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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照你所说的，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侦查人员办案靠的是良知吗？”
“当然还有法律和操作规程！但是，我认为良知是最起码应该有的，没有职业道德是最可怕的！”
“坏就坏在这一点上！”高原笑着说，“很多人缺乏信仰，如何从道德上进行约束？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严格约束，什么道德、良知都是空谈！”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反驳道，“当你像我们法医一样，直面别人生死的时候，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不能怪我思想觉悟低，看看现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利用职业谋财害命的大有人在，叫我们怎么相信仅仅依靠职业道德就可以约束？”
“那么我请问辩护人，如果本案嫌疑人的确有罪，你是选择昧着良心强辩呢，还是仗义执言？”
“这个假设条件不存在！辩护人认为，本案的嫌疑人无罪！”我给他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他当然难以回答了。
这时，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俩。在常人看来，我们这是犯了法庭上的大忌！按理说，辩方证人应该替高原的辩护方说话才是，没想到我们居然为一些似乎不相干的事情争执了起来，而且公然在法庭上发生争执！
张贵生明显有些坐不住了，他离开座位，走到高原身旁低语了几句。高原也对他说了几句什么，张贵生才面带笑容地回到了座位上。
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高原跟我商量好的一条策略，在法庭上演一出双簧！通常因为惯性思维，辩方在众人眼里就是强词夺理，掩盖事实，因此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往往难以说服听众。高原跟我合计了一招，商量好由我在法庭上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最好能找到辩护人的话柄予以驳斥，如此一来，才能给大家实话实说的印象，改变他们的惯性思维，博得所有人的信任，提高证言的效力。高原开玩笑说，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但他没有预料到，他对钟任之他们的语言攻击确实让我不快！
“如果用血型的种类进行比对，可不可以达到认定受害人的目的？”高原感觉到我的情绪有些失控，于是转移话题问道。
“那只是同类型对比，同一种血型的人很多，无法确定到某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刚才所提到的第一个条件也不具备，是吗？”
“是无法具备！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没有DNA检验的条件。”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本案现场地面的血迹不一定是受害人的。”高原站起来，朝着审判席说道，“发现案情的当天，勘查人员进行了多处取样，并进行了血型检验，这一系列的操作符合法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当几种不同类型的血迹混合在一起时，很难检验出是否属于同一类，就是DNA技术已日趋成熟的今天也很难做到将其区分开来，更不用说十几年前了。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案现场的血迹不一定是王秀珍的，即便是也不足以导致她死亡，同时还不能排除是她失踪前就沾上去的，我们并没有证据来证实王秀珍失踪后死亡，更不能证实张宝山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待高原说完，公诉人员站了起来，提出要询问证人。
“我们首先提醒所有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证人的证词不具备任何效力！”女公诉人说道，“证人没有受任何人委托，也没有以任何鉴定机构的名义，是没有资格对案件的专业性问题做证的！其次，证人的证词没有任何影像和学术资料的支撑，不足以说明问题！”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让他以证人的身份，而不是鉴定人的身份出庭的原因！”高原打断她的话，“虽然证人事前未受委托，也不是以哪一家机构的名义作证，但是他的证词足以引起我们对案件推论的怀疑！”
“辩护律师请注意，现在并不是法庭辩论时间，不要打断公诉人的提问！”见自己的发言被打断，公诉员毫不客气地说。
高原耸耸肩打住了话头。
“当然，如果证人客观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无疑有利于查明案情！”公诉员继续说道，“我们希望并尊重证人给出实事求是的证词，证人明不明白？”
“明白。”我点点头。她没有片面地否定我的证词，看来是跟高原演的那出双簧起到了作用！
“证人，辩护人刚才出示的那份侦查实验报告表明，实验结果虽然是现场出血量不足以致人死亡，但如果一个人被杀，现场上就必然会流着死者的血难道不是吗？”女公诉员一开始提问，就咄咄逼人，“你是搞法医的，这样的结论难道不符合逻辑吗？”
“理论上来说，从死亡推断现场有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属于逻辑学上的假言推理。”我说，“但如果以此为据进行反推，就是说如果因为现场有血迹就推断有人死亡，则属于假言推理中的反论，这是需要条件的，否则得出的结论会是逻辑学上的谬论。这就像有人说过点燃香烟一定会有烟雾，这是正确的，但反之如果说有烟雾必然有人点烟难免显得可笑！”我看了一眼林显著，他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虽然看不清表情，但我猜他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
旁听席上的议论声渐渐大了起来，使得庭长不得不几次提醒保持安静。
林显著扭过头，对钟任之说了几句什么。钟任之脸朝向证人席，没有答言。
第一百四十四章 激烈的辩论（三）
