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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圣诏是一片《谢罪书呈》，向全国四百万确定为华夏大民族内身份的所有曾经或仍为佣工的帝国子民道歉。
第一道圣诏很快下发，但第二道圣诏却被陈群拼死拦住，他向刘协强谏道：“圣上岂能无错，有悔之心足矣，然圣上为帝国之象征，若圣上致歉，则帝国致歉，此诏将使帝国混乱！”
陈群一面不顾自己违法，一面发公函给中央治略府，让经济总院承担该责任，由蒋琬向全国属于华夏族系的佣工道歉，再发公函给中央国民院，让荀彧紧急召开治略府违德整改限令表决会，并和荀彧一起动用各种可以调动的力量，通过该决议，逼中央治略府向天下承认使用佣工为中央治略府经济总院的过错，责令在三年内实现整改，并对相关受损人员每人赔偿三十银元。
蒋琬知道事关重大，虽有损自己的声誉，但还是迅速下发中央治略府公告，向外致歉。刘协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只能在中央御府参政院内半公开承认错误。
由于大汉帝国四百万佣工中，除了近百万印度佣工外，其余都在既定华夏族系范围内，所以该公告一出，全国哗然，而在三年内，这三百万佣工就会正式转变为杂工，享受六十银元一年的杂工待遇，各商社、庄园和农场主都是大为震惊，但《华夏本源》已经在全国报刊公开发印，各自都没有阻碍的办法。
这一次的突然举措虽然使大汉帝国从此失去的佣工经济的基础，但也大幅度刺激了工人阶级的诞生，同时，也很有力的促进整个大汉帝国内的团结，几乎所有人都能够融入进入华夏民族的范围内，并且有详细的官方论证书呈，帝国下层可以说是一片欢呼。
从《华夏本源》的诞生开始，华夏民族的范围就得到详细的界定，炎黄、戎羌、西南和氐胡四大民族构成的华夏民族成为大汉帝国的主体，并开始实现了进一步的融合，为华夏民族走向大汉民族（大汉民族的界定范围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包含各个省范围的各个民族组成大汉帝国的全民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炎黄民族的大范围移民开拓，新文和国语的全面推行，《华夏本源》对民族意识的凝聚，整个华夏民族内的新一次融合也开始迅速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本源》就让大汉帝国成为一棵树，在炎黄民族的主躯干上，生长着无数枝叶，所有的枝叶凝聚在一起，终于成为这个大汉帝国。
对大汉帝国的学者们而言，《华夏本源》才是一个开始，由于整个历史构架已经完全连接，现在要做的寻找《华夏本源》的各项证据，而不是死命钻研《华夏本源》，刘协的意思也是既要通过史书典籍来判断，也要通过实体证据来论证，在这种上层态度的支持下，大汉帝国也开始了对国内史书中提及的都城进行探查。
第十一卷 帝国动荡 第三十二章 帝国风华
《华夏本源》的诞生有很重要的历史功绩，也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是维持目前大汉帝国存在的根基民族学说，为了进一步证明该学说，一方面在文教总院内对《史记》进行修订，另一方面，正式在朝歌举行商朝遗址的挖掘工作，在渭水流域和洛水流域寻找陶唐朝和夏朝的城市遗迹，在荆楚寻找炎帝部落的遗迹。
由于《尚书》是西周末年成型，在商朝已经有了初步的版本，因为孔子再次编订过，所以一直被尊为儒家经典，也是万经之首，但在废除儒家势力之后，根据《尚书》的原材取自《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朝史籍，故改称《尚书》为万史之首，不再保留儒家经典的说法，认为《尚书》是华夏文明中史官记录的衍生，而不是某一学派观点的典籍，并对儒家将《尚书》做为本学派典籍，有自提身份之嫌疑，除道学引申于前朝诸史官之事言而成，与《尚书》同源而出，故可以尊《尚书》为上古经典外，任何其他学派都不得尊《尚书》为本学派典籍。
但也承认由于尚书历经多次编订，其准确性已经大为折扣，所以对《尚书》的论证也成为了大汉历史学者的首要任务。
经过《华夏本源》的论辩考证，最终确定了华夏起源从伏羲王开始，而后是神农部落的炎帝正式称帝，炎帝之后是舜，舜之后尧建立陶唐时代，陶唐称为虞朝。开始有正式的华夏祭坛，这就意味着有了城邦，从虞朝开始设史官，这就意味着有了文字。
目前朝歌的挖掘中。已经大量发现了甲骨文，结合甲骨文和《商书》对应，首先探查《商书》的正确性。并希望从甲骨文中找到夏都的具体地址，在夏都的挖掘中，希望能够找到夏的文字，从夏的文字一方面论证《夏书》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在寻找虞朝都城的具体的位置，最终希望找到虞朝的文字，根据洛水流域出八卦图，所以文明起点之源的伏羲文化时代的考证也开始进行，最终希望完成伏羲时代到周朝之间的历史论证。
除了这些考察性的论证外，其次对文本资料的追查也成为主要的工作。经过系列的断证，太学府和刘协的意见达到一致，最终认定周景王去世。他的长子很快也去世了，周朝发生内乱，王子朝、王子丐两个人内乱，王子朝先占据王朝，王子丐投奔晋国。后来晋国出兵支持王子丐，就是周敬王，王子朝看大势已去携带典籍投奔楚国，但是他携带周室典籍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却没有具体统一的认同答案。刘协根据王子朝的墓在南阳郡，但具体在南阳郡什么地方也无法裁定。
王子朝携带典籍之后，并没有到楚国都城，他选择在周王首度洛阳和楚国都城之间的南阳，这里很安全，当时也比较富庶，他在那儿定居下来。他还给当时各个诸侯国派使臣说自己是周王朝正宗的继承人，因为他有周室典籍。
之后这些周室典籍又到哪儿去了？太学府统一的认识是一部分献给了楚国，当然觐见礼还包括百工匠人，所以后来楚国的青铜器非常发达。还有一部分就是周室重要的典籍。
