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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
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
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
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
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
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
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
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
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
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
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
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
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
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
《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
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
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
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
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
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
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
邾国发生了什么事？
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
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
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
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
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
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
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
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
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
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
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
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
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
3．公子昭（郑姬所生）；
4．公子潘（葛嬴所生）；
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
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
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
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
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人）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