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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才是举是大汉选拔人才制度的主旨，近四百年来一直如此。但为什么到了后来却无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导致吏治腐败到了极致，后来竟然出现了真正的贤能之士只能依靠李膺、郭泰、许劭这些名士点评才能入仕的咄咄怪事？
本朝的选拔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贤能之士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入仕。
一种是无定期的，比如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这时新皇帝往往下一道诏书，命令各州郡举荐贤良到朝廷入仕。又比如碰上灾荒之年，天子往往也会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替朝廷效力。这种选拔不定期，也无固定的举荐机构。地方郡县可举，三公九卿，朝廷大员也可举。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拔，也是不定期。比如朝廷要派人出使匈奴，需要通匈奴语，能吃苦应变的人才。朝廷里需要的一些比如晓习治水、熟知天文的特殊人才，天子常常下诏征求。如果自认有这方面的才干，可以自举。各级官员也可以举荐。
还有一种定期的选拔，就是选举孝廉。所谓察举孝廉就是地方郡守长官在本地发现孝子、廉吏后，举荐给朝廷。这制度从孝武皇帝开始，一直沿用至今。本朝有一百多个郡，每年有两百多个孝廉被举荐到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一样马上就能当官，他们大多安插在皇宫郎署里做一个郎官。十几年以后，就有两千多个。过去皇宫里的郎官侍卫也只有二千人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全部变成了郡国孝廉。这些郡国孝廉，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的补吏出身。于是孝武皇帝以后，本朝做官的人渐渐都变成了读书人出身。
本朝当时的这个制度非常好。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学业完成后，到地方郡县为掾属小吏。有了成绩后，再经郡国长官察选到朝廷。又经朝廷一番规定的考试后，才开始正式入仕。这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朝廷的所有官吏，几乎全由此途径出身。本朝自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开始，历任宰相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拔而来，因读书成才而入仕途，和权贵官僚富豪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这个制度到了光武皇帝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郎署里的人才太多，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数不胜数，于是本朝无定期的选拔和特殊选拔制度就搁置了，仕途仅仅剩下了孝廉察举一条路。但就是这样，人还是越来越多，于是朝廷命令分区察举，然后又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察举。当时郡国满二十万户的才能察举一个孝廉，于是孝廉成了一个抢手货，这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完全丢失了。后来又因为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又加上了一番考试，如此一来，原来察举孝廉的用意就彻底没了。
本朝选拔人才，最先必进太学读书，这样才能获得补吏的身份。做了补吏后，才能获得察举的资格。这种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选拔，再由选拔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的四个阶段，看上去似乎很合理，但弊端极大。
在这个年代，穷人读不起书，普通士人的读书机会也很难得。
首先书本非常不容易得到。这时的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即使有纸，也是贵重至极。（此时尚无印刷术，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耗费极大。帛是丝织品，它的贵重可想而知，一般人家根本没有。
就算你有竹简，有绢帛，但你没有书。要抄一本书，你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话说回来，如果老师不收你，你到哪里抄书去？因此在这个年代，读书求学，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一般贫穷百姓想都不敢想。
当然，如果你出身读书家庭，那这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本朝爵位虽然不可世袭，而书本世袭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可以干涉。有了世代的书本就有了世代经学，有了世代经学，便可世代入仕。比如象许劭这种人，你不做官，皇帝也要逼着你做官。因此，学问与书本，其实就是权势和财富。黄金满屋，不如遗子一经，就是这个道理。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做官家庭也就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如果家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当上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发达后，对故主总要报点私恩，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每郡的孝廉人数有限，于是这有限的名额就落在了几个有限的家庭里。这几个有限的家庭就成了所谓的世族门第。这些门阀世族每个郡都有，他们越来越兴旺，此郡做官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吏治腐败也就成了必然。
