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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以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后期的“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的一种难改痼疾。白崇禧曾经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可是守则气馁，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得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疑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得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于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五人，重伤三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五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第18章 蜀中三将（1）
在第10军登陆金山卫后，日本统帅部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以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按照其原有计划，是“在上海打，在南京谈”，但无论松井石根还是柳川平助，作战区域都已大大超出上海及其近郊范围。
柳川平助，毕业于陆大24期“军刀组”，与土肥原、香月清司、谷寿夫是陆大同一期。
他最擅长的其实不是步兵，而是骑兵，由于一直指挥骑兵作战，所以对长途奔袭这一套特别来电。不过柳川的命不好，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却因为卷入帮派争夺而曾遭遇厄运。
当年日本陆军内部有两大对立派别，一为皇道派，一为统制派，两派经常争得你死我活。柳川和松井都属于皇道派，或被认为是皇道派，结果统制派得势后，就双双得到了被中途扫地出门，编入预备役的下场。
靠边站的日子不好过啊，柳川在以泪洗面的同时，天天幻想着有出头的一天。
淞沪会战打响，前线高级将领稀缺，柳川被重召上阵，他一蹦老高，杀人立功的心情比松井都来得迫切。
松井从太湖北岸进行正面追击，奔袭专家柳川就沿太湖南岸进行迂回绕击，中国军队撤退时的极度混乱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第10军造成的。
在太湖北岸，尚有“东方马其诺”可以据守，太湖南岸则几乎无险可守，只有不惜代价地派援兵进行堵击。
11月11日，陈诚紧急调用百余辆卡车，将第二批广西桂军——第7军送至太湖南岸的吴兴战场。
第7军有“钢军”之称，他们以伤亡一半的代价，顽强阻击作为第10军主力的熊本师团，并坚持到11月24日，才因伤亡过重而不得不撤出吴兴，转而以川军接替。
如果说桂军第7军算一流选手，在陈诚走马换将之后，柳川也将熊本师团暂时撤下休整补充，以应付后面的更重要战事，替换上来的同样是二流选手——第18师团。
第18师团是新编师团，若论战斗力和凶悍程度，远不及熊本师团，可说句实在话，川军跟桂军也不在一个档次——哪怕是川军中的佼佼者。
与第18师团对阵的川军是唐式遵集团军。
刘湘出川抗战的两大集团军，北上参加娘子关战役的是邓锡侯，东调救急的则为唐式遵。
唐式遵是刘湘的嫡系，虽然所属人马也是单衣草鞋，但比之于邓锡侯部，不管武器装备还是实际战斗力，都要强上很多。
随着陈诚颁下军令，郭勋祺、刘兆藜双双杀出。
在川将之中，郭勋祺最为耀目，有川中第一名将之誉，成名之作为内战时期的土城战役。
那还是长征时期，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再次执掌军权，第一件事就是想在土城打一场漂亮仗，以重振久败之后的红军士气。但是这一仗没能旗开得胜，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了郭勋祺这个猛张飞。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主力尽出，却仍被郭勋祺突破阵地，直逼军委指挥部前沿。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我们的主席把干部团都拿出来拼，指挥部几乎不保。
是役，红军伤亡多达3000之众，而郭勋祺作战之猛，也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川军战力低下的印象。
在前往吴兴的路上，郭勋祺一直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出川以来的首仗给打好，他开始对陆续向南京转移的后撤部队感起了兴趣。
当然，这个兴趣点是有聚焦的，焦点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炮兵团。
川军一门重炮都没有，想想看，要是咱手里也有大炮，该是怎样一种情形。
一打听，炮团的团长是四川人，跟郭勋祺手下的一个旅参谋长不仅是同乡同族，还是黄埔的同期同学，两人关系铁得很。
听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郭勋祺赶紧拉炮团团长吃饭（自然只能是便餐了），并让这个旅参谋长在一旁猛敲边鼓，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留下来帮忙。
但是人家听后直摇头：我这个炮团奉令退保南京，军令如山，如果因留下耽误了布防时间，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眼见对方起身要走，郭勋祺又歪嘴又挤眼，刘兆藜带着他的一干旅长们及时冒了出来，这些人里面，有的还跟炮团营长是结拜兄弟。见面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兄弟这就要有难了，你能见死不救，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吗？
炮团营长坐着不动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团长。
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这么多人情扑上来，团长也招架不住了。
川人最重乡情，一跺脚，也罢，就让营长留下吧。
这里说的留下，可不是一直留下，那是要违反军纪的，只能留四天。至于为什么耽搁了四天，可以对上面解释为该营是后卫，反正只要炮团有人先到南京去报到就可以了。
经过联袂围攻，终于有一个炮营可以留下来了，大家喜不自胜，可是接下来却差点吵起了架。
那就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刘兆藜说，要不是我拿兄弟感情去争取，事情差点就黄了，所以这个炮营应该归我。
刘兆藜一脸憧憬状，那样子，仿佛炮营的大炮已经在他的阵地上一字排开，咣咣地将日军炸飞了。
然而在郭勋祺看来，这场戏，他才是总导演，刘兆藜充其量不过是他请来的一个“托”，怎么到头来，好事还全归了“托”。
不行不行，你看看我的防守阵地，南面要防，东面要守，既要注意正面，又要留心湖上，能缺了炮兵吗，这个炮营还是归我比较妥当。
争来争去，刘兆藜始终不肯相让，哪怕三七开也不行，最后双方按五五分才得以成交，也就是把炮营拆开来，一边配两个炮连。
郭勋祺防守的阵地靠于太湖岸边，此地称为夹浦。
我曾经去过夹浦，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浙江人很会做生意，愣是把当地改造成了一个度假村，以至于每户人家几乎都成了一个小型的饭店兼旅馆。
在那么多漂亮的小洋楼中间，独有一间土屋，仍是泥墙青瓦，炊烟袅袅升起，一位老妪在门前搬凳闲坐。
这样的土屋，当年一定随处可见。
善良的人们本不奢望太多，只求可以宁静地生活下去即可，但战争无情地打断了这一切。
夹浦之战异常激烈，第18师团的步兵主要汇集于这一路。
在步兵推进的同时，日军大炮进行掩护，炮弹呼呼地从头顶掠过，但郭勋祺一再不让机枪和大炮开火，仅用手步枪御敌。
最有力的武器，必须到最有把握、最有效的时候才能使用。在此之前，就得熬着。
郭勋祺是名将，他的部队里也不乏牛人，比如一个连长，他的脑袋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给打中了，子弹从耳边进去，脸上穿出，这位兄弟竟然还能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而且言语自若，跟常人无异。
随着作战过程的不断推进，郭勋祺在估算距离。
等第18师团到达守军阵地千米以内后，他下令轻重机枪齐射，以打乱其前锋阵脚。
见日军队伍开始出现松动，郭勋祺才要求炮兵连开火，并按1500米的距离进行连续轰击。
前后两个火力覆盖面一出，日军的攻击阵容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太湖方向也出现了险情。
除第18师团外，柳川又另外组织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为基干的混合支队，驾着汽艇和小木船，准备从东面横渡太湖，以便对川军形成夹击之势。
如果事先没有考虑，沿岸守卫部队本能的反应就是朝船上的人瞄准。郭勋祺说你们不要急着打，让他过来，靠近岸边再打，而且不要零零散散地打，得用排子枪。
注意，不要打人，得打船！
船目标大，比人好打，一旦洞穿，进水即沉。
指挥当兵的打仗，就得这么细致，别光来口号那些虚的，这一点，也很能看出郭勋祺身上的名将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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