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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车拐入曼彻斯特大街，对杰克介绍说：“如果从这个杂货店开始以半英里为半径统一圈的话，就能路过第七十七街警局和发现弗兰迪尸体，也就是共和军被消灭的那间房子，以及弗兰迪最喜欢去的酒吧。我希望我的影片能把这四个地方联系起来，这种拍摄技巧并不容易，如果想把这样的节目搬上荧屏，简直跟发现弗兰迪的死因一样难。我打算用直升飞机来试拍，看看航拍能否达到这种效果。”
“你在这儿说了算，是吗？”杰克笑着问。
“当我工作时如此。”
“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说：“我想看看共和军搬到郊区前借以藏身的那所房子。”
杰克拍了拍衬衣口袋说：“抽支烟可以吗？”
“最好别抽，这个城市的空气已经够差了。”
杰克什么也没说，把手从口袋上放下来，看着窗外。
我从曼彻斯特大街街角驶过四个街区，来到八十四大街，在西833号门前停下车子。
在共和军搬到这里并被消灭在另一间房子后，也就是联邦调查局派人包围并袭击他们之后不久，八十四大街的这所房子就换了主人。屋子原来的木板外被涂上了白水泥，所以现在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冻坏的柠檬蛋糕——没有一个拐角是垂直的，矮小的门廊也破烂不堪，好像天一热，它就会化掉一样。
我把车门玻璃摇下来，说：“这就是共和军用来藏身的地方，弗兰迪也是在这儿被杀的。”
他仔细观察着这间屋子，然后问道：“是共和军杀了弗兰迪吗？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有这种可能。”我说，“从我一开始调查这件事起，共和军和弗兰迪的死因之间的联系就让我感兴趣，这很有可能是他们干的，这种可能性比其他的——比如情杀、仇杀或他妻子为了保险金而杀他等原因更让人相信。对我来讲，共和军是一个比较熟悉的话题。据我所知，芭蒂·海斯特也是在1974年1月被他们绑架的。”
“我对警察被杀的事没什么兴趣。”杰克耸了耸肩，毫不在意地说，“我一般只关心比较重大的事情。”
“不是我让你到这儿来的，杰克，是你来找我的，你的车在哪儿？如果你能马上下去的话，我不胜感激。需要我给你的上司写个便条吗？跟他说明是艺术观点不同才让你回去的，免得你挨上司的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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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不，”他赶忙道歉，“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我很愿意听听这个故事。”
杰克打开他的背包，拿出一架尼康相机，说：“我想拍几张这房子的照片，我们还有时间吗？”
“有。”他们会因照片而付给他更多的钱吗？我这样想，同时告诉他，“我们还有5到10分钟时间，拍吧！”
我们下了车，杰克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我靠在车上，很想进去看看屋子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我根本不可能进这屋子里拍摄我的剧本，但是我可以重新制造出这样一个场面：芭蒂·海斯特和另外两个生存者——威廉姆和艾米莉·海瑞斯一起走出那黄色的屋子，然后告诉我那天晚上罗伊·弗兰迪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我开始觉得整个拍摄过程对我来说太个人化了，甚至有些失去了客观性。
1974年，芭蒂·海斯特还是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我的父亲巴克利是那所大学的一名教师。那时，我经常在校园里的一片小树林里玩，那片树林是以芭蒂的曾祖母——弗比·艾伯森·海斯特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娜·罗德菲是她的女儿，也是这所大学的奠基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海斯特家，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芭蒂，直到那次她毫无防备地被共和军绑架。
那些所谓的共和军成员只不过是几个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的头儿是个十足的骗子，名叫多纳德·德夫里兹，在一次工人造反活动后，他称自己为“辛基”。他教新成员们如何宣誓，如何用枪，还带领他们从事叛乱活动。
虽然那些共和军成员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家庭情况都不错——他们的父母都是医生、教师、富商、经理或工程师之类的，但是他们却都一事无成，最后还被坏人所利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缺少家人的关心，得不到家庭温暖，甚至没人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比如说南茜·琳·帕瑞，她家境原本不错，但她自己却不争气——先是嫁给一个没什么成就的音乐家，后来两人一起染上了毒瘾。为了弄到买毒品的钱，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还学会了小偷小摸。后来共和军帮她戒除了毒瘾，但是却把她引上了另一条犯罪的道路。上高中时，南茜曾当过啦啦队的队长，此后，她又成了共和军的领导成员之一。
据说南茜在加入共和军后总是十分兴奋。在杀害奥克兰公立学校的校长马库斯·福斯特时，她竟然大笑不止；在芭蒂的绑架案中，她杀死了芭蒂·海斯特的情人，当时同样也是开怀大笑。
弗兰迪被杀那天，附近的人们曾听到六声枪响，随后看见一辆1968年或1969年生产的里维埃拉牌轿车从弗兰迪被发现的房子那儿扬长而去。有人还看见车内坐了大约三四个人，当车开走时，车内有人正开心地大笑。
芭蒂·海斯特只比我大几岁，当她被绑架时，她正跟情人住在一起。我家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近，我当时很害怕，不知道她遇上了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无辜的女孩被恐怖分子绑架了，她的父母几乎痛不欲生。几个月后，当我听说芭蒂参与一起银行抢劫案时，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一事实。
