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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支援团体是相当可贵的，另外我还要推荐个人的心理咨询，不仅对支持者本身，也对他心爱的人非常有帮助。你很快就会察觉，有一些事情是无法与心爱的人一起讨论的；相对地，有些事也是你心爱的人不该与你探讨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相信“诚实才是上策”这句名言，所以配偶之间不该有秘密，每一件大小事都应该提出来商讨。这其实是个不当的想法，开诚布公固然重要、有益，但不尽然都是如此。某些时候开诚布公反倒变成武器，一种恶意中伤他人的方法——“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崔雅的癌症曾把我们两人推入一个充满愤怒与憎恨的情境，但是把一切都归咎于崔雅，对我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崔雅对这个情况的恨意并不下于我，可是又不是她的错。因此你不能将这些情绪与心爱的人“分享”，也不能归咎于他们，所以最好花钱找个心理医师，把所有的垃圾都倒给他们。
这样一来，彼此都有空间可以相处，支持者不再隐藏愤怒和憎恨，所爱的人也不再怀着罪恶感与羞耻感，因为你已经把大部分的重担都丢给团体或心理医生了。此外你也从团体中学会如何说出“慈悲的小谎言”，不再以自恋的态度说出伤人的“真话”。有些时候你会对自己照料者的身份感到厌倦，如果你所爱的人问起“你今天好吗？”你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觉得好像活在地狱；我的生命已经不是自己的，你干脆跳河算了。”这虽然很真实，却糟透了。你可以试着这么回答：“我今天很累，亲爱的，可是我还是会待在你身边的。”然后赶紧去参加支援团体或是去找心理医生，把所有的烦扰吐出来。把这些情绪一味地倒在你所爱的人身上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不管你有多么“诚实”……
要成为一名够格的支持者，必须学会使自己变成一块情绪的海绵。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自己的工作应该是给予意见，帮助所爱的人解决问题，让自己变得有用，随时给予协助，学着做晚餐以及载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等等。但这所有的工作仍比不上做一块情绪的海绵来得重要。这个可能会致命的疾病，一定会带给你的爱人情绪上的巨大起伏；有时他们会被恐惧、愤怒、歇斯底里以及痛苦的感觉湮没。那时你的工作就是去稳住他们，陪伴他们，并尽你所能地吸取这些情绪。你什么都不必说（任凭你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也不需要提供任何意见（这更不会有帮助），只要静静地陪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要说。用心去吸取他们的痛苦、恐惧或所受到的伤害，就像一块海绵一样。
当崔雅开始生病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一定可以使情况好转，说些适宜的话，以及为她做正确的医疗选择等等。那些都很有帮助，但都不是重点。譬如她知道一个很糟的消息——癌细胞转移了，伤心地落泪，我会马上说出类似的话：“这个消息还不能确定，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检查，没有证据显示你必须改变治疗的方式。”这些话并不是崔雅所要的，她需要的是有人陪她一起落泪，于是我试着去感受她的感觉，帮她驱散这些情绪。我认为这时的帮助应该是身体层面的，当然，你想说话也可以。
当心爱的人面对恐怖的消息时，我们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尽力让他们好过一些，但那是错误的反应。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理会他们的感觉，陪在他们的身旁，不要害怕他们的恐惧、痛苦与愤怒；让一切顺其自然地浮现，不要想借着帮助对方去除那些痛苦的感觉，或以劝说的方式来消除他们的担忧。在我自己的例子里，只有当我不想面对崔雅和我的感觉时，这种“帮助’的态度才会出现，因为我不想直截了当地面对它们；我只想脱离那个状态，不想成为一块海绵，而只想当一名成就者，让所有的情况好转。我不想面对未知中的无助感，我其实和崔雅一样恐惧。
做一块海绵，会让你觉得自己是无助、无用的，因为不能做任何事，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许多人发现这是最难学会的一件事，我自己也是如此，几乎花了一整年才学会不要去修整任何事，也不要尝试去改善什么，当崔雅伤心难过时，只要安静地陪在她身边就够了。如果朋友们认为应该做点什么来帮助你，却又发现所做的一切都产生不了功效，就会感觉失落：我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待在那里……
如果有人问我在家里做了什么，而我又没心情和他们闲聊时，我通常会说：“我是一个日本主妇。”这句话令他们非常困惑。我的重点其实是，身为一名支持者，你应该保持沉默，顺着你的配偶的意愿行事——你应该要当一位“好妻子”。
男人通常会觉得这是最难办到的事；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两年前我才停止怨恨崔雅拿出癌症这面金牌。不论任何的争执或需要做决定时，崔雅总是占上风，我只有顺服的份儿，就像一名小妻子般跟在后头。
我现在已经不太在意了。第一，我并不完全顺着崔雅的决定来行事，如果我认为她的判断是错误的。以前我会顺着她，因为她是那么渴望我支持她的决定。现在我们处理的方式则是，如果崔雅正在做一项重要的决定，譬如要不要尝试新的疗法，我会先强烈地向她表达自己的意见，直到她做了决定为止。之后，我会全力支持她，不再质疑她的选择，因为她的问题已经多得无法再分神去怀疑自己了。
