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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顿夺取单于之位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征服邻近各族的战争。当时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与西部的月氏势力都很强盛，从东西两面威胁着匈奴的安全，特别是东胡，素来轻视匈奴。东胡王得知冒顿杀父自立后，自认为匈奴内部不稳，趁机索求匈奴千里马及冒顿所宠爱的阏氏，对于东胡王的种种无理要求，冒顿都给予满足。就在东胡视匈奴软弱可欺、步步进逼，向匈奴公然要求独占位于两族之间作为缓冲地带的土地之时，冒顿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郁积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进发出来，在诛杀了主张放弃土地的大臣之后，亲自领兵出征，踏上了征服东胡的道路。当由冒顿亲自统帅的匈奴大军突然间出现在东胡人的面前时，狂妄而又丧失警惕的东胡王猝不及防，没等他清醒过来，早已一败涂地，人民牲畜财富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此后，东胡被纳入子匈奴的势力范围。
约在公元前205年，冒顿征服了东胡之后，移兵西征，月氏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月氏不仅与冒顿有个人恩怨，而且其所占据的河西地区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只要控制了河西地区，就等于控制了西域。特别是位于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又作燕支山、胭脂山），东西长二干余里，南北宽百余里，森林茂盛，水草肥美，气候冬暖夏凉，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这对于以畜牧生产为主的匈奴人来说具极大的诱惑力，势必要据为已有而后快。在匈奴军队的攻击之下，月氏无力抵抗，被迫放弃所居住多时的河西地区，开始向西迁徙。但是月氏毕竟是一个大族，拥有十余万“控弦之士”，匈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征服月氏。直至公元前176年左右，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的第二次攻击，再次击败月氏，才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迫使月氏人大部分举族西迁，一小部分则进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的羌人杂居，即成为后来所称的小月氏。
就在冒顿单于征服东胡、月氏的前后，中原大地已陷入巨大的战乱旋涡之中。公元前207年，强大的秦帝国在各路诸侯、义军的联合打击之下灭亡了，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又为夺取霸权，逐鹿中原，厮杀得难解难分。冒顿自然不能放过这一开拓疆域的大好时机，不仅南下征服楼烦、白羊河南王，完全收复了蒙恬所夺去的河南地，并且入侵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东北部），一洗头曼单于时期匈奴战败而北退的耻辱。随后，冒顿单于又挥师北上，迅速地征服了当时活动在匈奴北方的浑窳、屈射、丁令（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鬲昆（即昆坚，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新犁等部落。这些部落大都以游牧与狩猎为生，拥有广阔而肥沃的牧场和森林。匈奴占据了这些地方，对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冒顿单于多年东征西战、南侵北伐之后，匈奴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随着匈奴征服区域的不断扩大，大批奴婢、财富及贡纳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在素来崇拜强者、鄙视老弱、崇尚掳掠的匈奴人的心目中，冒顿单于无疑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杰出统帅，得到众多大臣、贵族的衷心拥护，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终于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产生。到了其子老上单于的统治时期，匈奴帝国进入了鼎盛阶段，雄据在大漠之上，俯瞰着中原大地。
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这一广阔的区域，冒顿把匈奴的政治中心——单于王庭由漠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的阴山迁徙至漠北安侯水（今蒙古鄂尔浑河）东侧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汉史称之为龙城或龙庭。单于王庭迁至漠北后，地处匈奴中心地带，有利于单于政令向四方的颁行。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是由单于直接统辖的首脑部，所管辖的地区位于匈奴中部，其南面直对汉的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左部由左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东部，其南面与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北）相对；右部由右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西部，其南面直对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以西地区。单于总揽匈奴军政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地方最高长官是左右贤王。匈奴习俗尚左，左贤王的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单于，是单于“储副”，所以常以太子担任。左右贤王之下，则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依据匈奴习俗，他们都领有一定的战骑与固定的“分地”（即被划定固定的游牧地区），平时是行政长官，战时则是军事首领，率领麾下甲骑进行征战。匈奴这种从单于王庭到地方各级行政与军事合一统治机构的建立，既突出了单于作为最高首领的权威，各级官吏又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对于在区域广阔的大漠上应付突发事变是非常必要的。匈奴铁骑之所以能纵横驰骋于大漠草原之上，所向披靡，使许多同样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不得不俯首称臣，与这样严密而又灵活的行政军事组织机构颇有关系。
