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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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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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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股长决定结识她。他走到女孩面前，很绅士地微微颔首说，小姐，我可以请您跳舞吗？女孩看着他，忽然就笑了，还是那种明丽灿烂的笑。贺股长的心狠狠跳了几下。女孩说，我认得你，在那个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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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开枪管上沉重的锁链《中国近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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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军事文学难写，也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这两点都是实话。
作为一名穿军装的文学编辑，我的工作就是端着枪，在茂密的丛林里寻找猎物。多年来，我期望猎获更多的老虎和雪豹，结果连野猪也很难猎到。事实证明，肥美的猎物总是倒在更高明的猎人枪口下。就在我心灰意冷地把枪扛在肩上，准备向后转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只黄羊，并开枪击中了它，这就是长篇小说《惊蛰》。《惊蛰》获奖后我挺乐，比作者本人还兴奋。又乘机到海军部队锻炼一下子，然后抱着枪靠在一棵树上回味《惊蛰》的味道，这时迎面来了另一只黄羊，我毫不客气地捕获了它。这就是。
我是个急性子，太想打到老虎或者黄羊，于是不免对能盛产老虎或黄羊的作家说几句刺激的话。特别是关于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我承认自己有点牢骚，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一次军内作家集会上我说：“当代军事文学难写是事实，但个别作家陈言不敢写就是说谎；你可以拿着军饷，住着大房子，以一个在外军闻所未闻的专业作家的身份去搞电视剧，去挣大钱，但你不能说当代军事题材不敢写，历史题材（比如说抗日战争）没得写。我认为，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一个军旅作家的职业意识，在他是否正确认识部队生活，在他是否一心一意爱这支军队的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话确实有“文革”遗风，虽然出发点是好的，还是伤了一些同志。
诚然，职业军人与军营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定型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道德观念和理想观念处处影响着文学表达，小说会受到诸如所谓“主旋律”上的某些限制；加上作家本人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如果再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三股钢绳势必拧成一条沉重的锁链，紧紧套在军事文学的枪管上，也套在了大部分军旅作家的脖颈上。
有文学批评家认为：军事领域其实是个宝藏，潜力很大，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所读到的作品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显得“很笨重”。我所理解的笨重，抛开那些拿“军事题材”做外衣的“畅销”作家不说，一部分真正钟情品质文学的军旅作家太过强调“军事”、“军人”、“军营”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达和承载的东西太多，结果背着包袱陷入不厌其烦的背景交待、不停的解释、反复说明和再三规避的泥淖中，这种“锁链”效应严重削弱了小说的有趣性。
要松开锁链，需要军事文学作家付出双倍的努力。关于职业意识和生活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方南江是个好例子。他从小在军营长大，用心工作的同时，还用心享受生活，并尽最大可能，在他所认知的军营生活中发现美和思想，并呈现美和思想——尽管美和思想有时会变成一种痛苦和忧伤。以此为例，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极为重要的，是要有爱，爱人爱家，包括爱身边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职业军人，像他的将军父亲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军队和士兵。于是才有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之后，小说家方南江似乎从文坛消失了，原来，他秉承“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的训诫跻身仕途，果然官至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是一种成功，但要从一个将军成为一名优秀作家则是一种通达和超越。作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这种通达和超越。《中国近卫军》告诉人们：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永远都是历史长河中微小的分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几百万个普普通通的官兵的血肉之躯的分分合合，才铸就一个国家稳固的国防长城；只有把个人理想放在国家、民族、人类的翼羽之下，个体生命和理想才具意义——也惟其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才会强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说成熟了，他知道小说的功能除了“意义”之外，还得好看。由于作者有意无意避开了对“军事”堡垒的强攻态势，小说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实。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军人的爱情和婚姻，军人的欢乐和悲伤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人毫无二致。事实上，我们身处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之中，所有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情感，谁都不会置身其外，不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还是官员，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小偷。这是方南江军事小说的最大贡献。
