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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点了点头。
她说：“我是乔治·丹杰菲尔德夫人，就像我告诉您秘书的那样，但我的名字并不一直都是丹杰菲尔德夫人。”
梅森以沉默礼貌地示意她说下去。
她用一个人说出出人意料的话会产生爆炸性反响的方式说：“我原来是大卫·拉特威尔夫人。”
梅森还是那副表情，“接着说。”他说。
“这话好像并不使你感到惊奇。”她郑重地说，声音里露出些许失望。
“一个律师是很少会显出惊奇的——即使他是惊奇的。”梅森也郑重地说。
“您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她用稍带生气的口吻说。
“很抱歉，但您说了您想把事情摊到桌面上的。”梅森朝桌上指了指，“这不，桌子就在这儿。”
“很好，”她屈服了，“我过去是大卫·拉特威尔夫人，我丈夫被霍勒斯·亚当斯谋杀了，霍勒斯和大卫那时在温特堡合伙做生意。”
“谋杀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梅森问。
“1924年1月。”
“后来亚当斯怎么样了？”
“就好像您不知道！”
“您是想来提供情况，还是想得到什么？”梅森问。
她考虑了一下，然后坦白地转向他说：“都有点儿。”
“您最好改变来访的目的，而只向我提供情况。”
她笑了：“谋杀发生在1924年初，霍勒斯·亚当斯在第二年的5月被绞死。”
“霍勒斯过去有个妻子——萨拉。萨拉、霍勒斯、大卫和我有时四人在一起。霍勒斯和萨拉有个儿子叫马文，发生谋杀时他大概两岁，他父亲被处死刑时大概3岁。萨拉是个贤妻良母，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我不喜欢那样，我那时没有孩子，而且——有魅力。我喜欢四处走动，喜欢有点儿夜生活，萨拉不赞成那样，她认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循规蹈矩。我认为萨拉从没喜欢过我和完全信任过我。”
“那是20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婚姻的观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说这些是要表明萨拉和我在那时并不总是相处得很好。但尽管如此，因为我们的丈夫们是合伙人，我们从表面上看仍相处得十分协调。”
“男人们知不知道你们相处得不好？”梅森问。
“天哪，不！这事太微妙，男人们理解不了，都是些女人们爱做的琐碎小事。适当的时候翘一下眉毛；或者她偶尔看到我穿的裙子太短时做出一点儿怪样子；或者当她丈夫夸奖我的外表后再问她是不是觉得我一天比一天更年轻了，她就会表示赞同。她那甜美而又娇滴滴的语气对男人没什么，但对女人却意味深长。”
“好啦，”梅森说，“你们相互不喜欢，那么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我没那么说，”她说，“我是说萨拉不满意我，我觉得萨拉从来就不喜欢我。我没有不喜欢她，我只是觉得她很可怜。后来就发生了谋杀，对于霍勒斯·亚当斯企图掩盖那桩谋杀案所说的事情，我永远也不能原谅。”
“什么事情？”梅森问。
“他杀了大卫，就像后来证实的，把他的尸体埋在制造厂的地下室里，而且又在地板上重新铺了水泥。我当时只知道大卫失踪得非常突然。霍勒斯给我打电话说有一项专利有些麻烦，大卫不得不赶紧到里诺出趟差，只要他在那儿一安顿下来，弄清楚他要在那儿呆多久，他就会给我写信的。”
“他要去里诺的事一点儿都没有令您怀疑吗？”梅森问。
“给您说实话吧，我是有些怀疑。”
“为什么？是因为他原来对某个别的女人感兴趣吗？”
“呃，不——不确切是，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孩子，而且——我爱我的丈夫，梅森先生，我非常爱他。随着我年纪的增大，我意识到爱情不是生活的一切，但在那个年纪，事情对我是不一样的。我使我自己充满魅力是因为我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孩子，是因为我想依靠我丈夫，我尽力给他任何别的女人有可能给他的东西；我尽力使自己像他所遇到的、可能会向他调情的姑娘一样富有魅力；我尽力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我——噢，以我的方式为我的丈夫而生活，就像萨拉为她的丈夫而生活那样，只是萨拉有一个孩子。”
“接着说。”梅森说。
她说：“我对您绝对的坦率，梅森先生。我觉得我或许有些嫉妒——对萨拉·亚当斯。她总是不在乎她的外表；如果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夜总会，她会让人看上去觉得不协调；她看上去就跟平常一样，就像一个整个下午跟孩子在一起的家庭主妇，在要走的时候才收拾一下，穿上她最好的衣服出去。她看上去不像——不像外出活动的一员，不像参加夜生活的人，跟她穿的衣服不相称。但她却拥有霍勒斯·亚当斯的爱，您可以看出这一点。”
“尽管他说您看上去多么漂亮？”梅森问。
“噢，天哪！”说着她打了一个响指，“他看见我就跟看见任何别的女人一样，就像是看见一幅画，他欣赏一个女人就像欣赏一幅画或什么东西，但他的眼睛总是会返回到他妻子身上。他总是用那种平静的、舒适的、安全的和幸福的表情看着她。”
“您的丈夫不是用那种表情看您吗？”梅森问。
“不是。”
“为什么不是？”
“他们秉性不同。他——我不是在嘲笑我自己，梅森先生，要是有外表比我更有魅力的人出现的话，我丈夫就会对我不忠的。因此我就特别留心我自己是否占据领先的位置，就是这样。”
“我明白。”
“我不敢肯定您是否明白，要想明白的话，您就得知道女人对这些事情是如何感觉的。这是一种努力，其背后的某处隐藏着一种恐惧，一种担心我会失败而不再占据领先位置的恐惧。”
