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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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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不想到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想起时德正老人的话: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学生时代,老师和教科书上都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话没错的,问题却也来了。自1840年(大约是我的太爷爷的太爷爷那一辈,或者再大一辈)鸦片战争始,就不勤劳、智慧、勇敢了吗?没有呀?那么,勤劳却贫穷,智慧而蒙昧,勇敢又挨打、受辱,这是怎么了?是洋枪洋炮太厉害,洋人太强大?“强大”的反义词是“弱小”,没错,中国是弱,可从人口到领土面积,中国小吗?自有了方块汉字后,什么时候曾把“弱”与“大”两个字连在一起呀?

查阅当年文件资料,有时在最后一行的落款看到“大中华民国×年×月×日”。有抗联老人讲,当年搞政治教育,“大中华”、“小日本”也是时常挂在嘴上的。

据说人类的发明,约一半左右源自中国。今天踢得挺臭的足球,无论什么颜色的眼睛的外国人,还不知道世上有此物时,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玩得很溜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自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光溢彩。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则曾引领世界千年,其经济总量经常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历史。不知其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是17。3%,比美国(0。9%)、英国(9。1%)、日本(2。3%)的总和还多。甲午战争前,中国军队100多万,日本8。4万,海军战舰吨位,中国7。8万吨,日本4。4万吨。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GDP占11%)依然高居日本(2。6%)之上,堪称亚洲头号强国。

最初看到这些出自西方学者、显然也被我们认可的数据,我曾大吃一惊,又大惑不解。因为我一直以为清朝末年的中国,样样落后,什么也不如人家,结果却是静态的并不比谁差,动起来就败了、弱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肯定没错,我们肯定落后了。可我们为什么落后,到底落后在哪儿?

而我知道的,是从读书识字时起,一提到清朝末年,几乎就少不了的“腐败的”三个字的定语。

清知府3年,雪花银10万,那贪知府呢?干几年再升官了呢?封建专制造就了一代代大小贪官,把国家弄成了“官家”。腐败是瘟疫,是摧毁民心士气的原子弹。而当没了皇帝,一方天地一方诸侯,军阀混战,都想争个老大。家不和,外人欺,大而散,大而弱,弱大的中国就割地赔款,成了列强的盘中餐。

日本的政治结构是封建的,可它的官僚统治,无论廉洁程度,还是效率,都是高水平的。这就使这个基本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国民,更具强烈的一致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为敌的邪劲。

试想,如果这个岛国的大小官员只知道巧取豪夺,无情地挥霍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会有那一波又一波的“神风特攻队”吗?

如果有外星人,而且高度文明得没有战争,或者让地球人不可思议地从一开始就相亲相爱,不知战争为何物,看到地球人把地球村打得血飞火腾,万紫千红,特别是日本人在东北打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江西、鄂豫皖打杀中国人,肯定会大惊失色,说这地球人是怎么了?中国人是不是疯啦?

一个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肯定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我们呢?我说的是我们中国,我要说的是中国的问题大着了。

从纽伦堡到东京,自杀的希特勒和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等等,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耻辱,我们的耻辱是被强盗“进入”。我们为什么被“进入”?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落后?有的国家太小,老天爷也不公平,没什么资源,那是实实在在难以先进、强大的。而我们与“小”字从不挨边儿,是个东方大国,还曾是“中央之国”,为人类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先进、强大,为什么却成了挨打受辱的角色?

满族人进关,让汉人男不男女不女地拖了条辫子,结果满族人差点儿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那是文明的力量。可清朝末年,面对列强,还有这种力量吗?

抗日战争,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二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如果不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苏联不出兵东北,中国的抗战会是14年吗?

我们必须问个透彻、明白。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

有人挖个坑,把历史掩埋起来,谁要动一下,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叫起来。

我们有太多的耻辱和痛苦。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是可以选择未来。为了光荣、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诚实地痛苦地面对历史,并以同样的态度解剖、反省自己。

十二、绝地南满

第40章 “起叛徒”

“谋略讨伐”

1933年8月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关于检查磐石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日满“在农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户照象,不论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费,每家写户口,每户有三毛,有二毛”。

抚顺平顶山“照相”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机关枪也好,照相机也罢,“照相”一说并非空言虚语。至于户籍和身份证制度,鬼子何时动的念头及最早实施地区,笔者说不准确,能够叫准的是在归屯结束地区,这项工作也结束了。而在此前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系列工程。

