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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在中美全面对抗时代，中国的资本比不上美国。
说得直接一点，国防建设与军事投入都要动用社会资源，而且国防建设属于“只投入不产出”的纯消耗类建设，只能由可用社会资源承担。在总量不如美国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防建设速度肯定比不上美国。
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中日全面战争，很有可能成为压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耗光了积累的财富，那么在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遇到巨**烦。对美国来说，需要的也就二十到三十年。只要在经济上超过中国，美国就有足够的信心在对抗中击败中国。
这一幕，在历史上出现过。
二十世纪七零年代，美国受越南战争拖累，加上第三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美国经济进入冰河期，而前苏联则在此期间发展壮大，工业生产规模一度接近美国，结果却在八零年代出兵阿富汗，八年战争耗光了全部社会财富，直接导致改革派在八零年代末上台，最终导致前苏联解体。
也许，中国不会解体，但是肯定会丧失挑战美国的能力。
到时候，中国将不得不接受由美国牵头重新划分的国际秩序，接受由美国领导全球局势的既成事实。
对中国来说，这是更加糟糕的结果。
要知道，如果不能制订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中国就无法解决国内问题，迟早会因为内部动荡沦落为三流国家。
当然，美国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不管战争结果如何，即便中国战败了，日本也会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威胁。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与日本都要首先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不可能挑战美国，也就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
事实上，任何一种结果，对美国都有好处。
比如日本战败了，美国可以通过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获得难以估量的好处。当初中国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就获得了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日本的人口是朝鲜的六倍，国民素质比朝鲜高得多，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美国至少能确保在未来二十年之内，有一个足够坚固的经济增长点。
说白了，在战争爆发前，美国就已稳操胜券。
看清楚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美国为什么要推波助澜了。
换个角度看，同样不难明白，为什么易援朝等人坚决反对向日本开战，而是坚持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纷争。
问题是，易援朝只看到了一面，没有看到另外一面。
中日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地步，坚持和平主张，等于搁置现有问题，让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毫无疑问，中国肯定拖不起，因为中国需要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拖下去，结果将更加悲惨。
正是有了这个认识，从傅秀波到黎平寇，都奉行强硬外交。
只是，黎平寇面对的局势，要比傅秀波当年严峻得多。
所幸的是，黎平寇手里的资源也要比傅秀波多得多。
当初，在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傅秀波犹豫了一个星期，几乎是一夜白头，对军事斗争没有半点把握。
不是傅秀波不相信军队，而是中国军人没有自信。
现在，黎平寇基本上不用操心军事问题。
打赢日本没有任何悬念，对黎平寇来说，关键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以及能否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显然，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在这个政治决策中，军事手段只能作为参考。
毫无疑问，全面的、完善的、具有可行性的战争计划是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这个重任，落到了牧浩洋肩上。
腾耀辉完全兑现了承诺，不但没有干预牧浩洋的战争准备工作，还在年初提出，由牧浩洋全权负责对日作战。
与当年的陆风烈一样，腾耀辉只负责后方工作，充当牧浩洋的“后勤总管”。
得益于此，牧浩洋在二零三三年七月份，也就是黎平寇出任国家元首后，就开始制订战争计划。只是在二零三四年六月底之前的一年间，因为装备建设工作没有完全落实，所以仅限于战略层面。
随着装备建设逐步到位，进度在预期之中，牧浩洋才开始制订详细的战役计划。
对牧浩洋来说，这算得上是轻车熟路了。
十月份，在黎平寇做出了战争决策之后，牧浩洋开始落实各项战役计划。
经过两个月努力，十二月中旬，牧浩洋先向腾耀辉提交了完整的战争计划，然后由腾耀辉提交给黎平寇。
这么做，主要是尊重腾耀辉。
以当时的情况，牧浩洋完全可以直接把战争计划交给黎平寇。
只是，黎平寇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或者说开战的政治时机还没成熟，因此牧浩洋制订的战争计划还欠缺最后一个必要条件。
第五十六章 窗户纸
第五十六章 窗户纸
二零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对日第五次核查结束。
当天下午，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团中国首席代表就向媒体宣称，第五次核查依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即中方提出对可疑设施进行突击检查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连核查常态化都被否决，中国将对此采取必要措施。
这下，事态严重了。
在九月份的第四次核查结束之后，中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外长杜小蕾就表示，如果第五次核查仍然无法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将针对日本的秘密核武器计划，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当时，就有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很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中国官员再次发出威胁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即将采取实质性行动。
