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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邓龙光冲杀的参谋长曾有龙精虎猛之誉，杀到这里，也已精疲力竭，心胆俱寒，甚至连牙齿打战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百人不到，如何还能冲得过去，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都主张再等一等，等后面的部队上来再突。
这个时候大家都看着军长。
邓龙光与薛岳同为保定六期生，当然也是懂点战略战术的。
前面这么猛力撞击，虽然还没撞开，但肯定有所松动，也许只差一步，门就开了。
不能等，万一后面部队没等来，日军大部队倒来了，岂不惨兮。
所以还得继续“几大”。
邓龙光调集火力最强的特务连向日军阵地发动急袭，但这只是一个虚招，其他人在特务连的掩护下，利用地形逐次跃进。
之前的正面猛冲，已使日军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下一轮进攻又必如此，所以邓龙光的声东击西之术终于收到奇效，大家冲过了封锁线。
冲过封锁线，特务连已去一半，举头前望，却仍是路程漫漫，黑夜茫茫。
如果再碰到日军，可以肯定是既打不了，也冲不过。
眼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的快到了绝望时刻，然而邓龙光渐渐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糟。
咱们的人怕“萝卜头”阻击，其实“萝卜头”也怕你们乘夜袭击，因此在封锁线之后，只要有宿营的地方，一定会点起篝火。
这就好办了，想不踩到鬼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绕过篝火就行。
再往前面走，听到了一句无比熟悉的声音：丢那妈，萝卜头！
冲锋时，它激励士气，相逢时，它令人落泪。
原来是另一股失散的粤军，邓龙光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身后，此时只有十来个人了。
另一个粤军军长叶肇的遭遇则更为离奇。
与邓龙光一样，他也是保定六期生，可是他比邓龙光还要惨，后者直到山穷水尽时身边还有百来个兵，他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成了一个连卫士都没有的光杆司令，什么战略战术，骑马打仗，统统失效。
无奈之下，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只好化装成难民，一路奔逃，可是在鬼子眼里，并无难民和军人的区别，被他们看到，一律不放过。
叶肇无法，只得躲进山里。由于随身未带食物，他们饿到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冒险下山。
路旁，有一堆地瓜皮。
不是地瓜，只是剥下的皮。倘在平日，谁也不会正眼去看，但这时叶肇却激动万分，如获至宝。
两人立即蹲下身去，抢着把地瓜皮送进自己嘴里。吃完一抹嘴，发现还剩了点，又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以便作为下一次的口粮。
在周星驰版的《武状元苏乞儿》中，由贵族沦为乞丐的苏乞儿父子会一起争抢狗食，甚至为从破碗中捡到一根肉丝而击掌相庆。假如叶肇能穿越时空，提前看到这个镜头，没准会认为是在演自己。
昨天，他们还是威风八面的将军，转眼间却连小兵都不如了。
活下去，成了唯一的信念。
吃完地瓜皮，不料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兵。
这队日本兵是辎重兵，缺人挑担，便将二人抓去做了挑夫。
参谋长先挑，走了六七里地后，他装成脚疼（也可能是真的很疼），实在走不了，就停了下来。日本兵见状，上去就是狠狠几脚，他便索性躺在地上“死”了过去。
参加京沪作战的日军，以冲在前面的熊本师团、京都师团等野战部队最为野蛮，自登陆后，到了无房不烧，无人不杀的程度，这一度让后续及辎重部队叫苦不迭，因为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成问题，都杀了烧了，别说就地抢粮，连替他们挑担的人都没有了。
假如叶肇两人遇到的是日军战斗兵，就不是踢几脚的问题，而是至少会给一枪或者一刀，那“装死”的参谋长就惨了。
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儿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1000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流落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日军自占领南京后，为报复淞沪战役伤亡接近十万人的损失，开始成批杀害被俘人员和南京市民，这一中世纪式的屠城前后长达六周之久。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被杀害人数约35万。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撼。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300年前清军对扬州的那次屠城才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南京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感到了巨大震惊。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第二年被迫将松井石根及部下将佐80余人从中国召回。
第25章 突围（2）
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直接责任者分别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究。除原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外，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在屠城中欠下血债最多的是熊本第6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十里秦淮，万千冤魂，终能得一告慰矣。
然而有些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诟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看法。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唐生智本来极可能会像他所誓言过的那样，与南京同殉。
他没有给自己预留一条过江的船，但是他说过，身边的幕僚可以走，其他人都可以走，因此长官部的参谋长就自己做主，把从江阴要塞撤回的一条船要了过来，而正是这条船，成了长官部上下三四百人的诺亚方舟。
最初大家都上了船，却不见唐生智，听到岸上传来枪声，很多人都主张不要等，赶快开。
参谋长很有良心，他极力劝阻众人，说一定要等唐长官来了船才能开。
一个小时后，唐生智才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江边。上船后，他还希望尽量多载些人走，因此在岸边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其他人纷纷催促，才不得不下令开船。
过江后，没想到北岸真的出现了日军，只得继续亡命，前往扬州去投奔顾祝同。
此时唐生智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都需有人搀扶。随从副官在路边找到一辆板车，可是车上到处都是牛粪。
唐生智身为上将，虽落魄如斯，但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的，哪里肯坐，只得继续由卫士们搀扶着走。
走了几里，实在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可坐？
副官回答：有。
一喜：哪里？
副官说，喏，这辆板车我一直拉着呢，知道您迟早还是要坐。
唐生智悲从中来，不由得长叹一声：想我唐某带兵20年，大小百余战，何曾有过今日之败？
我真是既对不起国人，又对不起自己。
板车很臭，但还是坐吧。
唐生智坐在板车上，一路问左右，长官部的人员有没有全部过江，谁谁谁有没有跟上来，表情异常沉痛。
我到扬州，曾去过梅花岭。
梅花岭者，以史可法衣冠冢而得名。那里现在已经围成了一座小院，本来想进去，但天色已晚，只得作罢。
按照全祖望在《梅花岭记》中的记述，扬州城破之际，史可法本想自杀，但刀被诸将夺下，并为之“所拥而行”。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能够突围，史可法也是不会死的。
无奈扬州已经被四面围困，退到城门口的时候，“大兵如林而至”，清军杀进来了，其他人大多战死，唯史可法被捕。
《梅花岭记》到这一段是最气壮山河的：
围攻扬州的多铎对史可法很客气，称他是先生，劝他投降，但他大骂而死，死之前留下遗言，“当葬梅花岭上”。
事后看来，这多铎充其量也就是个披发左衽的鸟人，他并没有厚葬史先生，梅花岭上只是其部将收集的史可法旧时衣冠而已。
要想你的敌人尊重你，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打疼他，多铎没到疼的地步，所以他不会打心眼里真正尊重你。
史可法千秋盛名，梅花岭上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扬州的浩劫。
据史籍记载，史可法就义前，曾对多铎说，自己即使碎尸万段，亦甘之如饴，唯一的请求是“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然而明末笔记《扬州十日记》表明，清军对扬州的屠城曾是何等残酷，以至于两个多世纪后，它仍然能够吹响汉民族发动反清起义并缔造民国的号角。
在前往扬州的路上，不知唐生智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只欠一死。
假如没有那条船，假如他没能逃出生天，即使不像史可法那样当着日本人的面“大骂而死”，就像万千军民那样死在混战或混乱之中，亦能名垂青史矣。
人生无常，幸与不幸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