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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两个人？”我问道，“他们是一起的。”
很清楚，从尸检报告上看，葡葡牙专家们只取了内脏作分析，却没有取重要的血液和肌肉标本检验一氧化碳。显然他们心照不宣地采纳了医官在现场所作的假定，而一氧化碳气体的问题被完全忽略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调查工作是如此草率，因为我发现尸检报告记有图里斯太太两侧肺的情况。虽然好几年前她的一侧肺已被著名的外科医生布罗克勋爵切除掉，这已由复核他的记录而证实了。
我告诉普拉格内尔，葡萄牙给我签证后，我愿意立即去检查尸体和小屋。于是他和韦福飞往里斯本。在汽车旅馆，友好的主人为他们打开了图里斯的房门，他们检视了浴室并照了像。浴室非常小：长8英尺，宽4英尺6英寸，高10英尺。他们检查并试验了水热器，确信它没有漏气。但是，正如韦福说过的，没有烟道，浴室通风也非常不充分，只有半扇紧闭的小圆窗和一个小小的天窗。从他们提供的情况看，很清楚，自从悲剧发生以来，并没有检查过小屋的电或煤气设备，或检查过通风情况。
普拉格内尔成功地会见了法医学研究所所长，但是其他要求全被拒绝了，他们不许他检查尸体，取回标本、血液或肌肉，或询问葡方专家。最后，他转达了我的意见：死因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并询问可否让我检查尸体和现场。这引起里斯本一个检查官正式的、巧妙的反驳，说他的政府的专家早已“解决了问题”，而且，如果允许任何一个外国人核查警方的现场或验尸报告，那是违背葡萄牙法律的。我关于浴室内的煤气导致伴有呕吐的虚脱和死亡的意见被轻蔑地驳回，理由是我没有看到尸体或了解精心设计的分析，而这些都是发生在里斯本的。
精心设计？还不如说，是精心设计的不当处理——断言毒素和组织胺等等。证明一氧化碳的存在只要花2～3分钟，连能力一般的“实验室的学徒”都会做。
无论如何，葡葡牙当局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我没有被允许去里斯本检查尸体。为此，我亮出了一张王牌：死者家属通过正式的途径（不是我们的法医或新闻渠道）提出询问，葡萄牙政府可否让图里斯夫妇的尸体安葬在他们的祖国。当然，这个请求是不可能被拒绝的。
死后的第16天，两具密封在棺材里的尸体空运到希思罗，立即送到益氏医院我的验尸所，而不送去摈仪馆。同遗体一道送来一份检察宫的正式文件，最后结论是：“死亡原因未定”。而我只消几分钟就可以判定，而且是无可怀疑的。
尸体只不过是个空壳，所有器官都被拿走了，但那无关紧要。10分钟内，取自大腿的标本证明，一具尸体的肌组织液内含52％的一氧化碳，另一具含50％，推算血液内至少含有60％——这是一氧化碳致死的饱和度。但甚至在检验之前，我就确信我的论点是正确的。当棺材盖一被打开，我就确信了，我见到皮肤的特征性樱桃红色。为什么所有葡葡牙“专家们”都看漏了呢？仍是未解决的谜。没有别的，这只是福尔摩斯式的简单思考和推理的案件：观察一切事物，了解它的意义。
我让我的同事康纳德·蒂亚尔单独进行尸体检查，他同意我的意见。我的关于一氧化碳饱和度的数字进一步由当时的首都警察实验室主任尼科尔和英国空军医学研究实验室的弗利尔少校证实了。同时，丁烷研究所的主任化学家制造了浴室的实体模型，并安装了同样模式的水热器。他的实验表明，一小时内发生的一氧化碳可以积聚到0。28％浓度，“这个浓度”，他报告道，“能在半小时内致人于死地”。
我们将我们的发现通知了葡萄牙当局，并且邀请他们的专家来检查尸体、物证及我们做过的实验室检验。他们拒绝接受邀请，否认煤气中毒的可能性，并且详细阐述了他们的食物中毒的理论。
这对我或普拉格内尔或图里斯家属并没有什么为难。验尸官安·迈尔大夫（两具尸体是进入他所管辖的伦敦地区的）听取了情况后，便在南瓦克举行了公审。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他都有权这样做。我们的证据不但使这位精明的伦敦验尸官感到满意，甚至连为伦敦和兰克赛尔保险公司出庭辩护的律师也感到满意，该公司以前承受了图里斯的保险。听了我介绍的这些发现后，他告诉法庭，“任何合理的要求”都将会得到满足，不需要进一步的诉讼或费用。一万英镑在一星期内付给了图里斯的孩子们，是完整地全部支付给他们，因为卷入该案的任何专家都没有对他们的服务索取一个便士。
“一个顽强的英国人的胜利”，验尸官这样称赞道。哈里·韦福在《每日邮报》发表的报道最后一章里给予我一个令人愉快的称赞：“神秘的案件被一个端坐于千里之外自己办公室里的法医学家解决了。”
一个人不会为了获取奖章而帮助两个孤儿申张正义，但是我几乎不认为我应当被人申斥。在外交部高大的房间里，站在稍为陈旧但非常雅致的地毯上，也许帕麦尔斯顿勋爵曾经在那里派遣炮舰去给外国人“上课”。时代不同了，一个文雅的外交部重要官员严厉地指责我，他意欲送给“我们最老的盟国”一封情书。他冷冷地瞪着我说，麻烦的国际关系已经出现，好象这桩“可悲的案件”中，我在询问蛤肉的毒性问题之前就应当想到政治影响似的。难道我会愿意亲自写信给里斯本或是阿马达市当局，以助于修补两国关系间的裂缝？或是愿意由外交部草拟一份类似内容的信由我来签名？
他的训诫只有一点我同意，这就是那桩案件的确是可悲的，因为一个葡葡牙的新发明，以超过英国标准的营业法典安全水平八倍的剂量，使一对无辜夫妇被杀，使他们的孩子们变成孤儿。正是因为外交部不希望这类评论出现在我的信内，所以我告诉这位官员，在这种欺骗勾当中没有我的份，就拿起帽子走了出来。
