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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安葬胡适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他虽然未能回到美丽而且富饶起来的黄山故乡，却总算长眠在自己祖国的泥土里。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碑上刻着：
这是胡适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国五十一年）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迁，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10月18日，“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议，以胡适生前住所作为“胡适纪念馆”，并成立管理委员会。1964年8月，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美金25000元，1970年5月，史带基金会又捐美金25000元，为胡适纪念馆基金。
胡适生前留有英文遗嘱，其主要内容有：一、请求火葬（按，后改棺葬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意见）；二、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三、留存在纽约寓所的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台湾大学；此外还有遗产处理等项。但清点胡适在南港的财物时，除了书籍、文件之外，余款仅135美元。
①关于胡适丧仪的情况，主要根据台北《青年战士报》记者周啸虹的报导《万人悲悼胡先生》（1962年3月3日），及香港《工商日报》记者黄铭黄仰山的报导《一代哲人，盖棺论定》（1962年3月6日）。
第十四部分：传 余遗著
胡适一生著作等身，除生前版行的外，尚有大量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文章未经编辑印行；另有大批手稿、资料等，亦待整理。
生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尝试集》（1920）
《胡适文存》（1921）
《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
《胡适文存二集》（1924）
《戴东原的哲学》（1927）
《白话文学史》（1928）
《人权论集》（1930）
《胡适文存三集》（1930）
《淮南王书》（1931）
《四十自述》（1933）
《胡适论学近著》（1935）
《藏晖室札记》（1939）
《胡适的时论一集》（1948）
《胡适言论集》（1953）
《丁文江的传记》（1956）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1961）
胡适逝世后，经胡适纪念馆及其他单位、学人整理编印的，主要有：
《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1964）
《胡适手稿》（1966—1970）
《尝试后集》（1971）
《中国古代思想史长编》（1971）
《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
《胡适口述自传》（1981）
《先秦名学史》（1983）
《胡适的日记》（1985）
《胡适作品集》（1986）
《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1987）
《胡适诗存》（1989）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90）
另有书信数千封，英文著作若干种。《胡适全集》正由有关方面整理，准备出版①。海内外学者为胡适所撰传记若干种，年谱若干种。
①《胡适全集》已于2003年9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共44卷。
第十四部分：传 余跋
《胡适传》终于完稿，即将付印。欣喜之余，还想在这里补叙一点写作的经过和甘苦。
我也许孤陋寡闻，总觉得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像胡适先生这样一位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至今没有一部较详尽而完整的传记，实为憾事。曾见过台湾学者毛子水先生撰写的几篇胡适传，包举一生，文字简约，却也难免粗略。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规划十大册，写的颇为详尽生动，可惜只见到第一册，其中偶有戏谑笔墨，难免轻浮之诮。胡颂平先生所编胡适年谱（简编和长编），收集整理了相当详尽的资料，为我们作传记的人提供了许多方便。至于胡适本人的《四十自述》、《我的信仰》和口述自传，也都是没有完成的自传。于是，我便决心来写一本完整叙述胡适生平思想事业并且比较详尽的传记。经过几年的资料准备，访问胡适的故里亲朋，为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开设胡适研究课程，并编写了年谱、书目及几本专题资料之后，于去年炎夏动笔，今年炎夏杀青，预计在胡适诞辰95周年的时候，大约可以奉献给读者这一本《胡适传》。
我国从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一些优秀的传记，往往也是上等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史传文学的一个好传统。这本《胡适传》，也把文学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力求写得具体一点、生动一点、可读一点。成绩如何，当由读者来评判。
作为史传，我所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真实性。一切以事实为准的，力求据事直书，作一信史。材料主要采自胡适本人的著作、日记、书信、自传，及当时报刊和当事人的记载。至于亲朋、故旧、门生的传闻、回忆和纪念文字，则准情酌理，旁稽参校，务必令人确信可靠者，方才选用；一切溢美、谀颂、应酬及诬谤、诋毁等不实之词，自当摒弃勿用。然而，做到一个信字，并非容易。即以胡适晚年亡命美国，客死台湾的一段来说，海峡两岸隔绝30余年，近来书刊资料虽间接有所流通，毕竟难于齐集，因而事多疑阙，便只好从简以求信。至于笔者识见受的限制，必须努力去克服，就更不待说了。
史传之有褒贬评赞，自古而然，也是今日史学工作者的职责。评论的关键，在于“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八个字。须以传主行实为脉络肌肤，做到理由事生，浑然一体，不谀不诬，公允精当。笔者有志于此，对胡适一生的思想业绩，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惟求按实而论，析理居正，作客观公允的评价。但实际做起来，也绝非易事。这本《胡适传》与公允精当的要求肯定还有不小距离。这不仅与笔者的识见和能力相关，也说明克服忌讳和偏见的不容易。像台湾的某些胡适传记及论胡文字，满纸褒扬，而无一字之贬，难称公论；尤其是政治的偏见，更显出长期僻处孤岛的某种小家器识。我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华学人自应具有更恢宏的气度。
传记正文共72节，与胡适先生享年之数偶合。每节正文后的注脚，有的文字颇多。除注明史料来源之外，大多是为了避免正文过于沉闷，而将可资参证的各种史料、异闻、掌故，必要的考证辨析，及疑阙备考诸项，移在注文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一般读者如嫌烦复，也可略而不读。
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居然写成了这本《胡适传》。趁付印的机会，谨向支持我、指导我、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而在艰难的条件下担当这件为胡适作传的艰难工作，自己实在感到识见和能力均不相称，粗疏和错误定所难免，衷心希望批评指正。
1986年9月19日，易竹贤记
【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