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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号，史称红袄军。
起义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概括地说，其一，章宗时期的括地运动使得“腴田沃壤尽入势家”，“茔墓井灶悉为军有”，造成阶级与民族间的尖锐对立，农民被剥夺了生计，只有铤而走险。其二，残酷的战乱与随之而来的饥荒相交织，迫使濒临绝境的人民联合起来，发动起义，寻找生路。
较大规模的起义军主要有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济南夏全，兖州郝定，连同星星点点小规模的红袄军，不下数十支。
贞祐二年，蒙古军北撤，金宣宗就派宣招使仆散安贞率领最精锐的“花帽军”前往镇压，杨安儿承舟入海，遭船家陷害，堕水而死。其余部数万人由其妹杨妙真率领，与李全合军，继续反金。
仆散安贞击溃杨安儿以后，即欲招降刘二祖。刘二祖殊死抵抗，次年战败被杀。郝定收集了杨安儿和刘二祖的部分余众，发展到六万人，自称大汉皇帝，设署命官，不久即遭仆散安贞镇压，俘至汴京被杀。
刘二祖的主要余部在霍仪领导下继续抗金，其下有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诸部。贞祐四年，霍仪战死，石珪、夏全降金，彭义斌率余部投归李全。李全成为红袄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依违在金宋蒙三角关系中（详见《李全》一节）。
说到红袄军的性质，很难一言以蔽之。其中固然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例如郝定自称大汉；但民族斗争并不是红袄军的主旋律，红袄军已没有南宋初两河义军那种明确的抗金性质。阶级矛盾的性质当然是有的，杨安儿军中颇有女真贵族的家奴；但阶级斗争并不是红袄军斗争内容的全部。在这两层性质外，红袄军还明显有频繁战乱中一般民众以武装力量谋求生存可能的因素。李全其后在金宋蒙之间降叛不定，出尔反尔，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对西夏和南宋的关系上，金朝也处置乖张，自食恶果。大安元年（1209年），蒙古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西夏向金朝求援，卫绍王拒不出兵，夏神宗遂由前朝的附金抗蒙改为附蒙攻金。西夏本来完全可以成为金朝牵制蒙古的筹码，现在反而成为蒙古侵金的盟军。
在多国关系中，金、夏统治者不但把加法做成了减法，还不知道唇亡齿寒的政治常识。自大安三年起，与西夏接壤的漫长边境上，金朝州郡便不断受到西夏军队的攻击。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夏神宗退位，这年也恰是金宣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元光二年（1223年）。
再说南宋，见到金宣宗受到蒙古的侵逼，迁都汴京，南宋朝廷普遍的情绪是“天亡此仇”，竟没有一个有识之士清醒地指出：金朝是宋蒙这两个未来敌国的缓冲。自嘉定八年（1215年）起，宋朝已连续三年未向金朝纳币。金朝因忙于出兵反击西夏，也不愿意与蒙古、西夏和南宋在三条战线上开战，故而没有立即追究。
兴定元年（1217年）二月以后，金朝对西夏改取防御为主的战略。连年战争的巨额消耗，南宋岁币对金朝来说已是刻不容缓的强心针。南迁以后，金朝局促一隅，也深感有必要从南宋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当时，朝廷上以平章政事胥鼎为代表，提出了联宋抗蒙的正确意见，但遭到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的强烈反对。
在高琪的坚持下，原先反对侵宋的金宣宗也同意发兵。宋宁宗下诏对金宣战，嘉定和议以后金宋短暂和平局面宣告终结。次年春天，宋军在两淮、京湖、川陕三条战线上发起反击，双方互有胜负，战争打得黏着拖沓。
兴定三年，金朝试图凭借军事上小小的上风迫使南宋议和纳币，宋方却拒绝金朝打探消息的详问使入境。金宣宗只得任命仆散安贞为统帅，正式下诏伐宋。仆散安贞率大军分三路南下，一路攻黄州麻城，一路犯和州，另一路出盱眙，长驱全椒、来安、天长、六合，前锋游骑直抵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建康再次震动。
再宋金战争的过程中，南宋朝廷苟且无策，关于战守和的讨论没完没了；前线也是将无守意，军无斗志。除赵方主持的京湖战场有值得称道的战绩，江淮战场因有山东红袄义军的牵制，金军不能为所欲为，川陕宋军弃地丢城的记载不绝于史，连军事重镇大散关都多次失守，四川制置司驻守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也一度陷落。
不过，兴定南侵对金朝来说，肯定是一场力不从心的战争。宋军诚然腐败，金军虽有小胜，但在城池关砦的攻守争夺上，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状态。统帅仆散安贞，与祖仆散忠义、父仆散揆三世俱为女真名将，他在侵宋战争中不杀俘虏，把俘获的宋朝宗室献给朝廷。
兴定五年六月，尚书省竟诬奏其通敌谋叛，宣宗信以为真，说他“前日之俘，随时诛戮，独于宋族，曲活全门”，就是别有企图，将他处死。安贞有将略，他一死，侵宋战争即难以为继。金朝不仅没有实现一厢情愿的扩地立国的美梦，反而因战争巨耗而国用困乏，兵马折损，十不存一，大大削弱了抗蒙的实力，加速了自身灭亡的进程。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到宣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双方就像一对筋疲力竭的拳击手，谁都没有击倒对方的优势，气喘吁吁的都想休战了，当然，这一愿望对金朝也许更迫切些。这场战争对南宋的警示作用十分明显，就是王夫之在《宋论》里指出的：“以既衰之女真，而宋且无如之何，则强于女真者，愈可知也！”但宋朝似乎很少有人看到来自女真背后的蒙古威胁。