我被这个事件所困扰，因为在从事寻找事实真相的职业上，是不允许有任何欺诈或不诚实行为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因素都决不允许作为借口，用来阻挠或转移法医学鉴定人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设法寻找事情的真相，即使这样会损害谁的感情或声望也在所不惜。
一、两年后，在匈牙利召开的欧洲法医学会的一个会议上，我抓住了这次在布达佩斯偶然遇到的机会，在演说中谈了这个看法。第二天清晨，一辆大型黑色的俄国汽车来到旅馆，在一个司机和一个不祥的、面孔严峻的“同志”陪同下，我被带到市政厅去。市委员会主席用法文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关于匈牙利政府在法医学服务方面的效率的训诫之后，我在后门被释放了，从市政厅的人行道上象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那样离开。我妻子看见我再次走入旅馆感到又惊又喜：在欧洲，有人因为发表了远比我少的议论就被拘留、审讯，并且被长期关在监狱里。
（郭朱明 郭景元）
22．奸杀幼女与虐待儿童
可能所有犯罪活动中最可鄙的要数强奸和谋杀幼女案。的确，当犯人被传授审时，人群是如此愤怒，妇女们挤入通向法庭的通道，挥舞拳头，高声怒骂。受害者年龄多在五、六岁至十二岁上下，并且多是聪明伶俐的小娃娃。在发现孩子被残暴地强奸和扼杀，有时被打得体无完肤之前，那些不幸的母亲由于忧伤和焦虑，常常“神志失常”，她只能想象凶手是一只野兽。对于公众来说，他的确是一个恶煞，当他进入法庭受审时倘若没有警察的保护，妇女们在法庭外就会把他私刑处死的。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他只不过是个性欲倒错的人。
犯罪记录不幸地充满了这类案例，连我个人的档案里也保存了一些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下面重述其中的三例。
1951年7月8日，星期日，一个名叫克里斯廷·布彻的七岁半女孩带着心爱的黑色陶瓷洋娃娃，离开了温莎市她的家。她母亲见她整个下午站在著名的拳击家“糖”雷·鲁宾逊的总部附近，当她终于没有回家时，温莎地区，伦敦附近六州和首都地区的警察都接到了告警。
以后两天，在各个公园，灌木林，泰晤士河沿岸，兰尼米德草地以及温莎市大公园进行了徒劳无功的搜索。然后，7月10日黄昏，两位到温莎去的旅行者经过笼罩在温莎城堡阴影下的史蒂文草地时，发现了她的尸体。克里斯廷躺在长草丛下，手里捏紧那个黑色大洋姥挂，她的蓝色雨衣盖着她的身躯，覆盖着她那被弄脏的脸蛋。
警察被叫到观场，而后是郡刑事侦察局长瓦尔特·克伦拜。他打电话到伦敦找我，我立即与秘书琼一起去现场。当我到达现场时，伦敦警察厅实验室的乔治·沙特警长也在那里。
凌晨一时，那美丽的皇家游览草地现场是阴森凄凉的。虽然还是一片昏暗，但城里橙黄色的光芒交织于天边，衬托出古城堡漆黑的轮廓。在车灯眩目的照射下，我们全都蹲在或跪在尸体周围，开始收集可能作为证据的每一样东西、每一点碎屑。为了对付律师在法庭上的质询，凌晨一时在广阔的土地上进行的现场工作必须做得象中午在一家舒适的派克莱思酒店一样好。我们必须寻找每一样东西。
克里斯廷是被人用她的蓝色雨衣上的腰带缠颈打了双结后勒死的。草地的一撮草被卷入结内，这表明尸体所在地正是她被杀害的地点。她在死前和死后均被残暴地强奸过。
一小时后，我在温莎市爱德华七世国王医院验尸室进行了尸体解剖，没有发现一点有用的线索。她的指甲剪得短短的，刮屑中未见异物。警察检查她的洋娃娃，只发现她自己的指纹。首都警察厅实验室的霍登博士保存了衣服碎片、头发和血液，以及泥土和青草的标本，希望与某个嫌疑犯的大衣或鞋子作对比。虽然由著名的伦敦警察厅侦探柯林·麦克多哥警长负责此案，但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都没有发现嫌疑犯。杀害克里斯廷的凶手逃跑了，就象许多杀害儿童的凶手一样：他们以采“大黑莓”的诺言或用“糖果”将一些小女孩诱拐离开街道或进入树林，少数受害者还活着。
小孩子是容易受陌生人诱骗的，正如著名的加拿大病理学家博伊德有一次写道：“生命的小蜡烛是容易吹熄的”，他们不是攻击者的对手，攻击者容易逃脱应有的惩罚。这类案件对任何警察都是很难解决的，但又是最重要的，因为攻击者可能象斯特拉芬那样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去反复犯罪，例如下面的两个案例。
一个住在特威克南的12岁女童子军，简称为巴巴拉（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不用她的全名），被一个男人诱拐到一辆汽车里，开到一个空旷的地方，侮辱了三个小时，最后被强奸了，幸而末被杀害。相反地他将她载回到离她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她保存着自己的理智，准确地叙述了那个男人的模样：一个年约40岁的黑发矮胖子，右脸颊有一个“海星”形的伤疤；她还准确地说出那辆汽车是黑色的瓦克斯霍·韦温牌。
此案发生在1960年9月9日，警方正在进行按部就班的侦查。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