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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应该只是谣言。
年轻人往往是最不相信宿命的，所以李贤一向对明崇俨没什么好感。现在这家伙居然敢妖言惑众，当众诋毁自己，实在是可恶至极。
李贤的情绪，武后是有所察觉的。于是她组织人员编写了《少阳正范》、《孝子传》等文章，告诫李贤要做个乖儿子，听妈妈的话。
李贤毕竟是太年轻，还不懂得隐忍退让。他命手下给《后汉书》作注时，多次强调东汉的动荡不安正是由于太后临朝、外戚专权所致，以此劝诫母亲不要再积极干预朝政。
武后吃了个瘪，还没等找到机会发泄，接下来的事情就已经让她怒不可遏了。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明崇俨死了。
他不是病死，不是淹死，也不是吃饭时噎死，而是被人刺死的。据现场勘查人员报告，似乎是强盗抢劫，顺带杀了人。
武后可不相信这套说辞。根据她自己所获取的情报，儿子李贤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她一面派人暗中收集证据，一面大张旗鼓地为明崇俨操办丧事，追赠他为侍中（宰相级别），加封他的儿子明珪为秘书郎。
这无异于昭告天下：明崇俨是我所重视的人，也是朝廷的重臣，我绝不会让他就这么白白牺牲了。幕后的凶手，你给我小心了！
这显然是在敲山震虎。只是李贤根本不为所动，继续想干嘛干嘛。
李贤是个性情中人，兴趣爱好十分广泛，既喜爱读书作注，又贪玩好色，和舞女、下人们走得很近，哪天一个高兴，就大笔大笔的打赏。此外，他还有断袖的癖好，和一个叫赵道生的家奴甚是要好。
对于李贤的这项爱好，父亲李治倒是没多加干预，毕竟李贤的能力还是相当让他放心的，况且李贤都也已经有三个儿子了，不必担心香火问题。
但在辅佐他的官员们看来，却总感觉有些不妥。
按照传统观念，不妥就要进谏。司议郎韦承庆为此曾专门劝说过李贤，但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武后却抓着不放，指使亲信向李治提出彻查李贤，规范帝国接班人的行为。
在武后的主导下，专项调查组成立，成员包括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人。他们对东宫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这一查居然有“意外”的收获——从东宫的马坊里搜出了数百件黑色铠甲。
同时太子的相好赵道生也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和政策攻心，他招认明崇俨之死是自己所为，而整个行动的发起与策划者，就是太子李贤！
调查组不敢有所隐瞒，第一时间将这些情况向皇帝皇后做了汇报。
对于李贤，李治心中是有数的：他熟读史书、能力超群，绝不至于重蹈李承乾的覆辙。私藏铠甲，可能是因为与武后的矛盾越来越深，出于防御或自保而准备的。
至于明崇俨，换做任何一个人放在李贤的位子上，听到他的话都不会高兴。长期的压力使得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下了狠手。这事儿李贤的确做的有些过火，但也绝不会是冲着父亲的皇位而来。
所以，李治并不打算严惩李贤。
可武后不答应，这可是她等了许久的良机，可以名正言顺地废掉李贤，怎可能轻易放弃。她坚持说：“李贤身为太子，断不该有谋逆之心。你是他爹，我是他娘，即使心痛也只能大义灭亲，绝不可姑息！”
每当李治和武后意见发生分歧，结果都是武后胜出。这次也不例外。
李贤“谋反”一案，看似没有疑点，嫌犯供认不讳，连个申辩都没有。但就因为过于顺利，反而让人不信服。
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李贤和武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一个要当真正的接班人，一个手握大权不肯放松。摄于母亲的强势，李贤开始陷入焦躁，转而在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上寻求宣泄，例如沉迷于断袖，策划暗杀等。
至于东宫中搜出的铠甲，有人认为是武后栽赃。但奇怪的是，史籍上并未提到李贤对此有什么异议。
为什么？即使是真正的谋反者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往往也会抵死不认，而李贤却什么也不说，让调查组轻松结案。他到底想做什么？
政治活动中，几乎人人都戴着面具，有时甚至不止一张。只有在抒发情感的文学作品中，虚情假意的成分可能会少许多。
对于自己兄弟几个和母亲的关系，李贤有一首著名的诗——《黄瓜台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诗中所透露的凄凉和无力正是李贤心态的绝佳写照。不愿向母亲低头，却又无能无力；在与母亲的权力争夺战中自己既然失败，那就只能被动地等待母亲的处置。
最后，李治下诏：革去李贤的太子之位，贬为平民，从东都洛阳押回长安单独关押；其党羽全部杀头；未涉案的原东宫官员则大都被贬出了京城。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下场最悲惨的还是负责东宫餐饮工作的典膳丞高政（长孙皇后舅舅高士廉的孙子，左卫将军高真行的儿子）。考虑到他是长孙皇后一族的后人，武后将他革职并赶回了家中，交由他父亲处置。
为表忠心，高真行选择了牺牲儿子。
