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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心了那么多年，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寻找不可能存在的完美，害怕为爱做出一个承诺，现在，我们终于结婚了。我认识肯才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但我很肯定这份感觉。那天在去婚礼的路上，肯悄悄对我倾诉许多美妙的事，什么花了几辈子的时间来寻找我，披荆斩棘才找到了我，还有一些浪漫的、充满诗意的、可爱的话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真挚。不过当时有点发窘，因为我不知道父母当时是否也听到了。
婚礼的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那是狂风暴雨持续一周后的第一个好天气。替我们证婚的是两位非常亲近的友人——大卫·威尔金森和迈克尔·阿布都神父。前者是我在芬德霍恩结识的卫理公会牧师，后者则是科罗拉多老家旁的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当我和肯订婚时，我寄给阿布都神父一箱肯的书，并附上一封信告诉他我们要结婚了。据说，当时阿布都神父打开了箱子，说：“噢！泰利发现了我最喜欢的作家。”当他再打开那封信的时候，他说：“噢！泰利要嫁给我最喜欢的作家。”我的牧师朋友提醒我们婚姻很可能是监牢（我们的身后有一朵阿尔卡特拉斯玫瑰，衬托它的是圣弗朗西斯科湾闪耀的海水），但也可能带来自由与美。接着他指向衔接两块陆地的金门大桥，象征着我们在这一天彼此的结合。
喜酒十分有趣，亲朋好友带来了丰盛的食物和香槟。我很喜欢《奇迹的课程》（A Course in Miracles）发行人朱迪思·斯库奇的话：“这是一场由皇室举办的婚礼！”我兴奋得快要发狂了，希望婚礼后能有时间让所有的事沉淀一下。那天晚上，我既亢奋又疲惫地在我丈夫的怀中酣然入梦。
接下来的几天，我根本没时间检查肿瘤。周围的人不断安慰我，而且婚礼已经把我忙垮了。对它的恐惧此时已逐渐消失，回到医生那里复检时，我觉得相当轻松。
我们把到夏威夷度蜜月订在两周后，因为崔雅必须结束她的课程、完成期末考试。几乎每个人都不再担心她的肿瘤。
“它仍然在那里，好像没多大改变。”我的大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
“大小或触感都没什么变化。不过，我右胸的其他部位有时会剧痛，肿瘤的周围却没有感觉。”我回答他。在沉默中我可以感觉大夫正在思考该怎么办。
最后他终于说：“你这个病很难下结论，也许是囊肿。你的年龄、健康情况以及它的触感，都让我觉得不严重。但为了审慎起见，还是该拿掉它，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好，如果你这么认为。反正我的胸部还有很多剩余的组织，肯和我一周后要去度蜜月，我们会离开两个星期，能不能等三个礼拜再说？”我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旅游。
“可以，等三个星期应该没有危险。度蜜月时最好不要担心伤口。我希望你能去见另一位外科大夫，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多做思考，毕竟我只是在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第二天我来到这名外科大夫的诊所。他很仔细地检查我的胸部和肿瘤。如果是恶性肿瘤，皮肤看起来会有点不平，我的皮肤并没有不平，肿瘤又没有和任何组织相连，他也觉得只是个囊肿。接着他用一根针插进我的肿瘤，如果是液状的，针管便可将它吸出，只要几秒钟，肿瘤就不见了。但他的针插进我的肿瘤时，却碰到一个尖硬的东西。大夫似乎有点吃惊，他说可能是良性纤维瘤。他建议把它拿掉，他认为三周后再拿也不迟。于是我带着胸上的淤青走出了诊所……
既然医生们都确信没有什么好担忧的（虽然它还是该“切除”），于是大家都不再担心，除了崔雅的母亲之外。
母亲非常坚持，她希望我去见一位血液肿瘤外科大夫，虽然我四天后就要去度蜜月，还要通过期末两个考试。我先是抗拒，后来只好答应，因为她很清楚自己在建议什么。15年前母亲因发现自己得了结肠癌，令全家为之震惊。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那段日子的惊恐和困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全家在休斯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大楼里徘徊，看起来是那么的惊愕、惶恐与不解。母亲躺在病床上，到处都是管子。我模糊地记得自己匆匆回家，心里有一股未知的感觉，接着我搭机飞往休斯敦的安德森医院。我记得旅馆的房间，我父亲在房间里、在停车场来回地走着。他尽力照顾我的母亲，试着向我们解说，努力和自己的恐惧相处，安排所有的事宜和做决定。当时那件事情并没有严重地打击到我，我觉得自己是恍恍惚惚度过的。我并不了解癌症是什么，手术过后去探望母亲，我还因为服了镇静剂而头晕脑涨。接下来的几年，她每一次重返医院复检，家里的气氛都因此而紧张不安。但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不觉得严重。
现在已经过去15年，每一次复检她都安然通过，每一次全家都松一口气，恐惧也跟着降低一点，世界似乎因此而稳定一些。我的父母是那么亲密，无法想像他们如果失去对方将如何生活，我从未思考过，如果母亲因癌症而死，会是什么情况。我的无知替我省去了不必要的担忧。15年后的今天，她似乎安然无恙，坚持要我征求第三位医生的意见，她建议我该去看安德森大夫。多年来我的父母因感激安德森的妥善照料，愈来愈常参与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事务。
