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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先威风八面地到阵地视察了一番。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蔡廷锴哼了一声，将通牒拿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我们的迫击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金泽师团战史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接近两万。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然而，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同样是因为腰杆很硬。
重新上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来了预备队。
当时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三万多人。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无论资历，还是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蔡之下，而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第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却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得意之笔。
因为直到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像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掺和到一块儿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能增强防守实力，又可以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两军分工明确，第19路军主守江湾，第5军则主守庙行。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19路军据守的江湾。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他随身的宝贝太多了，全是“要你命三千”的类型，所配属的大炮坦克这些特种部队一应俱全，随便拿一样出来，都够你眼晕半天。
可是令植田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琢磨，竟然给他琢磨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坦克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蔡廷锴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到传说中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第42章 黄埔老师（1）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庙行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江湾，而应该是庙行。
于是植田的对手便由蔡廷锴，转为了第5军军长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他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张治中的戎马生涯是从参加学生军开始的，以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军校教书。实际上他后来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战将，倒不如说是一个老师，一个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捧在自己手心里的好老师。
最初，张治中在桂军军官学校执教，几个月下来，学员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桂系军官素有排外倾向，但在亲眼目睹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也个个称赞不已。
当时蒋介石做着黄埔校长，正为找不到好老师而发愁，听说张治中如此了得，赶紧去广西把他给挖了过来。
张治中进黄埔之后，从总队长做到教育长，可谓平步青云，一度到了发红发紫，别人不嫉妒都不行的地步。
黄埔是一个上课和打仗经常掺在一块儿的学校，所以在教学的间隙，张老师也经常会出来带兵打仗。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纯粹属于临时玩票性质，仗一打完，仍然要回去继续拿他的粉笔和课本。
出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张治中就要先把士兵给安顿好。他自己从不带行军床，只带一件雨衣，到了睡觉时间，情愿跟士兵们挤一块儿，心里才觉得格外踏实。至于吃饭，更是不挑不拣，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这种带兵方式，其实就跟在学校里一样，而他的部队，实际上也大部分都是黄埔学生。
张老师常读圣贤书，自然忧国忧民。看到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他急得不得了。
正好蒋介石重新出山，在迎接时，张治中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愿意亲率第5军征战上海。
蒋介石只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第5军的“两师一总队”里，将官以上十有八九都来自黄埔，让教育长带着他们，犹如在课堂上课，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自然是“很好”。
可是真正的战场，其实是杀人场，那种气氛绝非校园课堂可比。在内战中，张治中所率领的学生军被称为精锐之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其制胜原因，然而怕就怕遇到狠的。
比如跟西北军作战，张治中就很吃亏。西北军最善近战，尤其喜欢用刺刀和手榴弹解决战斗，学生军却最不擅长此道，所以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第5军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其武器装备可称第一，但那也就是在自己家里比，到了淞沪会战，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装备精良”。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金泽师团的机械化优势果然得到充分发挥。一两个小时之内，落于庙行守军阵地的炮弹竟有三四千发之多。
俞济时第88师一侧，战况很快就进入了极其惨烈的阶段，不喜欢白刃格斗的也得主动找机会格斗了。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在部队出征前，他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砍死两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遗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才勉强稳住了防守阵地。
俞济时这边攻不进来，植田又增兵庙行以北，在形成突破后，已渐渐对第5军形成合围之势。
缺口得失非常重要，双方都不断往里加薪添柴，谁也不敢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像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