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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眉头开始锁成一堆。
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急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认为此次事件不容小觑，日本人来者不善，须认真对待。
先前的绥远抗战，不仅使傅作义声名大振，同时也鼓足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之勇气——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过以硬对硬的方式，一样可以吓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义搭档，在绥远击退伪蒙军，为什么不能和宋哲元联袂，在华北挫败“驻屯军”呢？
按照那个所谓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是不能进入河北的，但事情紧急，蒋介石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连调孙连仲等四个师的兵力开入河北保定，并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亲自指挥。
可是宋哲元接到电报后却十分犹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没有要“南蒋北宋”甚至于一统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华北。这里是他的独立王国，谁也别想抢走，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
华北形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更趋紧张，他也渐渐看出来了，但他仍然希望靠29军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日本人。
当然这很难，看看张自忠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说到难，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个被他驱出华北的人，在那个人面前，几乎就没有难字。
若是他还在我身边，华北局面应该不致如此被动吧，我也用不着亲自到前台去“肉搏”。
后悔是肯定会后悔，只是覆水难收。
宋哲元这样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当着面主动给人认错，或者低声下气求人的，你要他现在就发个电报，让萧振瀛回国辅佐，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应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萧振瀛临别时留下的“锦囊”，上面说，一旦有事，要以张自忠为前锋，而以张自忠其时在29军高层中的地位而言，无论是战是和，若是绕过他，都断难执行。
7月11日，宋哲元离开山东。不过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为张自忠在那里。
可事实上，张自忠并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着急的，也并不是如何摆阵御敌，而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身为“政治家”，而那次东京之行，则让他对日军军力产生了很深的畏惧之感，认为29军注定打不过对方，战不如和。
“张政治家”到北平后，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根据协定，宛平守军由保安队代替，步兵旅团则撤回原防，29军只需形式上向日军道个歉，就一切都解决了。
签完协定，张自忠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达天津的宋哲元闻讯之后，也对日本人的承诺信以为真。
这下好了，“七七事变”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第28章 最后关头（1）
可是宋张都没有想到的是，“秦松协定”其实只不过是日方的一个缓兵之计，是为等待后续援兵到来而特地设置的一个幌子。
当然，在这之前，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出兵也有过激烈争论。
华北“驻屯军”毕竟是根据《辛丑条约》长驻华北的部队，如果要继续调其他部队进入华北，那就涉及到日本国策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按照日本特殊的国情，政府的指挥棒是跟着军部转的，而军部里的“强硬派”首领，则非杉山元莫属。
杉山元，毕业于陆大第22期，时任内阁陆相。
据说在陆大时，杉山元曾被其同学称为“傻瓜元”，言其长相老实，一脸傻拉巴唧样，但其实此人性格异常执拗冲动，属于一个十足的好战分子。
杉山元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在军部召开的内部紧急会议上，“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它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日本对“七七事变”的称呼）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三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三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三个月！
不，三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三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就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田中翻船后，他也喝了好几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来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儿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当年由于对阵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不力，关东军实行大改组，石原也被一个巴掌打回凡间，到国内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联队长。
但是只要日本人想继续“九一八”那样的“神话”，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果然几年之后，石原就如同空降一般，被直接调到参谋本部，先是担任作战课课长，接着又升任作战部长，可谓春风得意。
在刚刚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时，石原也曾像杉山元那样激动不已，甚至喜极而泣，但是在抹干眼泪之后，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在侵华这一点上，石原和杉山元其实并无本质不同，也可以说，在整个日本军界，就没有不想打中国主意的，只是具体的策略有异罢了。
如果说杉山元是强硬派老大的话，石原就是稳健派的头。他懂得一句中国的名言，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按照石原的设想，日本的“大谋”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对中国是完全可以“小忍”一下的。
对于官职、军阶、资历甚至年龄都大于自己的前辈杉山元，石原也毫不客气，兜头浇过来一盆冷水：谁说三个师团就能灭“支那”的，这是空想！
那依你之见，需要多少个师团才能完全解决“支那问题”呢？
石原冷笑一声：别说三个，15个师团都不一定有办法！
满座皆惊。
听我道来。
如果听任“七七事变”扩大，战局极有可能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到时就麻烦了，很有可能陷入一个可怕的泥潭。
石原随即扳起手指算起了细账。
我们现在有17个常备师团，经过全国总动员，可以扩大一倍，达到30个，但是其中只有一半，也就是15个师团能部署到“支那”大陆去，再多就不可能了。
另外，国内准备的军需，得动用一半。军费没个50亿（日元）拿不下来。
说三个月就能打垮“支那”，那是扯淡，最乐观的估计，也得用半年时间。就这样，作战地域还只能局限在黄河以北。
因此，我们不能冒跟“支那”全面作战的风险，这个仗打不起。
说到这里，石原提到了一个人——拿破仑。
那个曾经打遍欧洲无敌手的著名人物，诸君知道他第一个失误在哪里吗？
石原老师要给大家授课了，在座的大小将佐只能洗耳恭听。
拿破仑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候，选择攻入西班牙，并让自己的大哥做了国王。他以为，一个欧洲都拿下了，小小的西班牙有什么了不起。结果这却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不仅没有能够征服西班牙，反法同盟还趁势而起，把法军逼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显然，在石原的故事里，那个无敌的拿破仑是日本，而中国无疑就是亚洲的西班牙。
分析完“不能打”，石原开始说“怎么办”。
赶快把包括天津“驻屯军”在内的驻华部队统统撤到关外，也就是伪满境内，然后呢，由首相亲自坐飞机到南京去一趟，跟蒋介石认真地谈一谈，把中日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
如何解决？
石原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并退还除伪满以外日本在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特权，那什么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就连英美老外都不肯轻易松口的“帝国主义利益”，也可以放弃，统统还给中国。
除了一个罐罐，石原舍不得丢，那就是他在赖以成名的“九一八”中捞来的“满洲国”，那是日军备战的基地，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石原说，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要好好地利用这块基地的资源，进行自我消化，扩充军备，发展工业。
等到我们吃成一个胖子，到时先与苏联斗，等斗完苏联，中国是什么，不过是一碟供我们开胃的小菜，一口吞下，易如反掌！
不过在此之前，绝不能贸然发动对华战争。
石原的这个思路已经可以上升到中国古代传统的谋略层次，所谓“不为小利必有大谋”，此君能称得上是日本近现代绝无仅有的战略家，确有一定道理。
长线操作还是短线捞金
一开始，众人都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聆听石原的发言，可是听着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话里话外全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武藤章在陆大只比石原低两届，可是论名气却远远不及对方。都是摇鹅毛扇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不服啊。
终于，他第一个耐不住性子，站起来反驳：阁下的话未免过于危言耸听了吧，有点杞人忧天，自己吓自己。
石原连瞧都没瞧对方一眼。在他眼里，武藤章晓得什么，一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黄口小辈而已。
他朝在座将领扫视了一眼，开始对自己的滔滔雄论作总结了。
吾绝非大话欺人。今日之“支那”非昔日之“支那”，昔日它一盘散沙，军民皆无斗志，而今日之“支那”却已逐步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