一个好的制度变成了坏的制度，尤其是这种关系到王朝兴衰，国家兴亡的制度变坏了，大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唯才是举，说起来很轻松，说了几百年了，结果这个“才”是有，这个“举”却出了问题。
要想真正做到唯才是举，难度非常大，这个“才”和“举”的矛盾非常突出。
现在能读书的，家境都不错，没钱读不了书。
到目前为止，听说放牛的不但读了书，还做了官的，目前只有经许劭点评的豫州六贤之一的虞承贤。不过这个虞承贤在被许劭点评之前，是个乡里的牧监，不是放牛赶车的。这就象何进不是屠夫一样，这个人其实也还是个读书人，不过地位低下而已。但正因为地位低下和生活拮据，他没有到太学读书的机会，随即也就失去了被察举的可能。然而，话说回来，这种人毕竟很少，真正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财产，这种人也或多或少和门阀富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举”来“举”去，还是门阀世族的人，象汝南的袁阀、许阀，颖川的荀阀，关西的杨阀，关中的马阀，哪一家不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做官的？
经学是门阀世族的金饭碗，察举制度是维持这个金饭碗的锦盒，打破哪一个都直接关系到门阀世族的利益，所以如何才能做到唯才是举，成了实施和保证改制成功的关键。没有人去推行和维持改制之策，社稷终究难以中兴。
张温、卢植等老臣曾在晋阳大学堂召集名士、大儒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
许劭曾是本朝点评名家，所主持的“月旦评”天下知名，经他点评和举荐的人才，事实证明都是非常不错的。他现在在太原郡大力推行乡评，力图把乡评和察举制相结合，最大程度地保证所举荐之士都是真正的人才。
所谓的乡评，就是一些地方鸿儒名士，利用社会舆论和自身的名望，品评人物，以此影响官府的选拔取向，进而操纵舆论，进退人物。而士人们则利用让爵、推财、辟聘、久丧等合乎儒家要求的道德标准来争取乡评的肯定，从而求得仕途。
这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曾非常流行，许多地方的乡评渐渐成为名士们“清议”的中心和举荐人才的权威。比如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当时主掌朝政的奸阉们感觉到了各地越来越多的乡评对他们的危害越来越大，于是在他们的主持下，把各地乡评强行禁止了。
许劭到了晋阳后，迫于北疆人才的缺乏，和赵岐、蔡邕、王剪等声名显赫的硕儒再次推行乡评，希望发现更多的人才。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乡评和察举相结合的选拔办法非常有效。许多因遭受黄巾劫难而变得一无所有，和流民一起逃到北疆的寒门士子就是这样被发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疆人才极度缺乏的危机。
张温、卢植等人借鉴了许劭的成功经验，随即决定用乡评和察举制相结合的办法来纠正察举制度的弊端。但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遏制了门阀世族对权柄的垄断，所以这种可以在北疆成功实施的制度，却在冀州遭到了极大的阻力。
参予改制讨论的崔烈、杨奇、陈纪、王泽、郭蕴、卫固、张范、黄岳、马丰等诸多门阀大吏异口同声表示了反对。
崔烈是冀州崔氏门阀的人，杨奇是关西杨氏门阀的人，陈纪是颖川陈氏门阀的人，王泽是太原王氏门阀的人，郭蕴是太原郭氏门阀的人，名震天下的党人郭泰郭林宗就是他家的人。卫固是河东卫阀的人，张范家是河内的世家，黄岳家是荆州江夏的，其叔父是黄琬，曾祖是黄琼，一个比一个有名。马丰是关中门阀的后人，马日磾的侄孙。
这么多赫赫有名的世家子弟一起提出异议，其声势非常大。他们认为过去有乡评存在并且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党人用来反抗奸阉的一种手段，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的确非常有效果。现在奸阉不在了，天子和朝廷被奸侫挟持，大家都是为了振兴社稷而努力，还搞乡评干什么？毕竟乡评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舆论，这对社稷的稳定没有好处。
双方的观点分歧太大，争吵也在所难免。
选拔制度直接关系到社稷的中兴，国策的持续、正确的执行，所以，卢植等人拒不让步。
在长公主起程到冀州的时候，李玮曾急书李弘，其中也提到了改制的事。
在他看来，改制才能兴国，这是无可非议的事。至于怎么改，那谁都不知道，要摸索着前进。因此他恳求李弘，只要是有利于拯救和振兴社稷，能帮助百姓吃饱穿暖的改制，都坚决支持。改制成功了，大汉和百姓都受益，失败了，再改。总有办法中兴社稷，有办法让百姓吃饱穿暖。前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一定能成功。
李玮对乡评和察举相结合的选拔办法持肯定态度。
在本朝，门阀世族，鸿儒和名士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常常按品级来划定。然后士人就按这个品级来出仕，这已成为本朝惯例，也可以说是一种选士制度。这种以品级论人的办法，说起来还是起源于班固大师。班固大师在其《汉书》中的《古今年表》上，大力宣扬性三品的观点，他在表中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品，而在每一品中又分为三等，这种评价人物的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延续到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乡评实际上就是门阀世家按照被品评人物的权势与财富实力，再参据其人品才干，将士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依次分享做官的权力。比如许劭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曹操不是出身显赫的官宦世家，而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吏之家，许劭绝对不会说同样的话。
同样，“月旦评”之所以名着天下，不是因为许劭、许靖的眼光好，学问比别人大，而是因为“月旦评”的背后是许阀。得到月旦评的肯定，也就等于得到了许阀的肯定，被评之士的仕途当然一帆风顺了。
这种乡评对选拔人才，尤其是寒门士子还是非常有好处。比如我，我既无家世又无钱财，只有一个身居高位的老师。如果没有碰到大将军，我终其一生，大概也就是个府衙小吏而已。但如果我能被许劭先生品评一番，估计就能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