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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姐的哥哥也在材料处，党员，科长，管采购的，他的职位也是个肥职。在一次劳动中，有的科室快干完了，他们科室的两个党员还没动。有人问他们咋还不动？古姐答说，他们科室有钱，想雇两个民工帮着薅草。但是，有两个党员的科室这样做，影响不好，他们就自己薅了。古姐也去帮着薅了，但她的哥哥终究不愿吃这个苦，到底雇了几个民工。民工干的很是快，古姐的哥哥站着看着他们，当然他们也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古姐和她的哥哥两个人都是工薪阶层，可是家里的条件都比工薪阶层的好得多。古姐的衣服、鞋，都要买名牌，她的一双鞋要三百多块钱，一条裙子要八百多。他们的花销要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工资，下面的工人虽然议论，也奈何不了他们。
古姐在夏处长的跟前得宠，有人劝她入党，她的哥哥却不同意，他说：“入党干啥？什么事还得干好，你干不好，群众还说。”
古姐听了这话，也就不入了。
关于古姐和她的哥哥，下面的人也有传得不好的，说他们兄妹俩伺候夏处长。
我听到的也都是传闻，对传闻，你可以当真，也可以不当真。
再回过头来说池姐。
池姐失宠于单位的领导，与她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有关，这件事是我到单位以后才听到的。
池姐向纪委举报了夏处长，说他套用了百万元的现款。此事一告发，对夏处长的处分是调到局机关任处长，也是个有油水的部门，但远不如材料处。在职务上是平级调动。
池姐说：“是上面有人保他，怕他咬出更多的人来。如果夏处长不那么嚣张，他不骂我，不说‘爱上哪告上哪告去’，我可能还不会走这步。”
她又向我谈起了他的丈夫，她说，她的丈夫是汽运处的副处长，处长走了后，局里准备让她的丈夫当处长，局长都找他谈话了，基本定下来了。但是公布的时候，却不是他，而是罗处长——就是我原先所在单位的罗厂长。她说，罗处长花了二十万，买下了处长一职。
池姐告完了夏处长，出了大名，满局的人都知道她了，她的日子却不好过了。首先是单位领导对她的钳制。沈书记在职工大会上，会含沙射影地骂半个小时。他的骂也是很文明的，还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说是警惕自己阵营里射出的暗箭。池姐坐在了第二排，从沈书记说话起，她就搬过脖子，向旁处看。沈书记说到了“暗箭”的话，全场职工符合着嘲笑。池姐仍是那个姿势——不动，她的定力极深。
正文 一0三
沈书记的话是有共鸣的。由于池姐的举报，使全单位职工的年终奖金没了，当年谁也没分到一分钱。领导们也借着这股劲，把恨全引向了池姐，领导们不让大家跟她说话，说职工们没拿到奖金，全是她的事。
池姐来我的办公室，沈书记在她走后，也向我说：“你少和她说话！”
从级别上及个人利益上讲，沈书记的话，我是要听的，我应该站在领导的一边，我的工作的调动是经过夏处长同意的。但是，按照社会上给予我的正面教育来说，池姐是对的，夏处长是错的。而在这个单位里，却好象反了，夏处长虽然已调走，但他的威势仍在，并且根深蒂固。领导们、干部们恭敬他，从那天我去吃饭就能看出来，大家都谦恭地听着他说。但我也有我自己的思考，尽管沈书记是我的领导，也尽管以大多数人的态度为对，当池姐进了我的屋子时，我没有冷淡她，仍像对其他的人一样，微笑着对她。
这个环境，池姐很不喜欢，每天强迫自己来上班，每天面对那么多讨厌她的人，要听那么尖刻的话。
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调到别的单位？”
“哪个单位的领导还敢要我？到哪都一样，官官相护。咱这儿你还不知道，就像一个人，你动了这根神经，那个神经也跟着动。到了别的单位，也不一定能给我安排好，还不如在这儿呢，熬到退休吧。”
池姐说的，我能理解。我原先认识一个团委的干事，党员，人长得很秀气，对谁说话都很客气，很礼让，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好。几年之后，我见了他，却不是这样了，他已升了官，到了某个业务单位当站长，外行管着内行，别人又不敢言语。他说话散漫了，嘴里还常喷着酒气。后来，我从我们财务人员林姐的口中得知，那是她的弟弟。我说他干得还挺好，升得挺快。她说：“他和范局长是联桥。”她连说了两声。家族关系是他们爱炫耀的，升得快也就找到原因了。
这也是党内的一种怪现象。当你在一线时，在下层时，你得好好干，得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带头作用，比较专业的说法是：“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当你干到了一定的级别，这些就对你像没有约束了，或者你不必受它们的约束了，不用跑到前面干了，也就是如我们的一位部长说的，“有腿儿了，支支嘴就行！”某些领导干部在忙着吃、喝、玩、乐、“一条龙”（桑拿、洗浴、按摩、找小姐）。一位局级领导干部的一家人出国旅游，回来后，拿了一大把的票子，问哪个基层单位能给报销？基层单位的领导抢着给报，还怕去得晚了，抢不上呢！
池姐原是财务科的科长，举报后，已降为科员。
我是楼上唯一一个跟她说话的人。