第二，涉及日常生活的琐事时，我已经不太在乎扮演小妻子的角色。我煮饭、打扫、洗碟子、洗衣服、到超级市场购物，崔雅则忙着写她那些动人的信，做咖啡灌肠，每两个小时吞一大堆药丸。
你必须肯定自己所做的选择，这点存在主义者说得没错。也就是说你应该支持那些促成你基本命运的选择；正如存在主义者所言：“我们就是我们的选择。”无法肯定自我的选择被称为“错误的信念”，它会导致“不真实的存在”。
我对这件事的解释很简单：在这个煎熬的过程中，我随时可以出走，没有人把我囚禁在医院的病房中，没有人威胁我，也没有人束缚得了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决定，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忠贞不渝地守在她的身边，陪她渡过这个难关。可是到了第二年，我就忘了自己的选择，现在我仍然在这个选择中，否则早离开了。所以我展现的是错误的信念与不真实的存在。我掉进责难与不断自怜的状态。现在我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相了。
要肯定自己的选择并非易事，因为情况不会自动好转。我把它想像成自愿从军，然后不幸中弹，上战场也许是自愿的，但是我可没选择挨子弹。因此我觉得有一点受伤，也有不悦：然而我是自愿接受这项任务的，这是我的选择。我已经完全清楚其中的状况，要我选择，我还是会自愿承担这项任务。
因此，我每天都在确认着自己的选择。每天又再选择一次。这种情况抑制了日渐增长的责难，延缓了遗憾或耻辱的积累。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事实上，最简单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也通常会很艰难。
除了慢慢恢复写作之外，我也重拾静修的练习，它的重点就是要学习如何死亡（解除分裂的自我感），至于崔雅所面对的致命疾病，却是激发她的觉知力的大好机会。哲人们曾说，如果你能维持这份没有选择的觉知，以及赤裸的目睹，那么死亡就像人生的其他时刻一样单纯，因为你已经养成简单而直接的应对方式。你不再贪生怕死，它们都是会消逝的人生经验罢了。
此外，佛家所言的“空”也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空并不是空白一片或空洞，而是畅然无阻、无障碍、自发或自然的状态；也可以说是无常的同义词。佛家主张实相就是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或不变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执著的或让你安全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要我们放下，不执著于梦幻泡影。所以崔雅的癌症不断地提醒我们，死亡就是彻底放下，你不必等到肉体死亡才放下此刻的执著。
现在让我们回到自家的生活中。重视神秘体验者认为，一个人如果真的依循无选择的觉察来过日子，他的行动就是没有自我或超越自我中心的。如果你想熄灭自我感，就必须实践无私的服务。你必须服务他人，但不是为了自己或希望受到赞美；而只是单纯地去爱、去服务——就像德蕾莎修女所说的：“要爱到心疼为止。”换句话说，你要变成一名好妻子。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现在离德蕾莎修女的境界仍然很远，但是我逐渐把支持者的工作视为一种无私的服务、灵性的成长，一种动中禅和悲悯。但这不代表我已晋升到完美的境界；我仍旧会怨叹、愤怒，责难外境；崔雅和我仍旧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应该手着手，一起从桥上跳入这个巨大的笑话中。
心中充满爱的肯于博尔德
1988年7月27日
这封信被刊登在《超个人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上，获得相当大的回响，令我们有点受宠若惊。这样的回响反映出有太多与我处境相同的绝望支持者，都在“默默地被浪费”中，因为他们不是“病人”，不会有人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身兼病患与支持者的维琪说得最中肯，我想这段话是每一位支持者都应该仔细聆听的：
我一直活在两个世界中——我身患癌症，但也是崔雅和其他病友们的支持者。我想说的是，扮演支持者的角色比病人要困难多了，至少对我而言。当我在对治自己的癌症时，的确有许多时刻是明澈的、美的、充满恩宠的。可是我认为支持者很难拥有这些，癌症病人毫无选择地必须与疾病共处，支持者却必须选择永远陪伴在患者的身边。他们必须克服哀伤，克服那份小心翼翼伺候病人的恐惧，还要与他们所选择的治疗方式共处。我常常思考自己到底该做什么？应该如何支援她？我该不该对自己的感觉诚实？这所有的起伏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似的。但最后我总是回到爱，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
“你听见鸟叫了吗？你看见太阳了吗？谁没有解脱呢？”
崔雅在阿斯彭分享完她的经验后，我们又在旧金山短暂停留，为了与彼得·理查兹及迪克·科恩讨论一些事。这段时间里，崔雅也在癌症支援中心发表了一场演说。演说的当天，人群从癌症支援中心一直挤到大街上。维琪说：“他们都为她倾倒，她的诚实与勇气令我们敬畏。”
“我知道那种感觉，维琪，我们两个是排在这条长龙最前端的人。”
我们回到博尔德和每日例行的苦工中。在这之前，我已经深深地投人大圆满的修行，我的指导上师是贝诺法王。大圆满的精髓是极为简单的，与世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