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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就同马襄签订了合资协议，协议规定马襄以土地参股占总投资的45％，（我们也适当的让了点步，谁知后来这个让步太大了）我们占55％，这时我们把建立汽车工厂的计划书交给了她，她一看就“晕”过去了，连连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在那片土地上随便搭几个棚子都会有人去办厂的啊！
汽车厂对于一般的厂房要求不严格，只有少数的几个工序是要求很严格，我们在建立这些厂房的时候没有花费多少力气，主要是在海边要修建一个万吨级的散货码头和铺设各种道路，还有汽车实验场地等。在车型设计上我们把原来在国内担任过“帕萨特”设计师的“老山东”请了过来，人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还很有活力，很有创意。那个我们在美国曾经认识的叫戴伟。李的总工在收到我的电话时候竟然高兴的彻夜不眠，第一时间跑来报道，他的那些在美国的整装厂、修理厂都叫他给卖掉了，还带了几个得意的门生来了。
戴伟到了后马上带着几个年轻人把原始设计分解，列出各种采购、加工、组装预案，安排工厂工人培训，清理场地和协助安装流水线。而阿松的女婿阿山则在理论上为公司打基础，由他负责衔接大陆过来的设计师和筹备建立汽车研究所以及车辆试验基地。
汽车发动机我们订购的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产品，其实就是在上海生产的，性能很不错，交货距离又近，最主要的是价格便宜，成本低廉，再说又是国产的，咱要支持民族工业吗。
变速箱我们是进口德国宝马公司的，这家厂的货真他妈的好，也真他妈的贵，可是眼下没有办法，也只能忍让了，后来我们找到欧宝公司算是便宜了一点。至于其他的小零件我们把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各种工厂都联系过来，发单给他们，一时间我们上上下下忙的昏天黑地。
我要求首先生产的车型是排气量不能大于2。0的普通车型，要求对市场的适应是价格便宜，结实耐用，发动机扭力大，整体车速高，加速快捷稳定，最根本的还是要省油。因此，我们的车型除了在发动机选型上，用比较先进的大众5气门的V型以外，还在许多地方使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和预应力钢板，以减轻车身重量，汽车里面的装饰以美观大方实用为原则，尽可能用质量较轻的材料，适当的留出个性化空间给车主自行安排，同时，我们在车型上还考虑到分别照顾东方人的习惯和西方人的习惯，把车长分为AB两款，东方的“A型”车长要比西方的“B型”整体车长15厘米，主要是后坐与前坐的距离加宽了15厘米，在汽车底盘上，“A型”车也要比“B型”车高出6厘米，这是考虑中国路面的状况设计的。
我们把许多小配件分发到香港和内地的各个工厂去加工，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协作加工的机构，不仅是对质量把关，而且要求到加工厂去实地检查和指导，质量不好的坚决取消供货资格。
我们自己的工厂主要是生产外壳、车梁、底盘以及组装喷漆之类的收尾工序。初期，基本上是买来各种零件组装汽车，就算这样，经过我们计算的成本，仍然比在大陆生产的和其他国家进口的要低很多。有了这个低成本，首先就使我们在香港的市场上能够站稳脚跟，我们的车价比一些进口的高档摩托车贵不了多少，可是带给人们的享受绝对是高档轿车的感觉，这都是占了零关税和低税收的便宜，我们在大陆加工的电子线路版，比国内同行厂家的进货还要便宜15％，后来我们又自己建立了许多关键的相关企业，成本进一步大幅度下降。
在香港建立汽车制造厂无疑是在香港商界扔下了一颗重镑炸弹，整个商界的人都被我们这种近似疯狂的行为给搞“懵”了，就连一贯对我们友善的报界朋友也不看好我们的举措，那些原本想沾光的老板们就等我们在哪一天垮下来后，好跑来“分撕”
我们的企业了。“老特首”在记者面前也是支吾其词而不敢说些什么，而国内同行当然知道我们是在分食他们的市场，于是乎在各种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体上出现了不少
“内行”的评论家在指责我们是自不量力和搞孩童的过家家游戏，更可气的是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大鳄”们对我们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在各种年会和行业博览会上大放厥词，嘲笑我们是用石器时代的精神去搞现代汽车，那架势，直狠不得我们立刻“咯砰！”一下完蛋他们才快活。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使马襄的老公坐不住了，逼着马襄退股，并在不适当的场合发表了负面言论，为此，俩公婆还闹了意见，好在马襄立场坚定，公开在记者招待会上澄清事实。阿松倒是稳稳当当的不在乎，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项目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很好的，同行和对手越说不好，那么成功的希望就越大，这点商业常识他还是知道的。
开始的一年，我们日子的确不好过，只见大把的花钱不见进帐，要不是集团内还有其他企业支撑，恐怕早就半途而废了，我和阿松都瘦了几圈，汽车厂里的各级经理看到我们这样拼命都很感动，戴伟带头要求减薪，我们没有答应，不能亏待忠于公司的员工，这是我们的原则。他们后来都拼命加班，法定节日也不休息，并且不要加班费，也不知是从哪里跑出了个多事的议员，还到劳务局把我们公司给“告”了，弄的又是满“港”的风雨，那些小报记者更是火上浇油，连篇累牍的发表所谓“内部”真相，好在是非自在人心，以戴伟为首的几十个员工代表举行了现场新闻发布会，痛斥那些无聊的记者和别有用心的议员，后来我们也没有被怎么样，而那个议员却在当年的选举中一败涂地。
