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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阮荣把青带到收容所后面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是他私人的住所，与收容所相距几百米。他把青关进了他秘密设立在那里的“蛇窟”，即一间爬满数百条蛇的屋子，进门处用一张从上到下的铁丝网拦住，可以观察到蛇的活动。青被推进“蛇窟”之后，立即遭到了蛇的袭击，身上和脸上许多处被蛇咬中。她望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群，凄厉地惨叫着，而荣恶毒地站在铁丝网外观看，直到青在惊恐和蛇噬咬中昏迷过去才把她拖出来。
青并不是被关进那个“蛇窟”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悲惨的受害者，因为那个屋子里都是一些无毒蛇，专门用来残害和恐吓违反规定的反抗者；而在另一间屋子里，阮荣曾把她带去观看处死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村民，则全部用的是各种凶恶的剧毒蛇。青看到那女村民被剥光衣服扔进笼里，毒蛇争相进那个女村民的身体，外面的毒蛇缠绕住她的四肢噬咬她的皮肤，几分钟之内她就中每抽搐着死去了。
尽管青一再进行了“悔罪”，哀求他将她放出，荣还是把她关了近三个月，而且每隔一至两天他都要把青扔到“蛇窟”进行折磨。
八名越战混血儿住进了医院。他们身上都带有轻重不同各种创伤，其中有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子的腿里还扎着一根长钉，他说那是阮荣对他踢石子的惩罚。
报道以夺人眼球的大标题刊登出来，并配上了血淋淋的照片，立刻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起初，越共政府把八名越战混血儿在永隆收容所遭遇的报道斥责为“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而后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它忽然对此闭口不谈，尤其是美国记者当众出具了几名混血儿伤势诊断书和他们的控诉之时，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居然装聋作哑，无赖地说：“那即使是事实，也绝不是在永隆收容所造成的。”
然而，越共政府这一有损形象的谎言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更显得日益尴尬。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脱北者的讲述，一个专制、暴戾的政权的形象在世人面前清晰起来。
第400章 还有谁是敌人
军事和政治从来都是分不开的两种手段，就算再无耻的侵略也会找个政治上的借口加以粉饰。苏联的统治黑幕没被揭开之前，有多少人相信那里闹过大饥荒，有多少人相信几百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虽然南洋联邦曾称北越是世界上最为暴戾的政权之一，但信服度并不大。
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有意的推波助澜之下真的陷入了世界舆论的口诛笔伐之中。军事上的失利，轰炸的损失，本身经济的恶化，民众的厌战求平和，长期以来越南王国、泰国等广播电台的不断宣传，终于使北越不得不降低调子，向着求和道路迈去。
北越人失算了，他们没有想到，勃烈日涅夫同尼克松一样需要使自己的名字和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行动越是逼近美苏最高级会谈，就愈使苏联对打击北越的军事行动作出最小的反应。而北京和莫斯科互存戒心，各自考虑在对美关系中所下的赌注，也小心翼翼地与他们的北越盟友保持一段距离。
此次空前的大轰炸的最终目的是迫使北越人坐在谈判桌前，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制定出了从老挝的撤军计划，现在谈判比以后谈判要有利。随着美军在老挝人数的缩减，美国人将失去手中同河内打交道的筹码。
美国派出了基辛格，南洋联邦派出了国家安全顾问陈冲会，与北越的黎德寿在巴黎展开谈判。谈判是无情的，与当时的神话截然相反，北越以前一直将自己伪装成被人误解的可怜的改良派，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是死硬的派进派。威吓周围邻国，不惜使用武力来攫取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的殖民遗产，包括那个不切实际的印支联邦美梦。
这就使得北越人一旦认为自己拥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地位，就会变得更强硬，死多少人，损失多少财产，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数字，在中苏的援助下，他们早晚会恢复过来。但一旦在战场上陷于困境，特别是意识到要放弃传统优势游击战术，而被迫与南洋联邦和美国，以及他们支持下的国家进行正规战争时，他们就会变得软下去。
欺软怕硬是北越人的本性，狂妄自大被打掉便剩下了害怕和恐惧。对此，南洋联邦也只是乘美国人之便，付出了些许的代价，便达到了震慑北越的战略目的。对他们来说，任何谈判的协议都不会是长久不变的，最后取决于地区稳定的还是国力和军力的强大，以及坚定捍卫这种稳定的决心。
强大才有和平；坚定才有和平；让对手清楚地知道你的战略底线和你捍卫这种底线的意志和实力，才有和平。战争的规律是，不惜一战才能制止战争；准备一战才能避免战争。战，方能无战。这到底还是一个以实力说话的世界。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而一个国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拥有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提高国家动员实力资源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这是南洋联邦一直以来奉行的对外宗旨。
而南洋联邦的敌人却在减少或者衰弱。印度，战争创伤未愈，饥荒又于七二年席卷而来，英迪拉甘地既要谈判解决克什米尔和几万名印度战俘的问题，又要寻求国际援助以使饥荒不蔓延。而且，她还时刻担心自己下台后会因为实行紧急状态而遭到政治起诉，可以说，内政外交都使英迪拉甘地处于困境之中举步维艰；北越，遭到了联军的沉重打击，不仅弱小的海军损失殆尽，而且几年来的建设成果基本上毁于一旦，国际名声也一落千丈。
特别要说说日本，琉球独立是对他们最大的心理打击，国内政坛由此而陷于混乱，而美元的贬值，再加上亚共体各国的贸易壁垒依旧制约着日本经济的继续增长，外交的突破已成为了日本经济继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面对着国力军力日益强大而又把持着日本输入原料输出产品重要通道的南洋联邦，日本人是打也打不过，翻脸也翻不起。尽管国内反对南洋联邦的呼声很高，但作为政治上层的日本人物，都开始明白，在美国实施附加税之后，与南洋联邦实现关系正常化，消除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敌意才是大势所趋。