公元前202年，历经五年的楚汉战争终于降下了帷幕，汉王刘邦称帝，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大地早已是残破不堪，民生凋敝，急需休养生息；而在长城之北，千里草原之上，匈奴则是一番兴盛发达的景象。冒顿单于一统大漠南北，被肥美的水草滋润得膘肥体壮的战马正在仰天长嘶，三十余万“控弦之士”跃跃欲试，中原大地将成为他们一显身手、新的征战疆场。跨越长城，立马中原，此时不知在拨动着多少匈奴男儿的心弦。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对生存空间的激烈争夺，自古以来各民族间怨仇的积淀，预示着汉匈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然而，此时正处于进攻态势的匈奴人或许没有想到，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胜利的喜悦，同时也在吞咽着失败的苦果。特别是匈奴人在汉武帝时期失去了土地肥沃的河西地后，每经过此地，无不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唱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夺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凄凉哀婉的歌声，在痛惜之余，或许也不无悔恨之意吧！
第二章 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一。汉高祖平城之战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十月，狂风呼啸，夹裹着漫天飞舞的雨雪，将晋北地区笼罩在一片寒冷肃杀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此时，一支刚刚从匈奴大军的合围之中侥幸解脱，军容不整、神情沮丧的汉军步履艰难地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狼狈不堪地向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方向退却。本来是乘胜逐北、穷追叛将韩王信的威武之师，不过短短七天光景，居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恍惚是经历了两个世界。汉高祖刘邦此时也在军中，面对此番景象，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叹。须知，在刘邦统率下的汉军并不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弱旅，而是充满了光荣与骄傲的胜利之师。汉元年（前206年）十月，汉军率先进入咸阳，秦王子婴束手就擒；楚汉苦斗五载，一代人杰、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但在平城一战，汉军竟折戟于匈奴，铩羽而归，这对于汉廷君臣、朝野士气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日后的汉匈战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军在平城对匈奴的首次作战中就以失利而告终，这一结局并非是偶然的。虽然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是一个大赢家，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然而这一胜利的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经过长期的战争浩劫之后，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百姓流离，民生凋敝。建立在废墟之上的西汉政府，国力空虚，财政捉襟见肘。天子尚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大臣则只能乘坐牛车，至于平民百姓，生活更是凄惨困苦。何况当时中央政府刚刚建立，内部并不稳定。在楚汉战争时，刘邦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异姓诸侯王，至汉五年（前202年），共封韩信等七位功臣为王。他们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封国所辖大体上相当于六国故地，拥兵自重，各制一方，中央政府实际统辖的区域仅局限于关中一带，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最迫切的任务是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铲除异姓诸侯王，巩固中央集权。至于如何防御匈奴的侵扰，最初并没有引起刘邦的特殊重视。
在西汉初年，与匈奴相邻的异姓诸侯王国从东至西有燕国、赵国与韩国。燕王臧荼在受封的当年就因谋反被杀，刘邦同乡密友、太尉卢绾被立为燕王；赵王张耳封王后不久去世，其子张敖，也是刘邦、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的夫婿，继立为王。由于他们与刘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在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初期并没有受到触动。而韩王信则不然。他是战国末年韩襄王的庶孙，秦末率兵随刘邦入关，后因攻占韩地十余城有功，被封为韩王。初封在颍川，都阳翟（今河南禹县）。颍川位于中原腹地，邻近名城洛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邦深恐韩王信据颍川谋反，遂于高祖六年（前201年）春更太原郡为韩国，将韩王信迁往太原，命其防御匈奴。从中原富庶之地迁往西北寒苦边郡，其中的奥妙韩王信自然知晓。韩王信到太原后，急于立功以解除刘邦的猜忌之心，于是主动上书，请求将距边塞较远的都城晋阳（今山西太原）迁往邻近边境的马邑（今山西朔县），以便就近抗御匈奴，刘邦当然是立即批准。但是双方之间裂痕已经存在，日后事态的发展就不容乐观了。
就在韩王信到达太原的同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亲帅大军入侵，包围了马邑。当时韩王信没有足够的兵力坚守都城，朝廷的援兵又不能及时赶到，因此暗中数次派遣使者与匈奴商议和谈。此时，朝廷已经派出援兵奔赴太原增援。刘邦得知韩王信暗中与匈奴联系一事后，大为恼火，于是致书韩王信，斥责他怀有贰心，守土不肯尽责，为臣不能尽忠。韩王信得书后极为恐惧，一件往事又浮现在他的心头：那是在楚汉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他与周苛等奉汉王刘邦命坚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项羽攻破荥阳后，周苛不屈而死，而他却投降项羽，不久又叛楚归汉。想念至此，韩王信生怕刘邦追算前帐，二罪并罚，于是献城投降，与匈奴约定联合攻打太原郡。冒顿单于因此引兵南下，越过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进攻晋阳，使一场原本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汉匈战争。
韩王信反叛，匈奴大举入侵，太原郡治晋阳形势危急，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震撼了朝廷，也激怒了汉高祖刘邦。第二年冬天，刘邦亲自率大军前往太原郡抵御匈奴，解晋阳之围，讨伐叛将韩王信。汉军一路进展顺利，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大破韩王信军，斩杀其部将王喜，韩王信逃入匈奴，部卒四处逃散。此时，韩王信的另一些部将曼五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王室后裔赵利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