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锋相对是件很平常的事，没有对错，只有输赢，有时更像是一场对弈，只有通过你来我往不断地攻防，才使得案情越辩越明！然而，如果老纠缠于辩方提出的问题，对于控方来说是一种技术上的失误。因为对于一些无法证实的情节，辩方只需要证明不一定存在，而控方则需要给出存在的确凿证据，而且，辩方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前，一定是做了比控方更充分的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控方防守的难度要远大于辩方的攻击！
“否定有人死亡的结论，只不过是你的主观臆断！”女公诉员沉不住气了，“对此我们需要看到确凿的证据，你有吗？”
“我并没有否定过有人死亡，那也不是我所该下的结论！我只是就证据部分作证而已，至于是不是有人死亡，自有法庭判定！”我回答道，“不过说到收集证据，这似乎是公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我只是证人，就事论事！”
下面的旁听席传来了一阵笑声。
女公诉员的脸红了，她强词夺理地说道：“但你们有义务出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这带了些蛮横的味道！
“我很愿意这么做。”我说，“如果当年的血液样本能够保存到今天，我想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按照现在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检验出是不是失踪者的血液。但很遗憾，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末了我看看坐在辩护席上的高原说道：“至于其他问题，我相信辩护律师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高原朝我笑了笑，站起身来说道：“谢谢证人在他专业知识范围内所做的证言，公诉人提出的问题，我会在下面进行一一解答。”
法庭安静了下来。
“刚才公诉人问有没有证据，来确定现场的血迹不是失踪者的。我承认，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请允许我先讲一个故事，希望大家能从中受到些启发。”高原继续说道：“故事得从我们市一名男子的身上说起，那个人本来有着一个很美好的家庭，父亲是市建筑公司的工程师，母亲是一所学校的教师。二十年前的一天，他父亲在建筑场地施工时不幸意外受伤，被人送到医院，但没有抢救过来。父亲去世后，母亲又离家出走，整个家庭分崩离析。他由奶奶带大，因为没人管教，经常一个人在外流浪，最后沦落为一名吸毒者，现在更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警方逮捕！”
我听出他所讲的是鬼旺一家，想起他之前跟我说调查到了重要情况，看来就是指这个了！
“我要对大家说的，是关于他父亲的死因。在他父亲被送到医院时，因为没有备用的血液，医院派一个护士跟司机到血站取血。在取血的途中，却意外发生了车祸，司机和护士都受了伤，最后他父亲因为输不到血，失血过多而死！而事发后，取血的护士被辞退，医院没有对外给出任何解释！”高原缓了缓，环视了一遍旁听席，“万事万物并不是规律的，有时一个机缘巧合的因素足以改变一切。在这起突发事故中，很多事情被突然改变了！为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司机，他开始缄默不语，在我陈出利弊，并告诉他可能有人会因此洗脱冤屈时，他才说出当年的事发经过。二十年前，他和那名护士受医院指派到血站取血——去的时候护士还带上了自己的孩子，在返回医院的途中，车上发生了意外，司机为避让道路中间的一个老年行人，猛打方向导致救护车冲到了路边的坑道内，发生侧翻。所有人都被压在了车下，取回来的血液也被泼洒了一地！幸好附近有人，危急关头及时救起了他们。我想告诉大家，当施救人员赶到那里时，发现王秀珍也被压在车下，而且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是怎么上的车，遭遇过什么，其中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还未曾了解的迷！……”
我想起了潘云对我说过这件事，不过他的版本和高原说的并不一样。
“你想说什么？”公诉人问道，“这与案件毫无关联！”
“我想说，如果我们不关心别人的经历，是无法得知这个人所有真相的！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出现这样一个事故，故事的主角将失去自己的父亲，一个家庭即将崩溃！任何一个细节，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们任何不考虑细节而作出判断，同样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
“你是在讲寓言故事吗？”公诉人笑着问，“世上这样凑巧的事有多少？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当成常态！”
“事物都有其个体特征，所谓与众不同就是一种常态！”高原针锋相对，“我们不愿意相信，是因为我们总喜欢把事物类化，而忽视了个性！”
我相信。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写道，巧合其实是人们生活中所常见的，只不过是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小说里，他通过种种巧合，描述了女主人翁是在怎样的情景下爱上他人并与之结合的。无论是昆德拉笔下男女主角的爱，抑或是这个世界的一切，谁敢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产生的呢？而对此，我们也曾试图通过研究案发条件的巧合程度，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然而通过比较我们得出，任何案件都是偶然的结果，各种巧合纠缠在一起，于是才有了案件的发生！引申到形而上，便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但我的确不知道高原讲出这起交通意外的用意。
“二十年前的一起意外和十年后的一起失踪案，看似没什么联系，然而却是有着共通之处！”高原继续说道，“通过调查我们得知，王秀珍自小患有惊吓性癫痫，而且惊吓源便是鲜血，见到血便容易犯病，那次救人，她就当众昏倒在场，陷入了失去生命的危险中。试问，既然二十年前有过意外，为什么十年后就不会同样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