进入七十年代，影响日本发展的内外因素已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发展，美国终于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反对孤立中国的政策，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冲击，迫使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必须在对华政策上作出新的选择。另一方面，一九五五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发展局面即将结束，公害、物价、交通、住宅、城乡问题的普遍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刚刚成立的田中内阁，正处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十字路口。
田中角荣以积极态度迎接了时代的挑战，他在内阁成立的当天就发表谈话说，新政府“在内政方面，将灵活运用现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谋求国土的划时期性利用，为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果断推行以长期性展望为基础措施，充实国民的福利。在外交方面，将继续加深与亚共体各国的交往和沟通，并促使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在激荡的世界形势中，强力推进和平外交。”
南洋联邦官方对田中角荣的讲话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反应，只是在个别民间媒体上刊登了不痛不痒的评论。而另一个相关国家——中国，则立即表示了欢迎。两国的复交工作开始走上了日时议程。
不要光听日本人怎么说的，南洋联邦注重的是实际，注重的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注重的是日本战后的反省行动，注重的是自己国家目前的和长远的利益。
第401章 等待已久的危机
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着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各地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战后一片废墟的情况下，建设家园，并养活岛上的人民。
现在可以有写这本书的素材了，一九七四年，南洋联邦人口突破六千万大关，国民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四，在美苏德之后，超过了英法两国。在人们普遍赞叹南洋联邦的经济奇迹之时，南洋联邦的缔造者黄历自然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研究他的着作开始不断出现。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南洋联邦的经济奇迹是后发展效应，而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远存在，南洋联邦以后的道路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后发展效应，是指后发展的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往往表现出很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而不必自己从头摸索。伴随技术引进，过去国内没有的新兴产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产业结构同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大量劳动力由农业、传统工业等低附加值部门转向高附加值部门。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又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反过来又推动了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了经济整体的迅速发展。
可以看出，历史上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经济腾飞，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后发展效应的体现。
但是，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远存在。随着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不断缩小，可供模仿的成熟技术也相对减少，新的产业部门难以象以前那样迅速地出现和建立，需求方面的新陈代谢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快。于是，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便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需求不足、设备过剩、资金过剩等现象。而引起的后果往往是长期的经济低迷。
但依旧沿着黄历设计好的道路在前进的南洋联邦会重蹈覆辙吗？世人在拭目以待，但南洋联邦的领导层却对此充满了信心。限于南洋联邦的人口问题，南洋联邦只实行了十五年左右的固有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机遇下，在巧妙的争取美援后，为自己积累了财富，也招揽培训了第一代国家的科技人才。
从六十年代开始，南洋联邦便逐步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发展高科技，拓展其尖端领域的竞争力。同时，利用先发优势，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嫁到其他周边落后的国家。
时至今日，南洋联邦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已经从追赶型经济阶段过渡到自主开拓型经济。由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严厉监管，以及对金融衍生品的严格限制，也由于南洋联邦政府专门引导海外投资的机构的高效率，更由于南洋联邦国势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南洋联邦对外投资额始终保持着年均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率。
作为沉重的历史结训，日本是一面好镜子，正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追赶时代已经，以追赶为目标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以及经营思想等，正面临着深刻的调整。才会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思想和发展模式，没有注意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大量的过剩资本没有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而是流向房地产和股市，制造出泡沫经济。由此带来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如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股市疲软，投资信心不足，消费低迷，巨额财政赤字等严重问题。
三十多年的苦心筹划，三十多年的经营发展，终于在一九七四年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