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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并不相信轮回，因为它是比较原始的概念，高等的佛家学派已经加以修正，大量删减。他们认为，并非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红教的老师南开·诺布（Namkhai Norbu，他被视为藏密的至上导师）如此解释：“有些疾病的确源自业或个人前世的情境，有些疾病则来自外在的能量，有些疾病是由暂时性的理由引发的，如食物或其他的综合因素。当然某些疾病也可能因意外而起，另外有些疾病是与环境有关的。”我的重点是，不论是原始的业报之说或是进化的教诲，都不支持新时代“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到底从何而来？在这一点上我要和崔雅分道扬镳，我准备在信奉这个观念的人的身上，把我最得意的理论一吐为快。我不准备以慈悲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观点所造成的痛苦。我要将它归类，并提出各种学理来检讨它。因为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危险性的，应该把它束之高阁。不为别的理由，只为了防止更多的痛苦。我的讨论并不针对那些相信这个观点的一般大众，他们是天真的和无恶意的。我的探讨主要是针对那些全国知名的新时代运动领导人，那些以“你创造你的实相”开班、授课的人，那些告诉别人癌症完全是因为怨恨而引起的人，那些教导别人贫穷是自作自受或自我压抑所造成的后果的人。这是一群意图良善却十分危险的人，因为他们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实的层面，如生理的、环境的、法律的、道德的与社会经济的转移开了。那些层面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努力完成。
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信念，特别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都是第二阶段意识的信念。它们具有婴儿期的所有标记，还有自我陶醉人格障碍的神奇世界观，譬如：夸大、全能与自我陶醉。思想不只影响实相，还能创造实相，这个概念其实来自第二阶段意识，因为这个阶段仍无法完全区分私我的界线。思想和外在的物体尚未清楚地划分，因此操纵思想，便是全能地、神奇地操纵外在的物体。
我认为美国的高度个人主义文化是在“自我的十年”中达至巅峰的，它导致人们退化到神奇与自恋的层次。我认为社会凝聚结构的瓦解，令个人必须转而依靠自己，这也助长了自恋的倾向。此外，我和一些临床的心理学家们都认为，潜藏在自恋之下的其实是愤怒，特别是：“我不想伤害你，我爱你；但如果你不同意我，你就会生病，就会没命。同意我，同意‘你创造你的实相’，你就会好转，会继续活下去。”这样的信念在世界伟大的神秘传统中是找不到的；但在自恋症和“边缘症”中却可以看到。
我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许多回响，新时代的理念对无知大众所造成的戕害，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但那些信奉新时代理念的死硬派却愤怒地回应我们：假设这些真的是我和崔雅的想法，那么崔雅是活该得癌症的，因为这个病就是她的想法造成的。
这并不是对“整个”新时代运动以偏概全的非难。这个运动的某些层面的确扎根于某些神秘与超个人的定律（譬如直觉的重要性和宇宙意识的存在）。任何一种超个人的运动总会吸引许多“前”个人分子，因为这两者都是“非”个人。“前”与“后”之间所造成的困惑是新世纪运动中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观察研究的具体实例。在伯克利反越战的暴动期间，有一组研究员用科尔伯格的测验对学生们进行一次道德发展的抽样调查。学生们宣称，他们之所以反战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然而，这些学生的道德发展又处在什么阶段呢？
研究者发现，大约有20％的学生，其道德的发展确实处于后“保守阶段”（或“超”保守阶段）。他们的反抗是基于宇宙法则中的是与非，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标准或个人一时兴起的念头。他们对战争的信念也许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然而他们的道德理性却是高度发展的。另外有80％的学生是属于“前”保守阶段，这意味着他们的道德理性是基于个人、甚至自私的动机。他们之所以反战，不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不是真的关切越南人民，而是他们不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的动机既非宇宙的或社会的法则，而是纯粹自私的。此外，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几乎没有学生是处于保守阶段，也就是“不论对错，它都是我的国家”的阶段（这类学生没有任何理由反战）。换句话说，这个反战活动是由一小撮“后”或“超”保守阶段的学生发起的，他们吸引了一大群“前”保守的典型学生，因为这两者都处在“非”保守的状态。
相同地，在新时代运动中，我认为少数真的具有神秘、超个人或超理性经验的分子和他们的意识（第七至第九层意识），吸引了一大群属于前个人、神奇的前理性阶段的分子（第一至第四层意识）。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都是非理性、非保守与非正统的（第五至第六层意识）。这些前个人与前理性分子宣称，如同那些前保守阶段的学生一样，他们拥有“更高”的境界和权威的支持，我却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替自我合理化罢了。如同杰克·英格勒所指出的，他们被超个人的神秘体验论吸引，为的是使自己的前个人倾向合理化。这是典型的“前／超个人的观念混淆”。
