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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焕道：甭想了，不可能的事儿。
吴煦：必须这样做，不这样不行。
薛焕：我看过你们的预算，要把淮军接过来，要花十八万两银子。我来问你，哪去弄这么大的一笔钱？
吴煦：这事由顾文彬来解决。
薛焕：顾文彬？那个诗人？画家？六扇门的捕头？你不是开玩笑吧？
吴煦：生死攸关，谁敢在这时候开玩笑？
薛焕：顾文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
吴煦：他也没钱，不过他去找洋人贷款。
薛焕听后，沉默良久，终于点头应允。
事情到了这一步，往后还有一个诡异的变局。在这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是苏松太道吴煦坚持快点儿把淮军接过来，而通商大臣薛焕反对。后来李鸿章到了上海，薛焕却和李鸿章处得极好，他家里有两个女儿，一口气全都嫁给了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的两个儿子。反倒是坚持迎请李鸿章的吴煦，成了李鸿章的敌人，惨遭李鸿章修理打击。
何以会有这种变局呢？
这是因为，薛焕与吴煦，两人在智商和情商上存在着一段无可弥补的差距。薛焕其人，智商高情商也高，起初不答应用洋火轮接淮军入沪，是因为他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只要需要他承担责任，就甭指望他能答应。除非不需要他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他才肯做顺水人情。李鸿章入沪之后，薛焕立即发现，李鸿章各方面的才能都在他之上，早晚必然飞黄腾达，所以立即在第一时间冲过去，和李鸿章站在一起，并分享胜利果实。
薛焕是一个精明的官员，而吴煦却是最典型的笨官。这种官员，工作都是他来做，麻烦都是他来承担，最后还不讨上司欢心，惨遭修理。究其原因，是因为如吴煦这种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能力，分不清孰高孰低。如吴煦，明明是他把李鸿章接过来的，却硬是看不出李鸿章的过人之处，反而在小事上给李鸿章添堵，结果惹火了李鸿章，遭到了李鸿章不客气的修理。
精明的薛焕与憨头憨脑的吴煦，是官场上最常见的两种类型。任何人只要稍微加以留心，保准会在你的周围，发现这两种人。
吴煦与李鸿章之间的纠斗，是以后的事情。眼前的事情是，曾夫子发现李鸿章为了逃脱他的手掌心，竟然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强迫他就范，盛怒之下，曾国藩发火了，他回到屋子里，把门一关，不再搭理李鸿章。
李鸿章的后手
李鸿章居然敢算计自己的老师，是因为他早就有了后手。他清楚，曾国藩一旦知道上海那边的洋火轮已经准备就绪的时候，肯定会怒不可遏，不放淮军离开。所以等这事发生的时候，李鸿章的后手就立即施展了出来。
李鸿章的后手，共分两步。
第一步，是他跪到老师面前，再三解释上海雇用洋火轮的事儿不是他的主意，而且他本人也不同意这个方案。理由是，乘夷船越贼境，太不安全。
作为佐证，李鸿章举例说，如今湘军幕府之中，对于淮军赴沪之事，议论蜂起，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不可能接受如此危险的方案，建议老师再寻找一个更妥善的法子。
听李鸿章这么一说，曾国藩也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太小心眼儿。好歹自己也是圣人啊，不能流露出过多的私欲，让人耻笑。于是他消了气，坐下来，和李鸿章商议出一个新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仍然走陆路，让李鸿章率淮军，循北岸逶迤前进。途中尽量避免与太平军相遭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一路溜到上海去。
这个方案听起来极尽离奇，但用兵之妙，走的尽是让对手意料不到的怪招。更何况，此前曾国藩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比如说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其人原本是个书生，曾国藩筹建水师的时候，打算以彭玉麟为帅，由是书生彭玉麟易装为乞丐，穿越了由太平军控制的漫长水道，顺利抵达湘军大营，从此由一名翩翩文士，转型为凶悍的湘军水师统领。
曾国藩想出这个法子，多半是他突然想起来李鸿章曾和彭玉麟动手打过架，所以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种思维定式，将当年彭玉麟的成功案例移植过来。心里所抱有的期望，是希望李鸿章也能够像彭玉麟那样，从此成为曾老师最好的助手。
但是曾国藩低估了他这个得意弟子。李鸿章之所以推出这么一个怪异方案，其目的是暂时给曾国藩一个心理缓冲，以便在他最后出手之时，能够让曾国藩接受现实。
对曾国藩的最后一击，来自素有烈士情结的沪上名士钱鼎铭。
1862年3月28日，钱鼎铭在另一位沪上名士潘馥的陪伴之下，自上海坐轮船重返安庆，带来了一个让曾国藩始料未及的消息：沪上已经凑足了十八万两银子的巨款，和麦李洋行签了货运合同，七艘洋火轮不日即将抵达安庆，准备分三批，将六千五百名淮军接到上海。
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当时就急了，一口拒绝：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钱鼎铭眨着纯洁的大眼睛，很无辜地问曾国藩。
因为……这个方案太草率了，太不安全了。现在曾国藩能够想到的，只有这么一个理由了。
这时候钱鼎铭使出了他的撒手锏，往曾国藩面前一跪，号啕大哭起来，哭曰：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
这是钱鼎铭二哭曾国藩。头一次，他是央求曾国藩派救兵往援上海，而这一次，他是哭求曾国藩答应他的运兵方案。