在宣宗南迁前后，河北地主武装纷纷结社自保，其中清乐社首领史秉直率清乐军投降蒙古军统帅木华黎，其子史天倪被封为万户。史天倪旋即御其叔史怀德统领私家军队，与蒙古军合兵攻陷辽西重镇北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南）。其后，天倪族弟天祥为蒙古军攻打大定府以南的其他地主堡砦，贞祐三年八月，与中都的蒙古军会合，南攻河间府、大名府、沧州、深州等河北、山东州府。像史家父子兄弟这样的官吏、地主武装纷纷叛金助蒙，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金朝在中原的统治基础，金朝抗蒙形式更为恶化。
当然，在拥兵割据、守土自保的地主武装中，也有以拥金抗蒙相号召的，金朝统治者往往授以“义军”的名义，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屏卫金朝统治的中心地区。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曾先后收复金朝五十余城，金宣宗封他为中都留守兼经略使，命其收复中都，却被中都经略副使贾瑀挟私隙刺杀，朝廷也不过问。
苗道润旧部张柔誓师复仇，金朝就任命他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但他后来却投降了蒙古，虽杀了贾瑀，却回过头来攻打金朝州县。因而这些“义军”首领决不是忠贞不二的拥金抗蒙派，拥金还是降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利害得失，绝无道义可言。
在蒙古罗致史秉直父子、南宋招降李全夫妇的启发下，金朝早就有大臣提议封建河朔，借助实际上已经裂土拥兵的地主武装来为金朝守地保民。兴定四年（1220年），宣宗听从御史中丞完颜伯嘉的建议，对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九个实力最大的地主武装首领分封九公，让他们各自统辖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九人姓名封号、势力范围及其最终结局分别是：
王福，原任沧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封沧海公，主要管理清州（治今河北青县）、沧州（今属河北）、景州（治今河北东光）地区。投降归宋的红袄军首领张林。
移剌众家奴，原任河间路招抚使、权元帅右都监，封河间公，赐姓完颜，主要管领献州（治今河北献县）、蠡州（治今河北蠡县）、安州（治今河北安新南）、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河间府（治今河北河间）地区。坚持抗蒙。
武仙，原任真定经略使兼知真定府事，权元帅右都监，封恒山公，主要管领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沃州（治今河北赵县）、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威州（治今河北井陉）、平定州（治今山西平定）地区。先降蒙古，复归金朝。
张甫，原任中都东路经略使，封高阳公，主要管领雄州（治今河北雄县）、霸州（治今河北霸县）、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和中都大兴府的东南诸县。投降李全，李全降蒙，被杀。
靖安民，原任中都西路经略使，权元帅左都监，行中都西路元帅府事，封易水公，主要管领涿州（治今河北涿县）、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安肃州（治今河北徐水）地区。抗蒙被杀。
郭文振，原任辽州刺史，封晋阳公，主要管领河东北路（今山西省中部）。抗蒙，溃不成军。
胡天作，原任平阳便宜招抚使，封平阳公，主要管领平阳府（治今山西临汾）、晋安府、吉州（治今山西吉县）、隰州（治今山西隰县）地区。降蒙，被杀。
张开，原任潞州招抚使，封上党公，赐姓完颜，主要管领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沁州（治今山西沁县）。坚持抗蒙。
燕宁，原任山东安抚副使，封东苴公，主要管领益都府路（今山东中部）。抗蒙战死。
他们都兼宣抚使，总帅本路兵马，若收复失地，即归其管属，有权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实际上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宣宗企图用这一手段来尽可能的维系金朝的统治，无疑承认了中央集权制的解体，削弱了抗蒙战争的统一指挥与行动。九公中虽然有人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被鼓荡起来的封建割据的劣根性，往往导致各公之间为扩大领地而兵戎相见，难以实现抗蒙安民的初衷。
与此同时，由木华黎任统帅的侵金蒙古军，也千方百计招纳金朝地主武装，以确立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地主武装的向背，在金蒙力量消长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同样是争取地主武装，在蒙古为得策，而金朝所谓“九公封建”却是弊远大于利。
最后说说宣宗。他因纥石烈执中的弒君而侥幸继位，却不敢追究这一逆臣。术虎高琪杀执中，一个固然该杀，一个却是擅杀，宣宗仍不敢追究，纵容高琪专断朝政。其无能和无权，由此可知。其后术虎高琪为相，擅作威福，内外臣民无不扼腕切齿的想杀了他，但宣宗迟迟不敢动手。
为防御蒙古军攻破汴京，高琪先建议修筑里城，固守这一弹丸之地；后主张放弃汴京，专修一可抗蒙军的山寨。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怒斥道：“即令逃入山寨得生，还能成为国家吗！”专擅之臣和昏聩之君就是这样了断国事的。
直到兴定三年，高琪唆使家奴杀高琪妻，还想让开封府为他杀奴灭口，事发，宣宗才趁机诛杀高琪。但经高琪多年专政，国事衰替，病入膏肓，已不能有所作为了。
元光二年（1223年），宣宗在汴京病死。纵观宣宗：放弃中都，迁都汴京，是第一大失策，从此大势遂去，人心尽失；不思抗击蒙古，反去进攻南宋，是第二个大失策，兵力既分，徒劳无功；封建九公，承认割据，是第三个失策，集权不在，中原瓦解。总之，金朝亡于哀宗之手，但使亡国成为定局的却是宣宗。
细说宋朝68：李全
金宣宗即位时，山东、河北的红袄军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义军初起，着红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