建设初期，我们先后投进去了将近8亿港币，联络相关厂家682个，准备各种材料和辅料近5万多吨，引进各种设备1800余台套，设计车型草图69套，当我们的第一辆《龙》牌汽车下线的时候，我和阿松都激动的流泪了，在场的所有员工都流泪了。马襄没敢来看，她怕自己支持不住会倒下。那车真的很漂亮，流畅的线形，靓丽的外观，里外都是按高档轿车设计的，戴伟说这是他见过最漂亮的汽车。我们把我们的第一辆走下生产线的汽车送给了新上任的“特首”，剪彩那天，“特首”高兴的开着我们的《龙》车转了两圈，下车时一拉开车门就高高的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标准镜头后来被电视台反复的播放，无形中给我们做了最有效的广告。
我们又找了业内专业车手试车，找业余人士试车，并建立展览厅，把我们的车型全部分解，让消费者清晰的知道和了解自己所要购买汽车的里外真实情况，也是叫大家看看我们生产的汽车是不是真材实料，这个做法立刻得到好评如潮，再说我们的汽车无论是驾驶感觉还是性能方面，都不亚于欧洲的中高档汽车，而价格只有他们的一半，还没怎么去搞销售攻势第一批三千辆就销售一空。
由于我们车厂的成功，又带动了相关的外围企业在香港不断产生，围绕车厂所需的各种小零件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我们所处的“子门田”也不知不觉的被我们带旺了，那里现在叫做车城了，周围山地的价格已经“贵”过了市区。香港的经济在我们搞的这次“车浪”中才真正开始复苏，香港的工业也是从这时开始又一次真正的崛起。
在逐步回收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又开始兴建自己的发动机厂、变速箱厂、轮毂厂、车灯厂、车载电子仪器厂、汽车研究所等主要工厂和各类辅助部门，高度自动化装配线使我们一步跨进了世界先进的汽车生产厂家，到第三年我们已经达到了年产30
万辆的水平。《龙》牌汽车的销售势头使得在香港的“有车族”里每三辆就有一辆《龙》牌汽车，并且很快的扩展到了亚洲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欧洲、美国、南美和中东，就连汽车生产大国日本的商人也在考虑进口，性价比的优势实在是太诱惑人了。祖国大陆的消费者更是喜爱我们的产品，由于从2003年开始，香港本地产的工业产品是可以零关税进入大陆，所以我们的价格优势和性能优势在大陆很有吸引力，我们的整车性能比在大陆流行的“帕萨特”、“广本”“红旗”都要高，但是价格却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二，为此，我们在大陆建立了仅次于大众系统的售后服务网，并保证各种配件的专卖和廉价。
我们还组织了几次公路汽车拉力赛来检验各个厂家的车辆性能，繁荣国内汽车市场，当我们向其他几个厂家发出邀请的时候，有的厂家以各种借口拒绝参赛，其实是底气不足，没有实力参加比赛，还有几个世界知名的厂商倒是派出了最强的阵容和我们周旋，比赛是按国际惯例在国际赛车协会的监督下的2A级比赛，聘请国际赛车协会的专业人士担任裁判，经过几天的比赛，那结果让有些老牌厂家面目无光惨不忍睹，而我们的汽车居然像结实的坦克般隆隆的前进无坚不摧。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那些记者和行家们算是“跌”碎了眼镜，不过我也“跌”碎了一付眼镜，在合资的时候我们所让步的5％，现在市值已经是将近200多亿港币的价值了，后来发展的几乎没要了我的老命。
当我们经营正常后，马襄和他老公又不动声色的悄悄的回收了辉映公司的股票，这时的辉映公司已经是日落西山了，他们仅仅用不到2亿就回收了51％的股票，然后重掌辉映公司的大权。而我们合资的“三葵汽车公司”在各界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上市发行股票了，这也是新上任的“特首”竞选时对各工商界组别的承诺，当我们在交易所挂牌的第一天，股票就上窜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天价，2。68元的股票竟然开盘“飚”升到56元，显然，是有人在恶意收购我们，看着不断闪烁跳动的记数图表，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们现在成了别人的猎物了。
我们持有的车厂股份是55％，这次上市仅仅是发行20亿股，占现有总股本的20％，同原来的股份合计为100亿股，发行股票后，我们和马襄在公司持有的股份分别为44％
和36％，从目前情况看，暂时还威胁不到我们的领导地位，但是如果随着今后每年都有股票上市，那么我们控制股票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虽然公司所占资金巨大，但是由于我们是单一的生产行业，又只有地域性的优势，难保国际汽车集团不会红眼跑来和我们拼上一拼，他们可以调动的资金我们可是没有办法比的。因而，在今后如何增加股票的发行量方面必须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万一要是马襄倒戈，她的股票加上流动在股市上的“游股”就会大于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股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被赶下董事局主席的位置，这样的风险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不想发生的，尽管马襄所持的股票同我们一样，如果要出售必须优先给对方，但是如果有人做“局”，利用流动在市面上不到20％的股票每天拉成天价，当马襄愿意把股票转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因为金额太大而买不起，就算我们通过融资后买进了马襄的全部股票，可是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