目前的史书，但凡提到钱鼎铭，都有这样一句话：钱鼎铭因为赴安庆求救兵，效春秋申包胥哭秦廷之举，终于打动曾公，让李鸿章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他也因此成了李鸿章的恩人与心腹……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
钱鼎铭为李鸿章立功，不是在第一次哭谏上，而是在这一次。
第一次哭谏，只是促成了淮军的建立，并没有促成淮军赴沪的直接结果。而让李鸿章获得沪上腾飞机遇的，是钱鼎铭的这一次大哭。而且，两次大哭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哭，是为了打动曾公的慈悲之心。这一次大哭，却是要动摇曾国藩的声望，让曾国藩陷入尴尬的境地。
明摆着，人家巨款也花了，接人的船也来了，你曾国藩还不放人，那就是你曾国藩的不对了。
钱鼎铭之哭，就是人心所向，道义所在。气恼的曾国藩不搭理钱鼎铭，让他一个人哭去，自己回到卧室，捧起小说《红楼梦》，潜心阅读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摧之恋。读到伤感之处，他写日记曰：原定由巢县、和、含陆路东下，今若遽改为舟行，则大拂兵勇之心，若不由舟行，则大拂江苏绅民之心，踌躇久之，不能自决。
钱鼎铭这一哭，就占了天大的理，让曾夫子无计可施。第二天，他不得不找来李鸿章开会，反复讨论到底应该如何做。这节骨眼儿上钱鼎铭就在门外，跟个被一百个老公抛弃了的怨妇一样，呜呜咽咽哭个不停，哭得曾国藩心乱如麻，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李鸿章终于获得了机会，钱鼎铭因此成了头号大功臣。此后，李鸿章感恩图报，要把钱鼎铭那嫁不出去的暴脾气丑妹妹忽悠给洋务运动的先知郭嵩焘，彻底毁了老郭的幸福人生，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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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中心天地会
1862年4月5日，第一批赴沪淮兵登船出发。
这支人马，有程学启的开字两营，韩正国及周良才的亲兵营。临登船，曾国藩亲往壮行，他手抚程学启的背，说道：程学启，好好干，我看好你。知道天地会的张国梁吧？他死了，死得好惨，被李秀成打得尸沉河底。让先帝咸丰哭得跟个泪人一样。
这一番话，说得程学启感激不尽，莫明其妙。
曾国藩所说的这番话，隐藏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怪异的规律。每一次战争与劫难，都是中国的尚武中心崩裂所致。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两个尚武中心，一个是民间暴力社团天地会，另一个是淮上巨捻。
暴力社团天地会，最早在明朝灭亡时由郑成功的军师陈永华创建，陈永华希望凭借这个非法组织，联合江湖英雄，驱逐满人出关。这个目标最终没能达成，天地会却在不断的清剿行动中坚持了下来，而且集结了江湖之中最崇尚暴力的一伙怪人。
天地会及淮上巨捻虽然崇尚暴力，视杀戮为体面之事，但由于这两个尚武中心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主张，所以始终闹不出个名堂来。临到洪秀全起事于广西，自称他是耶稣的弟弟，这个癫狂的呓语，却成了太平军起事的明确纲领。而太平军缺乏能征惯战之人，只能要求天地会加入，替太平军去打天下。
说到政治纲领，这东西也有一个规律。政治纲领的文明开化程度，与组织的严密程度是成反比的。简单说来就是：越是文明的、先进的纲领，越是推崇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越是远离紧密的组织结构；越是愚昧的、落后的纲领，越是契合人性之阴暗，感召人性之恶，越是容易聚集成为暴力中心，聚拢起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团队来。
这是因为，越先进、越文明，越是趋近于建设性。而建设十分艰难，所以建设性纲领最难见到效果。而越落后、越野蛮的纲领，越是趋近于破坏性。破坏可是比建设容易千倍万倍的事情，所以特别容易取得效果。
当时，天地会有几名头目：罗亚宋，大头羊张钊，冯子材。当时罗亚宋认为，洪秀全的理论太过于邪门儿，没必要理睬。可是大头羊张钊却坚持认为洪秀全这个搞法蛮好，说不定会搞死清廷。于是天地会破裂，大头羊张钊带着小老弟冯子材，投奔了洪秀全。而罗亚宋却投奔了官兵。
大头羊张钊到了太平军那边，改名叫张嘉胤，他很快成为太平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与广西巡抚劳崇光对阵厮杀。战不多久，张嘉胤突然想到一个妙计，他与太平军首脑们商议，由他假意投降劳崇光，然后里应外合，大破官兵。太平军首脑们拍手称妙，就让张嘉胤赶紧去执行。
于是张嘉胤假意投降劳崇光。可是那劳崇光既然是做官之人，每天琢磨的就是算计别人，一点儿也不傻。发现张嘉胤只是自己跑过来，妻子儿子还留在太平军那边，就知道他是诈降。
那么该当如何处置这个诈降者呢？劳崇光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暗中找了一个人，模样相貌与张嘉胤略有相似，就让这个人假冒张嘉胤，带着官兵大战太平军。这条计策，听起来极是儿戏，带有很强的恶作剧效果，应该不会奏效才对。
事实上，太平军那边是知道劳崇光以诈对诈的，这么简单的花样儿，犹如小孩子玩过家家，岂有一个看不明白之理？可是他们忌妒张嘉胤有一身不俗的武艺，更忌妒他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于是就假装懵懂，装作没看出来，趁此机会把张嘉胤的妻子儿子拖到战场上来，当着张嘉胤的面全部宰杀了。
目睹妻子儿子惨死，张嘉胤心胆俱裂，从此就死了这颗心，踏实地做起官兵来。不久钦差大臣向荣赶到，发现张嘉胤是个将才，就替他改名叫张国梁，并把他的名字报告给咸丰皇帝，要求嘉奖。
咸丰皇帝是性情中人，最喜爱战场上能打能杀的猛将，从此视张国梁为自己的心腹爱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