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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第四天又召集党会议，致中同志的问题，在党讨论最后的决议，开除致中同志党籍，他以后工作问题，会场并未决定。最后尚志同志参加会议，党的会议左右之下，他坚决主张（将）致中同志处死枪决，他致中最大的阴谋家，赶早处死，一勉（以免）后患。在这无斗争能力的党会议，结果跟着他意×（缺损字）跑啦，立刻将致中同志处死。
最后戴鸿宾谈到“我与尚志同志斗争不够”的原因：
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东（北）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斗争，这是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当戴鸿宾写这些“说明”文字时，赵尚志已经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六十多年后，有老人告诉笔者，有个老刘交通，五十来岁，中溜个，大圆脸，挺壮实，跑交通到我们那儿，说祁致中让赵尚志杀了。我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呀？老刘交通说打乌拉嘎金矿前，赵尚志给了祁致中三个绝的（任务）。一个是乌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个是不能开枪，全用刺刀挑死；三个是抓200个小背，每人背两袋面。这三个任务怎么完成？结果跑了5个鬼子，就要杀人。祁致中说我就一个要求，给我“两毛五”（1颗子弹的价钱），让我死得痛快点儿。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给二宇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独立师天元部下之韩团长投降该镇，现被缴械。祁致中之事（祁过界被扣留），应速设适当办法，自彼去后，全部异常动摇，如无适当办法，将来恐成问题，祁某非完全了解之同志，应抚慰之而安其旧职。
按照支委会分析、讨论的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如果祁致中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极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队。自11军没了军长，从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满洲省委称为“下江的勇士”的1师代师长、师长李景荫在那儿撑着，而他还要强力支撑着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许多事情祁致中能想象得到。在异国被羁押和重获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军应该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被处死的吗？
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当时抗联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一个战士拿了老乡一双鞋被处死，那是执行纪律。要回家的“背小树”，除夕篝火晚会上抱枪打盹的“背小树”，这是惩治叛徒。准确地说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笔者早已提醒读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联，是因为采访中不断有老人这样提醒我。这个人想家了，或是流露出一种被视为动摇了的什么情绪，就危险了、紧张了。可即便开小差被抓回来，说他叛变，也没证据。怎么办？关起来审查，或是送上法庭，判他几年，“天大房子地大炕”，怎么关押？绑在树上，冬天冻死了，夏天喂蚊子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带着他们怎么转移？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枪一响，就算被冤枉的，被这么一折腾，也可能逃跑。如果还有几个同党没被发现，这支部队就更凶险了，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景乐亭之死，与祁致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只是景乐亭被误杀后，又被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予以肯定，认为是对的。而祁致中被误杀的同时，也把赵尚志毁了。
后来“迷”起来的戴鸿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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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10日，《姜信泰给黄玉清同志信》中说：
我们听老百姓说三军赵尚志归来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是否确实？
1939年11月30日，《金策给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
最近据通河交通员报告，大界民众传言说是下江萝北县一带赵司令过来带领不少的队伍与日满军已数次抵触，战情非常猛烈，这是旧九月的消息。最近又说是赵司令和戴军长带来不少队伍在汤旺河嵯付岐一带行动云云。九月初兰生由叛徒黄仁秋传来的信里（这个信是韩大黑傻子转送来的）说，赵司令由苏联过到乌拉嘎河一带，将满军缴械不少等等。那么，乌拉嘎河究竟在何处呢？找不着这个地方。
此前的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当我在松江下游时，听到尚志同志由祖国率队回满洲了。并且没有经过抗联三路军指挥部，及北满省委应有的组织手续和通知，要将三路军的一部分队伍，编归到尚志领导的部队系统中去。当时我负责的一部分队伍，我因为尊北满党及抗联三路军，注意到布尔希维克应有的组织手续和路线，没有允许和交出。我到远东来后，听着祖国同志说：尚志同志是共产国际打发过去的，任命他为东北总司令。并说尚志同志是归祖国直接领导，要他回到满洲归编队伍。
