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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在于你失败之后如何抉择。
饶国华带着卫兵赶到广德机场。
这是华东两大机场之一，除了杭州笕桥机场，就是此处，中国空军曾多次从这里出发，与日军进行空战并创造过辉煌。
绝不能让它完好地落入日人之手。
饶国华下令，将机场点火焚烧，予以彻底毁坏。
做完这一切，饶国华来到了城门外。
虽然日军已经迫近眼前，但他丝毫不感到害怕。人活世上，不过聚散而已，只是出川时的心愿未了，漫长的冬天却已将来临。
背后就是鼓角楼，是素重气节为人师表的曾巩，是怒发冲冠仰头长啸的岳飞，对不起，我给你们蒙羞了。
饶国华最后看了看这座即将陷入苦难的城池，他没有流泪。
春天不会远了，黑夜也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他盘腿坐下，忽然朝日军即将进入的方向怒目而视，并奋力大呼：德国威廉二世曾那么强大，一战后仍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看着吧，将来一定会自食其果！
随着一声枪响，将军随即倒下，手里握着自杀用的手枪。
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城陷，将必同亡。
第20章 风过耳（1）
在太湖北岸，陈诚率部边打边退。
他在撤到苏州后，本可依托吴福线布防，但是日军的又一次突然迂回，使这一意图化为泡影。
11月13日，京都第16师团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
白茆口离福山港非常之近，而京都师团的用兵方向也十分明显，就是冲着其侧背而去的。
11月16日，福山失守，陈诚连停顿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得继续撤往江阴。
他还有最后一道国防线可守——锡澄线（无锡至江阴）。
可是这时人心已渐渐难以收拢，所以依托锡澄线固守的计划只能再次落空。
后来对于国防线未起到作用，一般都归咎于其本身的问题，议论最多的就是无人守备以及找不到工事钥匙。
其实原先这里都有守备部队。
可是由于淞沪战场的需要，他们也像上海两侧的警戒兵团一样，早早就被作为补充兵员，全给吸纳到主战场上去了。比如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其组成就是原来两道国防线上的地方保安团。
这些守备部队被调走后，国防线工事的钥匙就临时交给了当地的保长。然而保长不是军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没受过军训，听到前线风声鹤唳，那是非赶紧逃命不可的。
结果部队撤到这里后找不到保长，拿不到钥匙。
不过这些实际上也并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钥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锁也不是金刚所铸，事实上，陈诚嫡系的部分中央军，就选择了直接撬门而入，只不过因为对这些工事不熟悉，运用起来较为困难一些，但毕竟也紧紧巴巴地守了那么几天。
大多数部队在通过时，却是连停下来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一路夺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来了，也说找不到钥匙，所以没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黄仁宇就此分析说，这可能是一些部队急于溃退才找出来的借口。
一个“钥匙问题”，多少反映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过于庞杂，很多地方军在上阵作战时可以勇不可当，但退却时缺乏严格的作战纪律。
不管怎样，两条国防线毕竟都没能起到预期效果，当年苦心打造的“东方马其诺”竟多半已成摆设。
其实，军事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术和人力与之相匹配，再坚固的堡垒都作用有限。
不要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建造水平很低的“东方马其诺”了，就算真正的马其诺又怎么样。三年以后，德军直接绕过这道防线发动攻击，法军因此土崩瓦解，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国防线从此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
11月26日，陈诚放弃锡澄线，退至南京城下。
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陈诚，垂询防守南京之策。
陈诚第一句话就是问：是不是需要我来守南京城？
蒋介石明确回答：不是，我已另有人选。
陈诚说，如果你要我守南京，我遵命，但如果不要我守，我有意见，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死守南京！
在下以为，日军在战术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失败，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所以我们应该赶紧撤往皖南，南京只能作为前卫阵地。
蒋介石仍犹豫不决，他命令何应钦、白崇禧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进行集体商讨，看究竟怎么办。
中国统帅部一连会商六次，结论都是南京孤立，又没有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乃非战之地。
蒋介石同意了会商结果，他命令陈诚赶紧去皖南进行布置，并将主力逐步撤至浙皖赣。
在上海陷落之后，“九国公约”也没戏了。
这次国际会议表面上是宣告暂停，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儿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他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就在这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调停。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备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溜，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湮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下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儿。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