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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桩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以实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里拖。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较多地用手干活的人，就会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能发号施令。那个较多地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较少地动手了。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独立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来行动的一些想法。
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拟议。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屠杀。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一事件辩解说：其所以有此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一事件加以辩解：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很有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去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一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下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羞辱英国。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这些辩解是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的道德责任。这些暂时的目的犹如清扫前面轨道的刷子，也是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清道的。没有这些辩解，就无法回答在考察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时在欧洲的国务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文明上找到辩解的呢？因此，每次发生的事件必然符合某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表现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艘船不论朝哪个方向驶行，在它面前总可以看到被它所划开的波浪。对船上的人来说，这些波浪的流动是唯一看得见的运动。
只有每时每刻仔细观察那些波浪的运动，并且把波浪的运动跟船的运动加以比较，我们才会明白，波浪每时每刻的运动都是由于船的运动引起的，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在运动，所以产生了错觉。
假如我们每时每刻注视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恢复所发生一切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疏忽历史人物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就会看见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开动的时候，它前面有同样的波浪，当它常常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前面的波浪也跟着常常改变方向。但是不管它怎样转变航向，它的运动总伴随着波浪。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人们总觉得那就是他们所预料的事情，奉命办理的事情。不管船开到什么地方去，那波浪总在它前面汹涌澎湃，然而它既不指导也不加强它的运动，从远处看，我们觉得那波浪的水花不仅自己移动，而且也指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考察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它与命令的方式和事件有关系，于是便认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转移的。但是，一考察事件本身和包括历史人物在内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令以事件为转移的。这个结论的不可争辩的证据是，无论发出多少命令，假如没有别的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一旦事件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总可以从不同的人们所不断表现出来的各种意志中，找出一些在意义和时间上是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有关系的意志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运动？
一、权力是一个名人与别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愈多地发表意见、预言和辩护，他就愈少地参与行动。
二、各民族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学家们所想的那样，由两者的联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联合起来的：直接参与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与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大。
从精神方面来看，权力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来看，服从权力的那些人是造成事件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就不可思议，所以，引起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两者的联合方面。
或者，换而言之，原因的概念对我们所考察的现象是不适用的。
我们分析到最后，就可以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内达到的极限，假如智慧不对它所研究的对象采取玩弄的态度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互相吸引，原子互相排斥。
谈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作用，我们说，这些现象的自然属性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法则。历史事件也是一样。战争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组成一定的集体，他们都参加了那个集体；我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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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法则就够了，我们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但是历史法则与人类有关。一粒物质不能对我们说，它完全觉察不出相吸或相斥的法则，因而那种法则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属于什么法则范畴。
历史每走一步，都令人觉得有不言而喻的人类意识自由问题的存在。
所有认真思考的历史学们都不知不觉地遇到这个问题。历史所有的矛盾和含糊，这种科学所走的错误道路，完全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缘故。
假如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就是说，假如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整个历史就要成为一系列互不连贯的偶然事件了。
假如，在一千年间，一百万人中有一个人有自由行动的可能，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那么很显然，那个人只消有一个违反法则的自由行动，就会破坏适用于全人类的任何法则存在的可能。
假如只要有一个支配人类行动的法则，自由意志就不能存在，因为人类的意志要服从那个法则。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占据了最卓越的人类头脑，自古以来就有人提出了它的全部重大意义。
问题就在于，如果把人视为观察的对象，无论从什么观点——神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哲学观点——我们都发现人正如一切存在的事物一样，必须服从普遍的必然法则。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我们意识到的事物从我们内心来看他，我们就会感到我们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不以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来源为转移。人通过理性来观察自己；也只有通过意识他才认识自己。
如果没有自我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运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一个人有了意愿，也就是意识到他的意志，他才知道自己是活着的。但是，当人意识到构成他的生命实质的意志时，他也只能意识到它是自由的。
假如人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他看出他的意志总是按同一法则活动（他观察吃饭的必要性或者头脑的活动，或者观察任何别的现象），他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沿着同样的方向活动看作意志的限制，如无自由，则无限制可言。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限制，正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意志是自由的。
你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举起我的手，又把它放下。人人都懂得，这一不合逻辑的答案是一种无法反驳的自由的证明。
这个答案不属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的范畴。
假如自由的意识不是一个独立的不依赖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实际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对每个人表明，他，作为观察的对象，服从某一些法则；人一旦认识到万有引力不渗透性的法则，他就服从这些法则，并且永远不会抗拒这些法则。但是，一系列同样的实验和论证对他表明，他内心感觉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取决于他的肌体，他的性格，以及影响他的动机；但是人类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的结论。
一个人根据实验和论证知道一堆石头向下落，他毫不狐疑地相信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期望他所知道的那个法则得以实现。
但是，当他同样毫不狐疑的知道他的意志服从若干法则的时候，他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相信。
虽然实验和论证一再向人表明，在同样的情况下，具有同样的性格，他就会跟原先一样做出同样的事情，可是，当他在同样的情况下，具有同样的性格、第一千次做那总会得到同样结果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像实验以前一样确定无疑地相信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每个人，不论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虽然论证和实验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两种不同的行动是不堪想象的，但是他仍然觉得，没有这种不合理的观念（这种观念构成自由的实质），他就无法想象生活。他觉得就是这样的，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他不仅不能了解生活，而且连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是因为人类的一切努力，一切生存的动机，都不过是增进自由的努力。富裕和贫寒、光荣和默默无闻、权力和屈服、强壮和软弱、健康和疾病、教养和无知、工作和闲暇、饱食和饥饿、道德和罪恶，都不过是较高或较低程度的自由罢了。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就只能看作是被夺去生活的人。
假如理性认为自由的概念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矛盾，好像在同一条件下做出两种不同动作的可能性一样，或者好像一种没有理由的行动的可能性一样，那只能证明意识不属于理性范畴。
这种不可动摇、不可否认的自由意识，不受实验或论证支配，为所有思想家所承认，毫不例外地为每个人所觉察，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任何关于人的观念的自由的意识，这构成问题的另一面。
人是全能、全善、全知的上帝的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