与《最后一个军礼》相比，《中国近卫军》出人意料地变得轻松愉快、趣味横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语言有了变化——极具个性化的幽默风趣。小说中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的地方随处可见，但这种引人发笑的细节不是《好兵帅克》式的，也不是电视小品中把军人描绘得傻乎乎式的，这需要一种智性观察生活、升华生活乐趣的能力。方南江从《最后一个军礼》到《中国近卫军》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觉得他小说最大飞越是从沉重变得轻松，不论是故事还是语言。
从沉重到轻松，军事文学枪管上的锁链好像是松开了，但要彻底解下或者砸碎锁链，我并不乐观。即使在《中国近卫军》里，也有作家两难的写照。贺东航和甘冲英无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种不同性格、不同人物命运的代表。贺东航是军人世家，甘冲英则是农民子弟，这种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司空见惯的矛盾组合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对立统一，最终殊途同归——各自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正是身披枷锁的军事文学的特征之一。职业化军事变革中，官兵的去留，职务的升迁必须遵循优胜劣汰原则，长期禁锢着军队发展的各种弊端，特别是父父子子、任人惟亲这个毒瘤，必须从军队里剔除出去——当然，这并不是说干部子女和农民子弟谁优谁劣，谁是谁非，恰恰相反，方南江笔下的世家子弟和农家子女矛盾又统一的“和平共处”，于其说是小说主旨的需要，不如说是小说家对钢铁锁链的某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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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卫军》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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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睡觉睡到自然醒”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这种日子来之不易，还是要节俭着过，最好是再做点什么。于是从可以“自然醒”的头一天起，便着手写这部小说。其间历时一年，挺辛苦的，到了也没有“自然醒”过。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直到出版，也不知道我究竟写了些什么，以至于为它起个名字都很犯难。这期间，我有幸以初级旁听生的身份，旁听了鲁迅文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上许多专家和老师的课。这使我的脑子透了一点亮，始觉得“不知”自己要明确地表达什么可能是一种进步。米兰·昆德拉这样说过：“如果说，小说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们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读者时常问：‘您究竟在想什么？您要说什么？什么是您的世界观？’这些问题对小说家来说是很尴尬的……”我当然远远达不到这种“很尴尬”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当然也不是说，我这一年是在浑浑噩噩地写作。写作的动机还是明确的。我只是想写一写我虚构出来的这一二十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人物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物我几十年里似曾见过，又似未见过，有的只是听说过，未曾谋面。对他们充其量是似曾相识而已。但是我热爱他们，要写他们，想写好他们。非如此，就觉得此生有件什么事情忘了做。于是，我就在先天条件十分不充分的情况下，耐着性子去写。写完之后，朋友们和家人们几乎都说：“挺好看的。”我竟然被鼓励得也有了这种感觉。我想，有这一条就可以先发表了，其他不足慢慢再说。
所以，我就很希望当今社会上仍有兴趣去了解那些一如既往地仍在过着行伍生活的人们的善良读者们，闲暇之时也来浏览一下这部小说。
还有一点意思要说：就是在写作过程中，编辑们、朋友们和我的家人们，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舍此便不会有这部小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聊以为序。
2004年10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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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卫军》第一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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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的梨花还没开满呢，马裤呢就有些穿不住了。
丰田越野拐上回省城的高速公路，天就下起了小雨，这还是今年的头场春雨，热气倒赶在雨前面了。这个北方省份的春季像被什么人删改了程序，隔着日子朝前热。武警K省总队参谋长贺东航大校摁下车窗玻璃，把手伸出去，让清冽细密的雨珠痒痒地打在巴掌上。
这条高速公路建成很早，质量也好，当时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贺东航常从这里往返，有时就联想到飞机的跑道。
雨刷轻捷地摆动，逗引着扑过来的雨珠们。各车道上的车辆都开着夜灯，匆匆忙忙，各跑各的路。他们忙活什么呢？
“不要超过120迈，天亮跑到就行。”
一上高速，贺东航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你就照这个速度开。”当然，即使发生外敌入侵，武警也打不了头阵。武警部队主要不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的。
贺东航今天晚饭前才赶到岳海支队，饭后上车就走了。支队长、政委知道他是去查勤，二话没说就跟上了他的车，脸上一副不怕查的自信。
查了三个监狱看押中队、三个看守所、一所弹药库，情况不错。人员在位良好，岗哨正规，枪弹安全。贺东航始终绷着脸，没说一个好字。这帮家伙本来就自我感觉良好，再听几句好话就不会使指北针了。何况他是参谋长，说话掷地有声的角色。他有他的打算。
这种查勤办法叫巡查，是贺东航发明的，核心是出其不意，旨在督导部队时刻绷紧战备的弦。武警部队高度分散，一百几十个县，县县有兵不说，还要荷枪实弹执勤，天天在作战。说武警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很恰如其分，不盯紧了可不行。这办法开始还真管了点用，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墙。长了，就有了应对招法，就像老祖宗对付鬼子进村一样，你半夜三更杀到一个县中队，查完了，人前脚走，中队就立即报告支队，支队迅疾发出通播信号，各中队立马进入战备状态。你到了下一个中队，看上去那个中队长睡眼惺忪，哈欠连天，嘴里嘀咕着“也不打个招呼”，其实他已等了你两小时，查什么都现成。通信手段比打地道战那阵先进多了。
贺东航随之应变。他自有他的信息渠道。他打算凌晨再杀个“回马枪”，还查刚查过的几个单位。就是要让他们保持惊弓之鸟的心态。鸟不惊弓就是昏鸟，那就危险了。
回到支队招待所已是半夜11点。贺东航轰走了一再诚恳表示要汇报工作的支队长、政委：都他妈几点啦，滚回去休息。挨了一顿骂，俩人就分头检查了首长住室的门窗插销、电灯开关、抽水马桶，很遗憾地给他道了晚安。贺东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