绑架案发生的时候，我正热衷于青年人狂热的革命活动，虽然那时没有认真考虑过参加什么革命军一类的组织——当时那些异常危险的激进分子，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我姐姐当时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激进主义领袖，他们四处进行地下活动，希望以此来改造世界。这些做法都充满了罗曼蒂克的色彩。芭蒂当时很漂亮，她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我当时那单纯幼稚的头脑里留下的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另外，那时我父母对我看管很严，而芭蒂的父母则对她完全放任自流。
到1974年5月为止，共和军所犯下的罪行包括：杀人放火、抢劫银行、绑架撕票以及非法持有大量武器等等。在西伯尼亚银行抢劫案发生后，警方对共和军的搜捕工作达到紧锣密鼓的白热化程度。当我的名字出现在学校优等生名单中时，芭蒂也同时上了被警方通缉的名单目录。
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和军的九个主要成员聚集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间满是蟑螂的破屋里——那里闷热异常，住在里面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又脏又破，加之周围的邻居爱多管闲事，所以他们就从那儿搬到了洛杉矶。到达洛杉矶后，“辛基”继续指挥他手下的喽罗们进行犯罪活动。
他们开着车四处招摇，后来在1974年5月9日，南茜发现了这间破屋子，不久，他们就搬了进来。屋子一共有两个房间，每月租金七十美元，而且没有电，但对于他们来说那算不上什么问题。当他们搬进去的时候，一共带了二十多支枪、六千多发子弹和几副手铐。他们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
我倚在车上，想象着这帮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他们迫于压力搬出原来的住所，这还是他们一个月来第一次走出那所房子。如果是我，恐怕就做不到，我宁愿抽空逛逛超市什么的。
这时一个老妇人站在路边，盯着我和杰克，她的眼神很奇怪，好像在盯着两个垂死的人。“白人从来不到这儿来。”她说。
我抬起头向她走过去。“您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吗？”我问道。
她两手环抱在胸前反问：“你来这儿想干什么？”
“只是看看那房子。”我说，“曾经有几个白人住在那里面，您还记得他们吗？”
“他们都死了。”她说，“你们最好离开这儿！”
“看来您还记得他们。”我接着问道，“您就住在这附近吧？您以前见过他们吗？”
她皱着眉回头瞥了一眼那所房子，然后说：“他们招来了警察，警察来到这儿，盘问了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私人问题。”
“警察来这儿以前，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你见到过他们吗？”
“你是谁，为什么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她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夹过去，好像生怕名片有毒似的。她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过。”她把名片扔进手提包里，眼中又露出那种看死人般的眼神，“我说过，你们最好离开这儿！”
我谢过她后，目送着她慢慢走进一所粉红色的小房子里。这时杰克红着脸走过来，显得恼火而焦虑，他说：“我们走吧！”
“她说的话算不了什么。”我说，“那只不过是她个人的看法罢了。”
“我看到她脸上满是怨恨，好像我就是警察似的。”
“警察？”我学着那女人的腔调说，“没有人说什么警察，杰克，你要在这条街上待很久，你要到哪儿去呀？”
这时他的脸更红了。
“我很想走上前去敲那扇门，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就像那女士说的，我们现在最好离开！”他边走边说。
从外面看，地处佛罗伦斯大街上的“热舞”俱乐部很是显眼——临街的窗户上有一幅很夸张的奶油蛋糕的广告画，画上的蛋糕被做成一个裸体女人的样子。在敞开的大门上，挂着一条褪色的红色缎子门帘，这儿的装饰带有很明显的色情味道。
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下了车。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杰克问。
“我想跟这儿的主人谈一谈。”
他拍了拍衬衣口袋里的烟说：“我马上就来。”
我边走边想：如果四周是枪林弹雨，杰克这种人绝对不会走上前去敲屋子门的；他甚至不会跟着我到“无上装”酒吧里去——他是个废物！
我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在“热舞”的屋檐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有一幅经济餐的图案和女式内衣的模型。当时是中午，屋子里挤满了貌似建筑工人和售货员一类的家伙。坦率地说，他们并不粗野。他们好像十分喜欢在屋子中间凸出的舞台上跳舞，而且是互相碰撞、旋转着跳，就像他们喜欢吃鸡翅和比萨饼一样。
屋里的气氛因烟雾而显得猥亵，音乐声震耳欲聋。但总的来说，这地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低档。台上的四个舞女穿着古怪的内衣，但是都很年轻、漂亮。
这时，一个上身穿衬衣、下身却围了一块白围裙的男人在门口挡住了我。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他上下打量着我，然后围着我绕来绕去，眼睛不怀好意地往我屁股上瞅。
“我想见一下萨尔·伊波里托。”我说。
他转过身去，冲着一个正在把比萨饼往柜台放的人喊道：“萨尔，这位女士要见你！”
萨尔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并不认识。”
我走过去，取出一张名片递给他说：“我是玛吉·麦戈温，好像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你可能有，但我没有。”他用刀把比萨饼切成几片，“我不想让你们这些家伙在这儿拍摄，这会影响我的生意。”
芬吉曾告诉过我：萨尔长得很丑，又矮又胖，而且秃顶，说话时有浓重的新泽西口音，嘴边还总叼着一支快吸完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