“所以当您丈夫去了里诺，您就……”
“我吓呆了，”她承认道，“然后当我没有收到他来信时，我变得狂乱起来。碰巧在里诺我有个朋友，我就打电报让那个朋友查查所有的旅馆，看看他住在哪儿，看看——呃，看看他是不是一个人。”
“那么后来呢？”梅森问。
“当我发现大卫没有在里诺的任何旅馆登记时，我就去找霍勒斯要他讲清楚，但霍勒斯表现得极为回避而且不安，我就知道了他是在撒谎，企图隐瞒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大卫跟另一个姑娘私奔了。”
“谁？”梅森问。
“我想没有必要说出她的名字来。”
“为什么？”
“因为，当然，大卫没跟她私奔，他跟她没什么关系。这只是霍勒斯编出来的，企图掩盖谋杀的事。”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儿？”梅森问。
“哎呀，我可不知道。我完全失去了她的线索，我想我甚至都不认识她，她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当然，要不是因为霍勒斯表现出来的样子，我会发现她更多情况的。我叫来了警察，没多久警察就发现了他在撒谎，大卫已经被谋杀了，我不知道，我想如果霍勒斯说出真相的话，他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的。”
“真相是什么呢？”
“他们肯定是对厂里的什么事进行了激烈的争吵，霍勒斯一怒之下杀了我丈夫。然后他极为惊恐，知道必须得把尸体处理掉，他没有叫警察，而是等到夜里，在水泥上打了个洞，挖了个坑埋了大卫，然后又用水泥把那地方铺好，并且在新水泥上堆了——些垃圾和刨花，一直到水泥干了；当然，他一直让我以为大卫突然出差去了里诺。”
“您从多久开始怀疑的？”梅森问。
“大概有三四天的样子，哦，是在霍勒斯告诉我大卫跟那个女人私奔之前5天的时候……在我朋友告诉我大卫不在里诺之后。”
梅森靠回到转椅里，闭上了眼睛，好像在极力回想过去的事情。“别停下，接着说，丹杰菲尔德夫人。”
“爱上一个人而他又被杀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一开始是一种让人麻木的震惊，然后——唉，我就对霍勒斯·亚当斯和他的妻子，对那个小男孩，产生了难以遏制的、可怕的憎恨。在我的天性中没有半点儿同情和宽容的成分。当陪审团对霍勒斯做出判决时，那意味着他会被绞死。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人出去进行了庆祝。”
“您对亚当斯夫人不感到同情吗？”梅森问时眼睛仍然闭着。
“一点儿也不，我告诉您，我恨她，我对任何人都不同情。要是让我拉起绞死霍勒斯·亚当斯的绳子，我会很高兴做的。我试图说服他们在执行处决时让我到场，但他们不同意。”
“为什么您这样想？”
“我只想在绞索打开时朝他尖叫‘你是杀人凶手’，好让他的脖子被勒断时我的话能在他的耳中回响，我——我告诉您，我很残忍，我是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动物，梅森先生。”
律师睁开了眼睛，看着她说：“是的，我对此很欣赏。”
“我告诉您所有这些，您就可以理解我现在的情况。”
“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梅森问。
“我意识到我当时在某些事上是多么的错误。”
“您感到后悔？”
“不是指我对霍勒斯的态度，”她急忙说，“我想亲手杀了他；我很高兴他的律师没有为他辩护成功，使得他们能绞死他。就像我说的，如果他说出了真相，他可能只会被判为过失杀人罪或者二级谋杀，但他那企图掩盖的方式以及一切——好啦，我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因为我想谈谈萨拉。”
“萨拉怎么了？”
“我想我当时为难了萨拉。我极力不让她拿到生意中她那份钱，尽量采取一切恶劣手段。她拿走了她所能拿的现金就失踪了。当然，为了那男孩的缘故，这也是她惟一所能做的。她没多少钱，就一点儿。我过去一直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也没人知道，她非常小心地掩盖她的行踪。那男孩当时太小，不记事，她觉得她能把他带大，永远不让他知道他父亲是因为杀人而被处决的。”
“您现在知道她那时去哪儿了吗？”梅森问。
她朝他笑了笑说：“别这么小心翼翼，梅森先生。现在我当然知道，她那时去了加利福尼亚；她十分艰苦地工作啊工作一一太艰苦了。她给了那个男孩良好的教育，他总以为他父亲是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的，他们也没有别的亲戚。她很小心地一点儿也不让他知道他的过去，不让他接触任何会向他揭示那事的东西。她太好了，为此而牺牲了她的整个一生。唉，她干得太辛苦了，劳累过度，结果得了结核病。四五年前，她去了红河谷，在那儿，人们认为她挺不错；即使她本该休息了，她还在一直不停地工作。要是她到医院去安心地养病，她可能会被治好的，但她要迭她的男孩上大学，所以她子得直到——直到再也不能干了为止。”
“后来呢？”梅森问。
“后来她死了。”
“您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梅森问。
“因为我特意去查的。”
“为什么？”
“因为——信不信由你，这是我的良心发现。”
“什么时候？”
“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我真正动心是在有人雇了侦探开始调查这桩案件之后。”
“谁雇了他？”
“我不知道，一开始我以为是萨拉，是住在埃尔坦普罗的一个人，我查不出他是谁。”
“那您为什么来找我呢？”
“因为我想您知道这整个事情的背后是谁以及为什么。”
“是什么使您这么想呢？”
“因为我查出了马文·亚当斯，发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