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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李弘去世到李贤入主东宫的这一小段时间，武后确实也在积极地储备实力，这对于她日后的上位肯定是有帮助的。可如果说这便是她谋害亲生儿子的动机，说服力未免有些不足。
李弘死了，除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外，李治似乎并不介意武后权势的如日中天。反正天下是我老李家的，你再强也还是我老婆！
武后曰：老公，其实你错了。我很喜欢你天天被山呼万岁的感觉。或许，某天我也能享受到。
第十一章 东方疆土的丢失
话说百济、高句丽被灭后，唐政府在当地驻军并加强了管理。可惜结果却不容乐观。
灭百济后，主将苏定方居功自傲，放松了对下属的管束，唐军军纪开始败坏。战争结束后，留守的唐军常常成群结伙外出游荡，劫财之余不忘劫色。若遇反抗，则格杀勿论。为避灾祸，百济青壮年纷纷逃离家园，或逃亡高句丽或躲入山林，留在家乡的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爆发中灭亡。一时间家家哭声一片，断壁残垣随处可见。
消息传到长安，李治意识到百济的问题已经无法再依靠武力，关键在于收服民心。
于是行政管理经验丰富的刘仁轨奉旨来到了百济。
刘仁轨所面临的问题几乎和现在的海地总统一样：到处是腐尸，卫生状况差；社会动荡，秩序紊乱；产业荒废，经济面临崩溃。最令人头疼的是当地的原住民们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来自大陆的征服者，眼神中难掩厌恶之情。
对此，刘仁轨不抱怨，不着急。他首先整肃了军纪，严禁欺民扰民。接着安排军人和当地百姓一起参与地方卫生工作，掩埋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防止瘟疫的蔓延。同时组织全体民众参加基础设施的建设，修桥补路、建堤筑坝，兴修水利等。
此外，刘仁轨还积极构建了社会保障体系。他经常前往各地巡视，对贫困家庭予以救济，同时将孤寡老人和儿童集中起来，由政府负责供养。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带动下，原本弥漫在百济的敌对气氛消除了许多，不少逃亡在外的百姓开始重返家园，恢复生产。
除了修桥筑路外，刘仁轨还修建了许多祭坛，用于举行向大唐皇室的祭祀仪式。
为了进一步从文化和习俗方面同化百济，刘仁轨宣布放弃原先的纪年方法，一律采用大唐皇帝的年号，当年即为大唐龙朔三年。
在怀柔和休养生息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百济很快便恢复了往常的秩序。
百济和谐了，北方的高句丽却还是不平静——即便是在李治下诏把大部分青壮劳力和富裕阶层迁入大唐境内后亦是如此。而且他们不只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还具体落实到了行动上：民间反抗武装在原高句丽官员剑牟岑（又名钳牟岑）的领导下采用游击战的方式与安东都护薛仁贵展开了较量。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奉命前往凉州前线。克星走了，反抗势力胆气大壮。他们拥护高句丽末代国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首领，公开打出了复国的旗帜，反抗的形式也从游击战升级成为与唐军正面交锋的常规战。
对此唐政府自然不能坐视不理。既然不服管，那就只能打。左监门大将军高侃被任命为东州道行军总管，率部出征。
还没交战，大老板安舜就被吓破了胆，他可不想像外公那样被五花大绑，但主动投降面子上又实在迈不开。思前想后，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投奔原先的对手新罗，并杀死了阻止他的剑牟岑。
却说自打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玩完，新罗顿觉浑身舒畅，嘴上还在不停向大唐表示感谢，手上已一刻不停地忙着在原两国的疆域内扩疆拓土。
后来刘仁轨稳定了百济的局势，新罗不敢再明着对百济下手，就将目光转到了北方。见安舜前来投奔，新罗决定用好这颗棋子，以支援高句丽的名义悍然出兵北上。
高侃作战虽不如薛仁贵神勇，但对付新罗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高侃在白水山击败了高句丽反抗武装，连带着收拾了前来增援的新罗军，俘虏数千人。
白水山一役，高侃最大的收获在于发现前不久还号称亲如一家的新罗人居然倒戈支持了高句丽。吃惊之余，他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李治。
同时百济驻军也向长安发来报告，称新罗人不但收留了逃亡的高句丽反抗组织成员，还入侵了百济故土，大模大样地派兵驻守。
对于这种白眼狼行径，李治大怒，立即下令组建远征军，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出兵讨伐新罗。
同时李治还充分行使了宗主国的权力，下诏废除金法敏的国王职务，由目前在长安任职的胞弟金仁问继任。
刘仁轨兵分两路，自己率领一路从陆路南下，另派一路从北方经日本海南下，在新罗南部登陆，来个南北夹击。
原本只想捞点油水的新罗人吃足了苦头，屡战屡败。眼见唐军一副不灭国不罢休的架势，他们害怕了。金法敏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谢罪，并保证日后一定老实本分，绝不再有非分之想。
金法敏是幸运的。
或许是厌倦了东方连绵不断的战事，不想再耗费过多的人力和物力，李治决定停战，接受新罗提出的和解请求，同时下令恢复了金法敏的国王身份，改封金仁问为临海郡公。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治陆续撤走了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官员和军队，改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既然是民族自治，自然是要本族的首领做领导。于是，高藏被封为了朝鲜王、辽东都督，扶余隆被封为了带方王、熊津都督，分别负责对原高句丽和百济的管辖。同时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了新城（辽宁抚顺），不再直接负责对朝鲜半岛的管辖。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高藏到达辽东后，熟悉的故乡景色重新点燃了他内心压抑的复国之火。于是他联合了居住在黑龙江一带的靺鞨人，打算脱离唐政府的控制。