当时掌管周朝典籍的就是老子，他在任期间，因为王子朝占据都城四年，老子已经认王子朝为王，并跟王子朝一块儿携带典籍转移，这些图书典籍其中一部分就是《山海经》，就是历代的地理文献，他们给汇编出来，这部分送给了楚国，因为这部分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军事、战略价值。
荆柯刺秦王带的就是地图，所以他能够送给楚国的典籍包括《五藏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海内四经》等，这部分的汇编集到了楚国。
楚国屈原《天问》里大部分内容跟《山海经》里接近地，这部分内容是其他诸子百家没有的，楚国的大臣应该能够看到《山海经》的典籍，并且根据典籍编订了《山海经》，这就是《山海经》由楚人编订的原因。
后来楚国被秦国灭了，这些典籍被秦国都运回咸阳了，大汉高祖进军咸阳，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典籍收集起来了，作为汉代典籍的基础，后来汉代整理图书典籍的时候才会有《山海经》这部分。诸子百家都没有提到《山海经》，《山海经》只是存在于楚国作为机密文件保存的。但高祖掌握的典籍也只是周朝典籍的一部分，周朝典籍很大一部分源自夏朝，而夏朝又有不少典籍是从商朝甲骨文翻译而成，夏的时候已经使用锦文和竹简，而商是用甲骨和金器记录，商之前的虞朝则很可能也是采用甲骨文记录，所以朝歌中的大量甲骨文中，肯定存在部分虞朝的甲骨文。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部分典籍散落民间，流传到各国，比如魏国在此时形成了《竹书纪年》，鲁国形成了《尚书》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周朝典籍的翻译版本，原材都取自周朝典籍，所以《尚书》、《竹书纪年》和《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都算是周朝典籍的衍生，但《尚书》、《竹书纪年》、《五藏山经》的成形年代绝对不可能是周朝，而是在虞夏时已经开始，尤其是夏初舜时，《五藏山经》已经完成了编订工作，只是由夏文翻译成商文，再由商文翻译成周文。
对道家进行分化，认定道学起源为史官学，即经历了老聃、文子、太史儋、关尹子四人，最终形成黄老学派；而杨朱、列子、庄子三人最终诞生的庄子后学，则归属于隐学，将道学目前一直避开不谈的朱列庄三人从道学中排除出去，断定的基础是《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因为从这里可以断定在先秦时期，道学和隐学完全是两个学派，在司马谈时，他对诸子百家评断。还将道学和隐学分开而论，而到了刘歆时，由于刘歆认为所有学说都是以道学衍生出去。而隐学也讲究道，所以将隐学归纳入道学，太学府的裁定是刘歆在分别诸子百家时，过于主观论断，仅从隐学谈道而将隐学归入追求治世的道学，这是不负责任的评断，也是没有学术精神的断定，对道学驳杂乱源负有主要责任。
道学经过剔除隐学后，就开始更加纯正，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百学之祖。是华夏文明的正宗之学，而道学的总结发起者老聃应该掌握着更多的周朝典籍，但这些典籍究竟在哪里。确实是大汉帝国在探究华夏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谜团，刘协的判断是在南阳，很可能是王子朝的墓葬中，也可能跟随老子而葬，具体在什么地方。刘协希望太学府成立专门的考古院，对周朝典籍进行追查，因为只要能够找到这些典籍就可以非常迅速的理清夏商周三朝的历史。
这个一系列的工程就是大汉帝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华夏本源探究工作，在华夏文源探究的同时，根据刘为陶唐之后。在结合历史发展进行推论，将虞、夏、商三朝定为上古三朝，周、秦、汉定为古三朝。
在这个基础，太学府地断论为，大汉帝国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模式都已经与上古三朝和古三朝不一样，应该是新朝代的诞生，大汉帝国虽为汉室之后，然已非古三朝的汉朝，是开国新朝，认为虞、夏、商、周、秦、汉这前六朝是对伏羲时代地发展，到了大汉帝国时代，在这一断论上，大汉帝国废除了五德学说，认为五德是歪理学说，并论证纣王非无德无能之辈，朝代跌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到了大汉帝国时代，各地完全归回陶唐之后，也是历史的必然，是华夏民族从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结果，在大汉实行了天下同治，由中央治略府代天下万民而治，是华夏民族诸权回归民众的必然。
在伏羲王之前，权归万民，伏羲为皇掌军伐，守万土，行祭拜，至炎黄两帝，万权归帝，经虞、夏、商、周、秦和汉六朝而轮回，到了大汉帝国最终再次回归到皇掌军权和信仰朝拜，治理之权由帝国所有子民共同负责，故大汉帝国亦为华夏帝国，以和上古、古六朝分别。
刘协认可太学府的论断，但并没有立刻改大汉为华夏帝国，经过对历史的重新审定，刘协太清楚父建子立的必要性了，虽然改为华夏帝国更符合帝国的利益需求，对各民族的包容能力也有良性影响，但这需要过渡。
在刘协认可后，太学府裁定伏羲、女娲为皇，宗族为皇室，虞、夏、商、周、秦和汉前六朝为帝，宗族为帝室，史为帝史，至刘协开始，宗族回归为皇室，史为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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