我和威廉·艾温·汤姆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都认为，20％的新时代运动是超个人的（超越性的和神秘的）；然而有80％却是前个人的（魔幻的与自恋的）。你可以发现有些超个人分子并不喜欢称自己为“新时代人”，因为他们并无“新意”，他们是长青的。
在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域中，我们小心地处理一些前个人的趋势，因为它们会替这个学术领域带来“轻薄”或“愚蠢”的名声。我们并不反对前个人的信念，只是很难视为超个人的境界。
那些“轻薄”的朋友们似乎对我们相当愤怒，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阵营：理性和非理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他们，一起去“对抗”理性主义者的阵营。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有三个阵营：前理性的、理性的与超理性的，我们比较属于理性主义者，而非前理性主义者。高层意识可以转化并包容低层意识。灵性是超逻辑而非反逻辑的，它拥抱逻辑，并且超越，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逻辑。每个超个人主义者都必须经得起逻辑的检验，还要以更深的洞见来超越逻辑。佛教是一个极为理性的系统，并以直观的觉察来补足理性，而某些“轻薄”的趋势不但没有超越理性，反而是在理性之下。
因此我们正在尝试将神秘发展中真实的、宇宙性的和经过化验的成分与那些特异的、魔幻的和自恋的倾向区分开来。这是一项非常艰难且吊诡的工作，我们无法做得很好。
让我再—次强调我原始的论点：在治疗任何一种疾病时，首先要很仔细地确认这个疾病中的各种成分到底属于哪一个层面，以相同层面的疗法来治疗它们。如果你判定的层面愈精确，治愈的机会就愈高；如果你的判断错误，只会助长罪恶感和绝望。
“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当时间迫近崔雅下一次的体检时，我想我们都有点担忧，主要是因为那些不祥的梦境。崔雅做了骨头的扫描……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拿到了年度的体检报告，这是我头一次在一整年中都没有复发的迹象。真是太高兴了！这段期间我已不再将注意力集中于生理的层次，如果我只以这种方式来定义健康，万一再复发的话，我该如何是好？我又得再当一名失败者吗？
事实上，我感觉非常圆满与健康，充分受到祝福，有肯为伴，与土地再次接触，在我的小花园中工作，从事玻璃盘创作，像新生儿般的纯净，而我最欢喜的部分仍然是崔雅，那位艺术家，她平静而踏实。我的根现在已经扎得很深了……
我持续练习着爱的观想，有时一天会练习好几次。我想像着自己被许多爱我的人包围，并吸入他们的爱。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办到，后来就愈来愈容易了，两天前我做了一个梦，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梦中，自我意象最正面的一个。我梦到一些朋友为我开了一个很盛大的派对，每个人不断地赞美我，而我自己在面对这些赞美时，也毫无困难地全盘接受了，没有过于谦虚的反应，内心也没有声音在说：即使他们这么认为，我也无法接受。我把这些话全听进了心中。
有时候当我进行爱的观想时，我会将环绕在我身边的爱想像成一道金光。曾经有一次，我的观想中真的出现一道非常耀眼的金光，环绕在身体的四周。接着我又看见一条薄纱般的蓝光贴在身体周围，我明白那层蓝色的薄光代表的是我和肯在共渡难关时的沮丧与忧虑。突然间这两道光芒交融在一起，结合成一道非常明亮的、绿色的、充满活力如电流般的强光，一时间我仿佛沐浴在治疗的明光中，感觉内心充满着爱，好像这一切将永远地伴随着我。
我有好几种自我肯定的观想方法。目前所用的是：“宇宙完美地在我的面前展开。”我的问题一直是不信任、喜欢掌控。这种观想同时也协助我不再执著于那些我想做而未做的事，因为我已经从一些终身难忘的教训中学会一些东西。
我称这一切为灵性的免疫系统。这个系统中的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与白血球就是积极思考、静修、自我肯定、僧伽、佛法、慈悲与仁爱。如果这些因子在生理疾病的过程中占了20％的成分，那么这20％我都要。
另一个我正在练习的静修是自他交换。刚开始练习大约是在一年前，第一个浮现眼前的便是与肯住在塔霍湖的情景。我原来以为自己会觉得沮丧、生气或痛苦；可是相反的，我只感到同情与慈悲；对于肯与我在那段时期共同经历的争斗、挣扎与恐惧则产生出了巨大的悲悯。能够对那两名饱受创伤、充满惊恐、已经尽力而为的人生出悲悯与温柔的感受，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自他交换似乎能将所有的苦涩一扫而空。现在当我在练习时，它令我感到自己与众生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结。我不再觉得被孤立，或被排除在外。内心的恐惧已经被一种深深的祥和与宁静所取代。
有时候我只是安住在一种禅境，感觉自己正向天空开展，最后总是会回到铃木禅师的途径——对我而言，静修是自我表达的方式，静修时我所付出的时间和注意力，令我产生自我肯定的感觉，我觉得我在对一个更大的力量献礼。这份感觉带给我不可名状的满足。禅坐时任何身心的变化我都不追踪，也不回顾。如果没有任何进展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我现在对癌症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偶尔还是会想像再次住院的情景，“会不会又要做化疗？”之类的念头还是会浮现，但我已经不再被搅扰。癌症变成了背景，我甚至连这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