接任池姐的科长职务的，是原来的一位副科长，关姐。关姐是科班毕业，局里组织的财务人员考试，她虽不是太用功，但成绩总能名列前茅，她的聪明和基本功是可见一斑的。
关姐是我们办公室里长得最漂亮的，肤白，眉毛是修剪过的上挑眉，挺鼻，精巧的嘴，再加上尚好的身材，她还有一头不用染，就很黄的头发，很美。有一点不足的是，有了皱纹，她毕竟四十多了，年龄在那儿呢。
关姐和沈书记说话是很随便的，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沈书记在和别人说话时，领导的架子端的是很正的，和关姐说话却不端。别人说不了的，关姐可以说，沈书记也不反驳，眼里像也有欣赏。别人要不来的，关姐可以从沈书记处要。沈书记若装做不给，关姐则可以抢来，比如一只笔。
我去沈书记那儿，如关着门，我要敲一敲才进的，但有时，听不到他的说话声，我会以为他让进了，或不知里面有没有人，我推开门进去瞅瞅。那次就是，我进去了，却看到了我不该看到的一幕：沈书记和关姐并坐在沙发上，两个人挨得极近极近，他们的腿已贴上。两人见我进去，慌忙分开，沈书记拿着手里的一张纸，指给关姐看，像是要安排工作，关姐也像是在倾听。
关姐刚当上了科长，就承包了单位里的食堂。挂的牌子是职工食堂，真正的职工在里面吃饭的却很少。食堂的外面很简陋，那几个字掉了漆，退了色。食堂里面的装修却很豪华，像宾馆，还有包间。常在食堂里吃饭的是单位的领导，他们好象极少回家吃饭。他们不但在里吃饭，还打麻将。打麻将在我们那简直就是一种“风尚”，白打的少，几乎都动钱。有一次，我遇到了工作上的事，要请示书记和处长，我就去职工食堂找他们。祖处长和沈书记正昏天黑地地打麻将呢！每个人的一旁都有钱。他们已打了一宿。
祖处长见我去了，说：“咱们收了吧，让下面的人看见不好。”
他们这才散伙，也实在是打累了，至少需要半天的休息了。
我出门前，听祖处长向沈书记说，“局长从咱们这儿拿走了一百万，连个票子也不给，咱还得想办法把这笔帐平了。”
财务室的人忙得要命，古姐来我这时，我问她：“你们在忙什么？一个星期了，怎么连饭都顾不上回家吃？”她们天天在单位吃，食堂的人把饭给送到办公室去。
她说：“做假帐。”
我说：“我们文字工作有做假的，你们财务帐应该是一笔是一笔，怎么能做假呢？”
“啥做不了假呀！要不也不能这么忙，我们做的是两笔帐，一笔是应付上级检查的，一笔是自己的内部帐，不能给上边看的。”
正文 一0四
关姐承包时，又赶上年了底，正是财务最忙的时候，忙工作，还要忙着陪领导打麻将，黑天白天连轴转。她实在熬不住了，向领导们说，她可不可以晚上不玩了？领导们说不行！关姐说我给你们找个人陪着，领导们说就得关姐陪！机关的人也有同情关姐的，说关姐真有战斗力，搁一般人，早“撂片”（指不行）了。关姐也和我们说：“有啥办法呢？非让我跟着玩，不玩不行。”关姐还真能，工作没仍，麻将也没仍。
有一天早上，我刚进了办公室，就听见一帮人在议论，打扫卫生的朱姐和别的人上来问我：“你看到墙上写的什么了吗？”
我说：“没看见，哪个墙上？”
“大门哪儿的墙上。”
“没看见。”我进大院时，因怕迟到，骑自行车的速度太快了，光顾着赶时间了，根本就没往墙上看。
“写的……没看见就算了。”
赵副处长也来问我看没看见？他还让我去看看。
这时，有人说擦掉了。赵副处长问是谁擦的？有的说是楼下的两个人擦的。
赵副处长又问我：“写的是沈书记和财务小关的事，说他们两个……哎呀，你没看着，太可惜了！”
那上面究竟写的什么字，没有一个人向我完整地说出来，但我从他们欲言又止的话中，能猜出个大概：沈书记和关姐的关系不正常。
沈书记上我的办公室来了，问我：“看没看到墙上的字？”
我说：“没看到。”
“我怀疑是赵副处长写的。因为每天他来的都是最早的，他对我有怨恨，他是最有可能，也最有机会写的。”
我劝他说：“赵副处长不能做这种事。”
沈书记说：“我猜就是他！”
沈书记走后，赵副处长也来我的办公室了，他也提起了墙上字的事。他说：“沈书记怀疑是我写的，还来骂我来了，我也骂他了，俺俩干起来了！你没有根据就赖我写的呀？他凭啥就赖我呀？他还去了财务室，坐在桌子上骂半天呢！”
这件事越传越广，全单位的职工都知道了，也传到了单位之外。沈书记也是很会主动做工作的人，他知道这种事会传到他的直接上级——党委。沈书记就把党委的人请来，主动向他们汇报这件事，至于怎么说的，只有他和党委的人知道。谈话的结果是沈书记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上面的事摆平了，还有下面的。
沈书记在职工大会上，首先做了发言，对发生的事先是以高姿态向职工们认个错。接下来就是对那件事的全面分析，自身的行为分析得少，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分析那上面的字是哪方面的人所为，从他那抑扬顿挫的发声中，我听出了他把矛头直指向了赵副处长。骂完了，赵副处长就上了台，不是与沈书记对骂，而是安排工作，说完了就下来了。
对这场讲话，沈书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他是照着稿子念的，这篇稿子，他没有用我给写，恐怕是太信不着我了，他也知道我说不出那样的语言，况且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也不便跟我说。
他这么一讲，全处的人都听出了他是在职工大会，泻他个人的私愤。有话语权的，充分享受话语权的，只有他自己，别人不能上去说。而且，沈书记的语言很激烈。全处的人好象只有他一个人气愤，不，应该还有一个——关姐，但关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