出结束和平运动，他本人避居上海租界的私宅。这家伙想以进为退，威胁日本人。
影佐祯昭是老狐狸，当着汪精卫的面掉了几点眼泪，说了几句同情汪精卫、批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是对《重光堂密约》的倒退之类的鬼话，并表示返回日本向陆相汇报。
小日本哪里会照顾汪精卫的情绪？影佐祯昭通知汪精卫的是必须按照《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则签约。只不过日本人现在需要汪精卫这条狗，答应和汪精卫在协议书上签一个《绝密谅解事项》，加进一些汪精卫提出的无关大局的要求。其中，日军答应不向汪政府派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军事顾问。另一条就是日本把在驻军分为防共驻军和治安驻军两大类，防共驻军驻扎正太路以北地区和胶济路沿线。治安驻军另行协定。其它地区驻军在恢复和平两年后撤走。
什么时间算是恢复和平？汪精卫没提、日本人没说。
汪精卫就是以这样的条件、打着反共救国的名义把中国给卖了。不过，汪精卫自己也说了，中国不是他能够卖得了的，他所能出卖的就是他自己。
梅思平闹的臭名远扬，日、汪秘密协定刚刚签订，身为汪精卫对日谈判的委员高宗武、陶希圣又演绎出了“高陶事件”。
高宗武这人啊，自负聪明，一心要施展外交才华创造奇迹，想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日本人停止侵华战争。他也不想想，那能行么？因此，当蒋介石看透日本人意图命令他停止与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他转而投向了汪精卫，背着蒋介石和日本人谈判。最后干脆跟着汪精卫跑了。
陶希圣严格意义上讲是个教书先生，由于和汪精卫相交日久，成了莫逆，也被世人视为汪派文人。后来就跟着汪精卫逃离重庆，成了汪精卫的骨干。
这两个人天性未泯。
高宗武代表汪精卫前往日本谈判时遇到了避居长崎的民国名人黄溯初，黄是高宗武父亲的挚友，视高宗武如子侄，高宗武对他非常敬重。结果，黄溯初正色警告高宗武“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
现在，谈判来谈判去，最后竟然谈出了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高宗武总算是明白自己干了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惜，无论他怎么劝汪精卫不要在协定上签字，汪精卫都置之不理。于是，高宗武决心回头是岸了。用高宗武的话说，就是比如饮酒，发现是毒酒，他喝了一半不喝了，而汪精卫非要把整满杯毒酒喝完不可。
高宗武决心反正，黄溯初也随后赶到上海救他。考虑到高宗武想离开上海的困难很大，黄溯初找到中央银行常务理事、青帮大亨杜月笙和浙江财阀在上海的高级代表徐寄庼，请求帮助。
徐寄庼是金融界的传奇人士，脑袋灵光，一听就知道这事必须得请杜月笙帮忙。于是，徐寄庼写了个“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的字条，找到杜月笙的驻沪代表徐采丞，要他立即转达远在香港的杜老板。
杜月笙接到字条马上就飞往桂林，面见正在桂林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蒋介石大喜，只是杜月笙秘密营救高宗武。
杜月笙返回香港后，黄溯初赶往香港去见他，把日汪密约要点说了个一清二楚。杜月笙又带着黄溯初乘飞机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详细报告。蒋介石对黄溯初慰勉有加。
这下，高宗武得到了军统驻上海人员和杜月笙在上海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