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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和我决定在第三阶段的治疗开始以前先回美国一趟，我的身体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再接受治疗。我迫不及待想回去，回到那块说英语的土地！在波恩时，我们学会以更敏锐的眼光来看国内的初选、毒品以及游民，等等问题。我非常惊讶，去年发生在洛杉矶的帮派械斗案件竟比欧洲全年度的总数还多。但是我仍然热爱这块土地，我真的很想回家。
送给你们每一个人爱与拥抱，你们的信、电话、祈祷与祝福，让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快乐许多。我们现在好比是放长线钓大鱼。肯一再地重新投入这场艰苦的奋斗，令我感恩不尽——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我要以开放的心情面对痛苦与恐惧，勇敢地拥抱它，接纳它的存在——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眼前所发生的现象，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无常之苦。领悟它，生命就会有惊喜。我真的可以感受这份惊喜，尤其当我听到屋外的鸟鸣，或在乡间开车时，我的心洋溢着喜悦，它使我的灵魂充分滋养。我并不想打败我的疾病，我要顺受，原谅它。如同史蒂芬·勒文所说的：“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最近我觉得对肯有一股特别的爱意，度过危机之后，他相当坦然与专注。我想，不管身体是否能痊愈，这才是最重要的；让我的心保持柔软，保持开放，这才是重点，不是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凝视着窗外，我再一次明白自己现在为什么如此热爱春天。我会永远喜欢秋的金黄，但春天更能深入我的心髓，也许我暗自期望我的人生还能出现一个崭新的春天！
我要努力让一切好转！这不是一场战斗，也不是充满怒气的抗争。我要继续走下去，不带丝毫的嗔意与苦涩，而是无比的决心与喜乐。
18 可是我还没死
他不活在当下，回顾的眼睛总是悲叹过去，轻忽周遭种种的富饶，他总是踮起脚尖望向未来。除非他能超越时间活在当下的自然中，否则他不可能快乐、坚强。
崔雅和我终于回到博尔德，回到我们的房子、狗儿和朋友当中。对于崔雅目前的情况，我有一种奇怪的平静感，混杂着真实的接受与忧伤的宽容。崔雅非常明白病情的严重性，但是，她的镇定与对生命抱持的喜乐似乎与日增长，她很高兴自己还能活着！去他的明天！我看到她兴高采烈地与狗儿玩耍，愉快地在花园里栽种植物，带着微笑从事玻璃画创作。我发现有股类似的平静与喜悦悄悄地爬进我的灵魂，让我也能享受宝贵的当下，我很高兴能拥有眼前的这一刻，这比以前拥有无限的当下要快乐多了，因为以前的快乐是会被时间冲淡的。这是我看着崔雅每天与死亡共处所学会的功课。
亲友们也都察觉到崔雅的生活充满欢愉。风中之星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洞察与探究的闭关，崔雅很想参加，但因感冒未愈而作罢。在闭关中的某一时刻，与会的三十多人，必须一一说出一句最能形容自己的话，譬如愤怒、爱、美丽、有能力等等，再对团体中的每个人说：“我是——”如果这样的形容被接受了，所有的成员就会起立表示赞同，如果不被接受，就得再选其他的词汇，一次又一次，直到每个人都赞同为止。凯西站起来时说：“有个人因为生病无法参与，我要替她发言。”每个人都晓得她指的就是崔雅。凯西大声地说：“我是喜乐的！”一说完这句话，所有的人都大声地欢呼喝彩。他们献给崔雅的卷轴上写着“我是喜乐的”几个大字，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对于崔雅可能会死这个事实，我和她很快有了共识：她能够撑过今年的胜算是很小的。我们在波恩就心里有数了，之后我们试着把它放下，以比较实际的态度来面对，譬如如何写遗嘱，她死后我该怎么办，她需要我替她处理哪些后事，等等。然后我们认真地面对每一个当下，不再投射未来。
朋友和家人时常怀疑她是不是不能面对现实，难道她不会担忧、烦躁或不快乐吗？但就是因为活在当下，拒绝期望未来，她开始清醒地与死亡生活在一起。想想看：死亡其实是一种没有未来的状态，活在当下意味着不再有明天，她并不是在忽视死亡，而是活出了死亡。现在我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不禁想到艾默森曾经说过一段很美的话：
这些开在我窗下的玫瑰，和以往的玫瑰或其他更美的玫瑰一律无关；它们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们与今日的上帝同在。它们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是单纯的玫瑰，存在的每一刻都是最完美的。然而人类不是延续便是回忆；他不活在当下，回顾的眼睛总是悲叹过去，轻忽周遭种种的富饶，他总是踮起脚尖望向未来。除非他能超越时间活在当下的自然中，否则他不可能快乐、坚强。
这就是崔雅目前所做的事。如果有一天死亡真的来临，她会在当下加以处置。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禅宗公案：
某位学生前来询问禅师：“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
禅师回答：“我不知道。”
学生非常诧异地说：“你不知道？！你可是禅师呀！”
“没错，可是我还没死。”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放弃一切，放弃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投射，而不是安住在眼前。目前崔雅仍然在考虑一些尚未经验过的另类疗法，其中尤以凯利／冈札勒斯的生化酵素疗法最吸引人，这种疗法在和崔雅一样严重的病患身上，都显示了相当的成效。我们计划在波恩最后一次化疗结束的回程中，先到纽约停留一阵子。
目前她正专注地对付感冒。