两天后，在日本谈判代表团单方面退出之后，中日东海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谈判工作宣告破裂。
可以说，这是日本当局在战争爆发前，采取的最不明智的行动。
虽然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退出资源谈判，主要想借此向中国施压，或者转移中国的注意力，把核查问题化小，但是日本过高的估计了东海油气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也就高估了此举的意义。
必须承认，这是日本在外交战场上的一大败笔，或者说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大胜利。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关注中日关系的人都认为，中国急需东海油气资源，因此不会跟日本翻脸。
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就是，中国在资源谈判上表现得非常理智。
当时，中国甚至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比如按照日本的提议，以双边在中性海域周边的实际控制区域面积来划分油气资源。这就意味着，日本至少能获得百分之四十五，而中国只能获得百分之五十五。在此之前，中国的底线是三七开。也就是说，仅此一点，中国就让出了百分之十五的资源。根据中性海域已经勘明的油气资源计算，百分之十五份额的经济价值在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如果算上未勘明，但是理论计算存在的油气资源的话，经济价值在三千亿美元以上。
也许，这些油气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不大，但是战略价值非常突出。
以中日两国的油气消费来看，价值三千亿美元的石油与天然气，至少能弥补中国在未来十年内的消费增长量、或者是日本在未来十八年内的消费增长量，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总规模在五万亿美元左右。
正是如此，才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非常重视东海的油气资源。
事实上，这些人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零三四年七月底，第一座商用聚变核电站在江西的赣州开工，第一期工程预计在二零三五年底竣工，装机容量为五千五百万千瓦，年发电量高达四千亿度，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二零三三年的电力缺口大约为三千四百亿度。也就是说，该电站建成之后，将彻底解决长三角地区的电力供应问题。与之配套进行的，还有从赣州经南京到上海，途经苏州等工业城市的二千千伏超高压骨干电网，一百千伏支线电网则将通往杭州、宁波、温州等工业区，整个工程也将在二零三五年底竣工。
有此可见，中国即将进入聚变能源时代。
虽然中国不可能一步跨入聚变能源时代，但是石油的战略地位已经大大降低。
比如，二零三四年底，黄瀚林签署了“国务院第十四号令”，对国家能源战略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划，将在二零三五年审议十八个聚变核电站项目，在二零四零年之前建成八座总装机容量在五千万千瓦以上的聚变核电站，争取在二零四五年，使聚变电能占到全国电力消耗的百分之二十五。作为配套项目，在二零四零年之前将建成四横八纵，共十二条两千千伏级超高压骨干输电线，在二零四五年之前建成十六条五千千伏超高压输电线，形成覆盖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超高压输电网。
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最快到二零五零年，聚变核能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能源。
如果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投资，到二零五零年，聚变核能就将超过全国电力消耗的百分之六十五。
事实上，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在解决了电力供应的问题之后，还需要解决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模式，用电动设备取代化石能源设备。比如，大力推广电动汽车，鼓励民营企业加大对电能储备技术的科研投入。
当然，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中国正在设法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物能源的高度依赖性，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
既然如此，东海油气资源又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
也许在十到二十年之内，电动设备不可能完全取代化石能源设备，比如不可能完全取代内燃机与涡轮发动机，但是中国本身就有足够多的化石能源储备，至少能够确保在战争时期的能源供应。
可以说，在能源问题上，中国表现得非常自信。
比如在二零三四年底，黄瀚林在签署了“国务院第十四号令”之后，又通过水利部公布了一项政策，即从二零四零年开始，中国将逐步减少水电供应，争取在二零五五年之前拆除包括三峡大坝在内的所有水电站。到二零五六年，只保留以农业灌溉为主、以及具有文物价值的水利设施。
表面上，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步骤。
对于人年均国民产值已经接近三万美元，初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来说，保护环境成为比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事情。事实上，这也是绝大部分国民的要求，也是众多民营企业的生存基础。
看得更深一些，这也是中国在能源领域高度自信的直接表现。
要知道，水电在中国能源中占的比重在百分之十以上，而且前期投资非常巨大，很多水电站都处于最佳状态。拿三峡大坝来说，即便到二零五五年，也只有不到五十年的历史，而其设计寿命在一百年以上。
不管怎么说，日本这次打错了牌。
十二月二十二日，黎平寇离开北京，三天后才返回元首府。
虽然没有对外宣布，但是知情人都清楚，黎平寇肯定去见了傅秀波，为对日战争的事情做最后决策。
当天，牧浩洋接到了黄峙博的电话，随即赶了过去。
“听说，你已经提交了战争计划？”
“这是副本。”牧浩洋早有准备，知道黄峙博会找他，因此带上了计划书。“只规划到战役层面上，战术上的细节部分由参谋部制订。只是元首还没做出决定，成立前线指挥部的事情也没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