学生时代看电影,打仗的,特别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现关内八年抗战的故事片。鬼子将村子包围,把老百姓驱赶到一处,追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见谁可疑,就拉出来。就有大娘(嫂)站出来,说他是俺儿子(俺男人)。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证是扛枪的,还是种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东北也是一样。但是,1938年后,这一招就不灵了。他是你的儿子(丈夫),他有“证明书”吗?户口册上有这个人吗?更不用说还有指纹登记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讨伐”前,伪通化省的通化、辑安、长白、濛江、抚松,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蛟河,伪间岛省的和龙、汪清、安图、延吉等县,八岁至五十五岁的男人,有五十多万按了指纹。→文¤人·¤·书·¤·屋←而在“大讨伐”期间,因抗拒采缀指纹,或被认为指纹不符遭逮捕的,达八万余人。

与“匪民分离”同步的,是经济封锁。

粮食除限量配给外,每次顶多只配给半个月的,有时只给三天份。这样,抗联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粮食。上山打柴,下地干活,不准带午饭。1938年8月,庄稼正在灌浆,通化、濛江、辑安等县,就强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带统一保管,派兵守护。食盐、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给外,还经常搜查商家店铺,看你是否多卖了,有无违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说:

为禁止我军必需物资的买卖,在我军活动地区附近大小城镇,禁止了所有物资的贩卖,而实行专卖,每日只允许三小时的买卖,对每个购东西的人还用尽各种复杂的手续加以限制。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比登天还难,而且还采取抬高物价或向食品放毒的办法。

再就是对被俘人员和所谓的“归顺匪”,日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中说:“在剿匪的同时,要用宣传及政治工作善导思想,并给以生业,安定民心,以期贯彻王道政治。”应该说政策是明确的,有的也这么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写到的“黄炮”,就将其“善导”,利用其进攻游击区、根据地。但这只能视作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个别行为。总体上,对于投降的各种反日武装,尤其是山林队的头头,基本都是“严重处分”。有的地区连一般的“归顺匪”也不放过,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个“杀”字。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之后又打败40余万义勇军,这时的日寇狂妄至极,不知道更棘手的战斗还在后头。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没把潜入山林的各色武装放在眼里,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队,在他们眼里更是没有任何价值。结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只有跟他们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赢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游击战争,他们是不能不利用“归顺匪”的,于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温情工作”一说。

1937年(无月日),《×××关于我军与敌在三道关作战情形致×××等的信》中说:

日寇对捕去队员(赵发)百般巧诱温存,不加虐待,此亦敌人另一阴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笔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肃正讨伐计划》中说:“特别是关于归顺匪的逆用问题,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团的内讧与破坏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进行的归顺工作,“要加强力量,多想办法,积极配合武力讨伐,做好称之为‘温情工作’的此项工作”。

所谓“温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严重处分”,而是用软刀子杀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报,熟悉地形和抗日军的活动规律,由他们带队做向导,或者组织专门队伍,进行跟踪、袭击。有的还被派回来,在内部进行策反。从王凤阁等义勇军的失败,到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这都是个重要因素。

日寇称之为“谋略讨伐”。

伪满各省县都设有宣抚委员会,下设数量不等的常设、非常设的宣抚班,由日伪官吏组成,有时也抽一些国高学生参加。这是个人员、任务比较庞杂的组织,随“满洲国”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宣抚,核心是宣传“王道政治”、“王道乐土”。平时坐汽车、大车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寻个人多热闹的地方,拿着铁皮筒喇叭进行演讲,什么“日满亲善”、“支持圣战”、“铁打的满洲国”等等。要归屯了,就口口声声都是“集团部落”的好处了。有时还放映电影,电影里的日本人和满洲人相亲相爱,“集团部落”的老百姓多么幸福。

有随军宣抚班,日伪军“讨伐”,占领游击区、根据地,即进去宣抚。房倒屋塌,百姓在废墟上啼号,就宣传这都是胡匪的罪孽,皇军把他们打垮了,大家伙儿就能过上安生日子,建设“王道乐土”了。归屯“洗大沟”,家园在烈火中化作焦土,也说要把账记到胡匪头上,搬去“集团部落”就好了。

宣抚班也不光耍嘴皮子,因为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说过:“不与物资工作配合的宣抚工作,是不能收到太大效果的。”谁家揭不开锅了,给点儿高粱米。大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套出门的棉衣,就给套棉衣。睡在潮气腾腾的光板炕上的,给领炕席。病得起不来炕的,给几片药。那嘴皮子当然是不会闲着的,先问你“满洲国”好不好哇,然后大讲一番“王道乐土”,说大家伙儿可不能忘了“康德皇帝”的恩德啊。

大体从1937年开始,宣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极力鼓吹“王道政治”,对抗日武装进行策反劝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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