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期间，治好我在二月时染上的感冒是主力目标，它让我的化疗延迟了三个星期。这个甩不掉的感冒让我一直处在焦虑的边缘，担心它又会阻碍第三次化疗，我要将这份压力逐出我的生命。最近我发现自己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似乎奏效了，但不知道是哪一项特别有效，也许感冒本来就该好了。
我去找了一位针灸医生，他以针灸、药茶和指压为我进行治疗，是这些方法产生了疗效吗？我把每天服用的维他命C剂量提高到12克，还是因此而使情况好转的？此外，我还服用一种棘刺科的药草，据说它可以提高免疫力，真的这么有效吗？另一方面我尽可能地多休息，或许这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吧？每天我都会腾出一段时间把注意力放在胸中最不舒服的地方，我只是单纯地留意它，与它交谈，如果有什么信息出现，就照着那个指示去做；有一回它指示我要大声尖叫，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开了水龙头，在水声的掩护下大声尖叫了好久。难道是这个方法释放了心结吗？我也请教了我的指导玛丽与山中老者，还照他们的话去做了，会不会这才是感冒好转的关键？
谁知道？！不管是感冒还是癌症，谁敢明确地说出转折点到底是什么。我很清楚地察觉到我无法完全明白这些情况的“真相”，于是我学习以游戏的心情来面对我的“理论”，对事情不要太执著，要看到自己总是偏向某些解释，要记住自己所编造的那些强迫性或用来自娱的故事，是很难从其中看到真相的。
我打算在回程中去纽约见一位冈札勒斯医生，他采用了一位曾罹患胰脏癌的牙科医师凯利所发展出来的“新陈代谢生态学”（metabolic ecology）疗法。我知道这个疗法已经好几年了，家里还有两本他的书的影印本，我一直被它所吸引，它的食疗规定其实非常严苛，但是依个人情况而定，有的人70％的饮食是生食与素食，有的人则是三餐都吃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它认为癌症与酵素的缺乏有关。如果体内的胰脏酵素不足，大部分的酵素就会被用来消化食物，而没有足够的量留在血液循环里，就无法有效地抑制癌细胞。因为糖尿病，我的胰脏一直无法顺利发挥血液循环功能，所以做完最后一次化疗，下一步就使用凯利／冈札勒斯的疗法。
崔雅和我最近都在打坐，很勤。我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静修两三个小时之后，才开始一天的支援工作。我似乎已经有了内心真正的宁静，因为过去的苦涩与嫌恶感都消失了，原因为何我不知道，也许我发现为了自己的情况而怪罪于癌症、崔雅或人生，都只是自欺罢了。在静修的过程中，目睹的能力缓慢而坚定地逐渐恢复。至少某些时刻会出现真正的宁静与平等心，不论善恶、生死或苦乐，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滋味，无论出现的是什么状态都是完美的。
“你们时常为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而感谢上帝，却不会为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而感谢它，这正是你们所犯的错误。”——拉马纳尊者
崔雅一直持续地练习内观与自他交换的观想，特别是后者愈来愈动人且具有转化力。即使不是正式练习，她也能自发地进入：对于一个孤立的人来说，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众生都治疗，否则没有人是真正痊愈的。解脱是为了众生与自己，不只是为了自己。
我最近陪一位也罹患癌症的朋友参加一个治疗团体，这个由一群独特的女性所组成的团体，为我们带来丰富且充满治疗效果的经验。我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在多了，少了一个乳房使我看起来比较瘦，但我却很喜欢目前苗条又结实的身体，肯也有同感；我躺在她们围成的圆圈，有一位女士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完全治愈。我觉得她好勇敢，尤其是听过医生们的说法，我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当然也掺杂着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的预期心情）。我想到得知癌症复发的那一天所做的梦，梦快要结束时我对一位朋友说：“我相信奇迹会发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那种可能性充满我体内，醒来后，放松的感觉仍旧存在。
接着我思考着，为什么是我呢？那些同样受苦的人呢？如果我真的能痊愈或是活得久一点，我当然会非常高兴，但一想到那些同样被癌症或其他苦难折磨的人，凭什么我比这些兄弟姊妹们幸运？我们为什么不能全都治愈？当家中的其他成员仍然在受苦时，我凭什么要求自己的苦难结束？每当我觉察到自己的苦，就能体会别人的苦，我的心因此更能对苦难开放。佛陀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苦。自他交换的观想：对苦难要怀抱悲悯之心。
不论结果是什么，癌症的经验让我永远觉知我与其他处于苦难的人之间的联结。如果我还能多活一些时候，我要以自己学到的东西来帮助其他人度过癌症，无论他们是步向健康或死亡。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我对癌症支援中心深感骄傲的原因。有时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找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温柔、不带批判地彼此帮助。有一些罹患癌症的友人最近对我和肯说，癌症让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人生是不公平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良善的行为而得到奖赏。某些“新时代”的信念曾经诱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