现在尚志同志既然是东北总司令，那末是否取消北满党，或者上级决定北满党归赵尚志同志直接领导，或者他还是北满党的一个党员。同样三路军指挥部是否取消，抑或归尚志同志领导和指挥？这需要中央和国际之答复，以便可以进行工作。尚志同志是归祖国直接领导，或国际直接领导，那末北满党及三路军是否也是这样呢？我想吉东党、南满党、一、二路军也会同样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12月15日，《金策给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
二十来天以前，由下江尚志同志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名义，给岭西各抗联部队负责同志的信，该各种信件及传单转送你处，希查收后，应急给各部分发为要。
我相信，尚志同志决不能冒充总司令的名义。他通令中写道：“奉令”等，我认为不能是他随意用过去北满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我认为中央正式任命的总司令的名，我相信中央对他的过去倾向和错误不是不知道的，而更详细知道的，中央对他决不能马虎，对东北反日运动更是关心与准备。那么，我们在目前历史时期，不能与中央命令相对立，应尊重上级的命令与指示。我们应当，如果尚志同志仍未纠正旧的观念和倾向时，必须站在布尔什比克基本立场上，在组织原则上，在两条战线斗争原则上无情的作斗争，批评、帮助他，使他彻底转变，成为健全的布尔什比克的战士。不能以为他是固定不变的认识，这不仅违背上级，而且东北运动上极有害的。我这样说法，并不是屈服了自己的基本态度，也不是违背省委的原则立场，而是组织上，整个利益上的原则态度。我现在向你要求，我们对他不能采取无条件的一贯态度，这不是说取消对他的斗争，而更应发扬起来。所以，我希望寿海炯藕罅⒓辞袄矗虿灰阄蟆Ｎ夷饨裼牒嘀哺白芩玖畈浚娇煸胶谩�
12月26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各独立游击部队党委、支部的通知》中说：
中央为了彻底转变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阵容，和肃清进步开展中的困难条件，正式任命赵尚志同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之职。
下面是同一天，《张寿海Ц夤夂５难盗睿ǖ�3号）》的全文：
为令尊事。案奉总司仿部第十六号通令内开：奉令着由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所有三、五、六、七、十一各党军均须接受指挥领导命令，遵此仅于六有底宣誓就职，执行工作，等因。奉此，除分令处，合亟令仰该指挥部即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奉行，并一致拥护总司令之命令，诚恳接受领导。勿违，切切。此令。
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海�
有老人说，赵尚志“过苏联”蹲了一年半“洋笆篱子”，就弄了个“东北抗联总司令”，这叫什么“总司令”？他有文件、任命书吗？那上面盖的什么章？不是拿萝卜疙瘩抠的吧？
今人容易立刻想到的，则是苏联远东军凭什么任命中国的东北抗联总司令呀？
1962年，黑龙江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室的同志访问戴鸿宾，戴说：“我们在回国之前，苏联边防军一个少将在伯力江岸设宴招待我和赵尚志、祁致中。在那次会议上，苏联边防军负责同志说，共产国际决定，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7。令我回东北去领导三军、五军、六军、七军、十一军的事，如决定错了，也不是我冒充，而冯仲云等人或北满党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也不是我的责任，因为长官没有交给我中央的字据，我不能造一个假的字据，他们说这是紊乱了组织系统，似乎不该由我负责。
1940年1月22日，《赵尚志给敦斯基的信》中，提出22个“请求（苏联方面——笔者）彻底解决”的问题，上面引文为第7个。前面引用过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文章，说得就更明白了。
1936年初成立的、后来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那总司令是选的、推举的，这次是任命的。这任命无论来自共产国际，还是远东军，也无论今人怎样怀疑它的法理性，在当时都是被认可的，也只能被认可的。否则，88旅的成立及军官任命、军衔授予，是不是都成问题了？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非个例。而且，抗联对此也并未提出质疑，有人只是说“1939年Ｃ方误用赵矣”——你远东军不是不可用人，只是用错了人，不该任命赵尚志当这个总司令而已。
（本章及下一章的一些引文就不注明出处了，请读者原谅。）
但是，冯仲云的疑虑，绝对是冷静的、理智的、客观的、现实的。
远东军固执地称抗联为“游击队”，没错。但这支叫“抗联”的游击队，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现在，虽然没了满洲省委，地方党也基本都上队了，三大战略区各自为战，依然如此。东北抗联需要统一领导、指挥，这是共识共赢的事情，可这如果是一个任命就能解决的问题，也早就用不着“阶级祖国”操这份心了。如果说这种行为在客观上显现的傲慢，已使人不快，任命赵尚志这样一个争议人物，则难免激怒一些人。经历了1938年2月以后的“批赵”，北满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党和军队系统。而赵总司令的突然出现，可能引发地震的当然不只北满系统。
关于陈绍宾的问题，远东军没有给赵尚志字据。任命东北抗联总司令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没有字据，也没有通知北满、吉东方面。无论远东军怎么想的，这都是造成赵尚志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一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