可怜高政刚一推开家门，一把利刃就刺进了他的咽喉，顿时血如泉涌，身子也顿时瘫软了下来；同时，一把长刀也冷冷地刺进了他的腹部，剜了一下又抽了出来，带出的是高政花花的肠子。只是这些只是肉体的痛苦，真正让他死不瞑目的是：刺他咽喉的是他的父亲，捅他腹部的是他的伯父、户部侍郎高审行！
高政并没有当场死去，而是痛苦地倒地哀嚎。侄子高璇担当起了终结者的角色，一刀砍去了叔叔的头颅，再把无头尸身扔到大街上供路人践踏。
李治得到消息，又惊又怒，随即将高真行贬至睦州（浙江淳安）任刺史，将高审行贬至渝州（重庆）任刺史，统统踢出了京城。
第十五章 高宗去矣
废了李贤，自然要立新的太子。时任左卫大将军、雍州牧的英王李哲在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成为了李治的第四任太子。
虽然太子人选经常更换，但李治对每位太子的教育还是相当上心的。次年，他任命刘仁轨为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侍中郝处俊任太子少保，共同负责对李哲的教育。
期间，李治收到了一份奏章，建议将宫中御马的排泄物收集起来对外销售。马的粪便为纯天然绿色肥料，既营养又环保。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仅此一项业务每年预计可收入二十万贯，合计两亿个铜板。
提出这一建议的是少府监裴匪舒。少府监相当于宫廷采购总监，开源节流是他的本职。李治虽说富有四海，但“二十万贯”的预期收益还是深深吸引了他，不加税、不节流就能多这么多收入，又能一次性处理掉长期堆放在宫中的污物，不正是一举两得吗？
不过，朕还得先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这点小事就不麻烦皇后了，问问刘仁轨吧。
刘老头十分精明。他先是称赞这是一笔好买卖，但紧接着又话锋一转：“怕只怕后世会有议论，大唐皇室公然叫卖马粪，与民争利，名声恐怕不会太好。”
做皇帝的最怕的是两件事：一是被人夺了江山，二是遗臭万年。听了刘仁轨的话，李治再也提不了兴趣了。结果那些上好的有机肥除小部分供应给了御花园，大部分是自然风干或做了苍蝇们的安乐窝。
在千年之后的现代人眼中，裴匪舒是个不折不扣的先进工作者。作为后宫财务和采购工作的负责人，他并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而是深入一线，研究改进工作的方法，非常值得表扬。
刘仁轨所说的也有道理，只是不妨换个角度处理问题。政府机关直接经商固然不妥，但如果更换下形式，例如成立一个后勤公司，以企业的名义对外经营，岂不妥当？
赚钱的事没办成，花钱的倒是出了不少。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武后最疼爱的女儿太平公主出嫁了。
为了给已故的老娘荣国夫人祈福，武后让太平挂名做了女道士。既然是挂名，就是意思意思而已，公主仍居住在宫中，只在有需要时穿上道士服，让母亲心中有个安慰。
后来，吐蕃使者前来朝见，替他们的赞普向太平公主求婚，以示双方重修旧好。太平公主何许人也，怎么会看上吐蕃人，武后更是舍不得这个宝贝。可如果直接拒绝，西南边境很可能重燃战火。一番纠结后，武后决定假戏真做：为太平公主修了座太平观，让她真正做了道士。
吐蕃的求亲总算是糊弄过去了。可这回却是换太平公主想嫁人了。
一次宫廷宴会，太平公主身穿紫袍玉带，头戴折上巾（男子专用），腰佩佩刀、磨刀石、火石袋等装饰物来为父母献舞。
女扮男装的太平公主英姿飒爽，逗得李治和武后都开怀大笑。他们笑着问女儿：“你又不能当武官，穿成这样干什么啊？”
太平公主还以狡黠的一笑：“那就请父皇和母后把这身行头赐给驸马吧。”
一语点醒梦中人。
在李治和武后的眼中，太平公主就是个孩子。不知不觉，小丫头也已经到了思春的年纪，的确是该给她找个婆家了。
经过多方推荐和比较，光禄卿（宫廷餐饮部部长）薛曜的儿子薛绍成为了驸马的人选。
薛曜虽不是什么国家栋梁，但也绝非一般人，他本人也是驸马。薛绍长相虽无具体记载，但能入武后法眼的必定不会是泛泛之辈，用“玉树临风”来形容应该并不过分。
太平公主出嫁，排场必定是要惊天动地的。据说武后不计成本，把无数的铜钱和水果糕点等包成红包如天女散花般洒向街道，以至于一年后长安城内还不时能闻到水果发酵的味道。从皇宫到薛家这一路更是灯火通明，照得黑夜如白昼，火炬一个挨着一个，不少种在道路两边的槐树都被活活烤死。
嫁完女儿，李治的生命之火也将熄灭。他并不怕死，只是担心老婆过于强势，儿子没法掌握朝政。自己已经在老婆的阴影下过了大半辈子，他实在不希望儿子重蹈覆辙。
可朝中又有谁能托付呢？
为了让自己去得安心，李治于公元680年前往嵩山寻访著名隐士田游岩，聘请他担任太子洗马。这一举动简直就是当年吕后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盈的翻版。
当刘邦看到“商山四皓”时，他明白太子之位已稳若金汤；而当田游岩看到强大的武后与羸弱的太子后，他苦笑了。
对此，李治已经无能为力——病情越来越重，竟到了间歇性失明的地步。
公元683年，也就是李治登基的第三十三个年头，头痛病的并发症让他双目失明。侍医秦鸣鹤诊断后提出，要想医治，唯有放血一条路。
话音刚落，就听到珠帘后传来武后的一声咆哮：“大胆逆贼！竟敢在天子头上放血！还不给我推出去斩了！”
秦鸣鹤当场吓瘫在地，只等武士拖他出去。突然龙床上气若游丝的李治开口了：“朕实在是受不了了，不如让他刺刺看，总不至于比现在更差！”
还没来得及和阎王爷打个照面的秦鸣鹤鼓足勇气，照着李治头上的“百会穴”刺了下去。
鲜血缓缓流出，效果很明显——李治长出了一口气：“吾眼明矣！”
秦鸣鹤擦擦头上的冷汗，长长地吸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