但我想去的是夏威夷而非休斯敦。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远亲，他是一位肿瘤大夫，他给我推荐了一位血液肿瘤大夫。母亲想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位彼得·理查兹大夫。后来我们发现，原来理查兹大夫就是15年前替我母亲开刀的那位外科医生的学生。多么幸运啊！安德森医院大力推荐，说他是多年来最好的医生，他们很希望他能留在医院服务，但他选择回到旧金山的儿童医院，因为他的父亲是那里的首席外科。我心里一直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也非常满意。
第二天我到彼得·理查兹大夫的诊所，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很年轻、可亲，而且很能干。他检查完我的肿瘤后，也建议我把它拿掉，而且他觉得应该立刻取出来。
也许我仍旧为婚礼、为坠入情网、为夏威夷的蜜月而兴高采烈，因此这件事一点也没困扰到我。我们决定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四下午四点进行肿瘤切除，这样实验室更有足够时间检查冷冻切片，然后给我们一份报告。因为手术当日即可返家，而且只有局部麻醉，我想我还是能参加明天的期末考试。我计划期末考试一结束，就立刻启程前往夏威夷。
理查兹大夫很温柔地问我：“如果有状况发生的话，你怎么办？”
我回答：“那么我们就不去了。”我因无知而快活。经过几周的恐惧，现在我已换上“如果是癌症我也能应付”的乐观态度。
当晚和第二天我都在准备考试。肯正埋首完成《量子问题》。我告诉他不需要陪我去医院，因为我不想打断他的工作。多年来我早已习惯自己处理事务，而不习惯求助于人。肯很惊讶我竟然会想自己单独前往医院，但是当他决定陪我一同前往时，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崔雅和我前往儿童医院，一路谈论着夏威夷的蜜月计划。我们找到当日返家手术区，开始办理各种手续。突然我变得非常不安，手术还没开始，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
肯比我更紧张。我脱下衣服，换上手术衣，戴上手术圈以辨别身份。一位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夫来到我身边，问了一些看来无关痛痒的问题，后来我才明白它们的重要性。
“你第一次月经来潮是几岁？”
“应该是14岁。比大部分人都晚。”（月经来得早的女人得乳癌的几率大）
“有没有小孩？”
“没有，我从没怀孕过。”（30岁还没生小孩的人得乳癌的几率更高）
“你的家族中有没有人得过乳癌？”
“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人得过。”（我几乎完全忘掉母亲的妹妹5年前得过乳癌。家族之中如果有人得乳癌，罹患此病的几率比一般人高）
“你的肿瘤会不会痛？以前有没有痛过？”
“没有，从没有痛过。”（癌症肿瘤几乎从来不痛）
“你对这次的手术有什么感觉？如果觉得紧张，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镇静剂。”
“我觉得很好，似乎没有必要。”（研究报告显示，手术前会害怕的女人，比较不容易得癌症；那些看起来非常平静的人，反而容易得）
“你们两位是不是素食者？我从人们的肤色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素食者。”
“没错，我们两个都是。我从1972年开始吃素。”（我小时候吃的东西有很多动物性油脂，有人说这也是导致乳癌的原因之一）
不久我躺在一张急诊床上，正通过一条只看得到天花板的长廊。鸟瞰的相反词是什么？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都处在那种情况里。我发现手术房出奇的冷（为了不让细菌滋生）。一位护士递给我一条很温暖的罩单，像是刚出炉一般。她一边准备，我一边和她聊天。我对所有的程序都很感兴趣，希望得到最详尽的解说。她为我贴上心脏测试器，她说如果我的心跳降到60以下，测试器就会发出警讯。我告诉她我的心跳通常比较慢，于是她把标准降到56。
我们这一群人，包括那位友善的护士、斯堪的纳维亚大夫和我的好友理查兹大夫，开始闲聊起度假、爬山、滑雪、亲人、哲学，等等。他们在我搜寻的双眼和我的右胸之间架起了一层薄薄的屏障。我很希望有一面镜子能让我看到手术的过程，后来觉得太血腥而作罢，早先打进我右胸的麻醉药已经起了作用。我所想像的手术画面十分鲜活，但也许是不正确的。有几次心脏测试器发出警讯，显示我的心跳已低于56，然而我是那么的平静。理查兹大夫和助理讨论皮下缝合的技术，接着手术大功告成。
我听到理查兹大夫说：“叫某某大夫来！”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立刻问道：“出了什么差错吗？”我的声音带着惊恐，我的心跳远远超过56。理查兹大夫说：“哦！没什么事。我们只是在叫一位等着化验肿瘤的病理大夫。”
一切都很正常，我放松了下来，不太明白为什么惊慌失措。医护人员帮我清理完身体，掀开被单扶我坐上轮椅。这时我已不像手术前通过走廊时那么无助。我被推到护士的桌前填写表格，心里想着第二天的考试。理查兹大夫出现在我面前，询问肯在哪里，我漫不经心地说他可能在等候室。
当我看到彼得走下楼梯时，我已经知道崔雅得的是癌症了。我要求值勤护士带我们去密室商谈。
几分钟后，我们三个人来到密室。理查兹大夫喃喃自语地说他很抱歉那个肿瘤是恶性的。我震惊得几乎僵住了。我没有哭，茫然地问了几个很理性的问题，尽量把持住自己，连一眼都不敢看肯。当理查兹大夫出去叫护士时，我回头看了一下肯，周遭的一切突然消失，我从轮椅上站起来，扑向他的怀里，开始放声大哭。
灾难爆发时，脑子里往往升起很怪的念头。我觉得宇宙突然变成了薄纸，有人在你眼前把这张薄纸撕成了两半。我因震惊过度而有一种非常坚强的感觉，这份坚强感来自彻底的冲击和茫然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