在严密的监视下，高藏等人的阴谋早早败露。行动未果的高藏被重新押回了长安，流放到了邛州（四川邛崃市）。高句丽遗民，除部分实在穷困不堪的被安置在安东都护府周边外，其余全部被强行迁移至内地各州。
相比高句丽，当时的百济更加荒凉残破，且时刻面临来自新罗的威胁。带方王扶余隆始终不敢回国，而是选择滞留在了高句丽。
高句丽人烟稀少，百济群龙无首，很快新罗人的野心再次膨胀起来。仪风二年（公元677年），新罗军攻占了没有都督的熊津都督府，吞并了原百济王国。
原高句丽南部的部分疆土也被新罗军占领，北方则因毗邻大唐安东都护府而幸免于难。
不经意间，几年前还是一副楚楚可怜模样的新罗已经占领了朝鲜半岛三分之二的土地，朝鲜半岛从此进入了新罗王朝时期。
扩张成功后，新罗继续对大唐采取恭顺的态度，双边关系进入了长时间的蜜月期。
第十二章 西域战事
东边放晴西边雨。在介绍西边战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位西域的风云人物。
贞观年间，李世民在长安设立了一个国家级培训机构——“弘文馆”。馆内绝大多数学生均为高官或贵族子弟。或许是见惯了衣着光鲜、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有一位少年因为整日衣着朴素、行事淡然且才华出众，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八卦自然是少不了的。无奈此人口风甚紧，什么有效信息都打听不出来。时间久了，大家也就淡忘了。
当时做（文）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出身好，有个有权势的亲戚举荐便能做官，二是参加科举考试。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明清时期的不太一样。明清时期主要考八股文，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考上来，殿试过关后，便可称为“进士及第”，也就光宗耀祖了。而唐代的科考则分为两种形式：明经科考和进士科考。
明经科的考试教材包括《礼记》、《左传》、《尚书》等。考试分为三部分：一是帖经，即填空，比如“一鼓作气……，三而竭”，中间你填上“再而衰”就对了，这个考的是背功；二是释义，相当于名词和名句解释，就是光会背还不行，得用自己的话解释出来；三是时务策，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的申论，不设标准答案，考生需对某个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进士科则在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外，再加吟诗作赋，主要考察考生的文学修养。
唐初，贵族子弟大都考明经科，平民则以考进士科居多。
弘文馆里的学生，自然大多是奔明经科来的。
话说那位少年在一段时间的学习后，顺利通过了明经科的考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做了个再平凡不过的出纳。
当时担任左屯卫大将军的是苏定方。他不仅会打仗，更是个难得的伯乐。
一次偶然的机会，苏定方认识了这个小出纳，“甚奇之”。
原来这位少年姓裴，名行俭，字守约。他的曾祖父裴伯凤当年官至后周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封爵琅琊郡公；祖父裴定高为冯翊郡太守；父亲裴仁基是隋朝左光禄大夫，曾是王世充手下一员干将，后因王世充无能且自大，打算投奔李渊，不料谋事不密，被王世充发觉后惨遭杀害。
唐高祖期间，裴仁基作为“反王义士”被追封为原州都督。作为烈士的遗属，裴行俭才得以进入弘文馆学习。
得到了苏定方的赏识，裴行俭没有得意忘形，而是继续保持着一贯淡定的风格。
李靖军事思想的嫡系传人苏定方是这么评价裴行俭的：“吾用兵，世无可教者，今子贤也。”于是“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裴行俭虽是左屯卫大将军麾下，却隶属文官体系。一介书生，纵然兵法纯熟，何时能用于实战？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裴行俭空有满腹军事才华，却找不到用武之地。终于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裴行俭盼来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而这一切来的纯属偶然。
当时，李治正与长孙无忌等人在皇后人选的问题上陷入僵持。裴行俭当时任长安县令，官虽不大，却是帝国中枢所在地的父母官，消息还是很灵通的。
对于武昭仪做皇后，裴行俭是坚决反对的。加之他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是与虞世南、褚遂良齐名的三大书法名家，于是虽是个芝麻官，倒也常有机会与宰相级大员们一起把酒聊天，自然也会谈论到皇后废立的问题。
御史中丞袁公瑜得知后，立即把裴县长的“不轨”言行报告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
区区一个县令自然还不能入武昭仪的法眼，但所有反对她的人都不可能过得舒坦——这是一定的。于是裴县长被迅速调离了长安，至西州（新疆吐鲁番）都督府做了长史，从此踏入了茫茫戈壁。
可以想象，当时裴县长一定是郁闷非常：反对的武昭仪当了皇后，同志长孙无忌等人被尽数贬出了京城，自己也被从繁花似锦的京城发配到了飞砂走石的西州，级别则从五品的长安县令降成了六品的长史。
好在裴行俭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很快他便调整好了情绪，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上。他在西州主要从事行政组织工作，这让生性谨慎的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用武之地。此外，美味的哈密瓜和葡萄也帮助他爱上了可爱的西州。
从永徽六年到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的十年间，裴行俭已一步步从六品的都督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