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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就要和国内反对派、犹太人以及敢于违反社会规章的俄同人作斗争。
福金既不是法律维护者，也不是有敏锐的良心的人。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从事认真严肃的男人的事业，宽容地说，在新的地方他觉得自己不舒适。谁说了什么呢？谁在哪里印了什么呢？不过这都是不重要的事。他突然来到党委会的领导那里，党委应当直接向在野党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但是福金并不把这类事情记在脑子里，他活着，这样活着，为信仰和真理而服务。他没有什么自尊感，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他耽误了自己的发展，到头来他也不会明了，真行的不是在狩猎时用枪打伤野兽的人，而是及时地吻上司的屁股、把他的脚掌端到眼前来的人。
当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上校和勋章获得者明白，他的火车离开了月台，他满怀着侦探工作的知识并掌握三门语言，可是谁也不需要他时，戈尔巴乔夫出现了。改组工作开始了，他们解散了具有无限权力的克格勃。福金在这里亲眼看见了他认为最可怕的而且最可耻的事情。各个地区抢走了一批伙伴，专家总是需要的。尽管政权改变了，取消了苏联，但是他们抢走的不是专家，而是一些走后门的人。原则上并不是说你能够胜任工作，站稳了立场，而是说你是个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在一起。只有到那个时候，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留下了不良影响和恶习的痕迹，并且对自己说：“您所确定的准则，我都接受，只好怨自己。”
福金懂得，在这个社会只有政权才能给予人以相对的自由。他把自己的机会和升迁的可能性估计到最低限度。侦察任务使他受到了训练：要像大伙儿一样，你不用操出头来，你的精力不是潜藏在肌肉中，而是蕴藏在情报范围内。
他这个王牌侦察员接受了中校军衔，毫无意义的职务，并为所有今日的政客们收集情报。当他只是挖了一下土，他就明白了，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未经耕耘的土地，一片黑土地，周围却尽是花花公子，他们手里拿着几片东西，而不去考虑明天的问题。
在一个月以内他为有产者的政权机关收集了那么多的材料，连他自己也大为惊讶。根据西方世界的法律，昨日就必须处死拥有这种情报的人。但是不仅没有人处死福金，而且他们在饭馆用晚餐时还向他提供一件新情报，有时候简直不明白，他们竟然在提供反对自己的供状。他在不断地收集和积累材料，一声不响地服务，之后他凶相毕露，眼睛里微微闪现出得意的光辉。
报纸和电视论述的主题乃是，偷窃行为可以说是很不正当的，但是为了考虑后果起见，我们不说出他们的名字。福金已断定，他的末日来临了，于是向记者们增补一些短缺的事实，放了一把火。在地下室和一楼着火的时候，政权机构默不作声，当他们了解到若不采取紧急措施，住房的正面，甚至连房顶都会烧光时，他们把福金开除了。有个谦虚的官吏到中校家里做客，对他说：孰能无过，不要越轨吧，您以后当个上校，我们来给您提升职务。但是福金已经懂得这一套花招，坦率地回答：
“请您滚开吧，可以说，我没有见过您，请转告您的上级，他要翘起来，那我就会使他面目全非，关于您的情形我也是熟悉的，否则，就具体地谈论他吧。请您把军衔和职位塞进您屁眼里去，安静地坐着。”
在那惊愕的群众心目中建筑物烧成了灰烬。福金依靠微薄的工资活命，他保持沉默。当报刊上开始谈论到目前吞没亿万钱财，找不到罪犯的时候，只有向下级推卸责任。福金又向火中添一点炭。这次来看他的不是他不熟悉的人，他们彬彬有礼地请他去见副总理。福金用电话表示惊讶，意思是说为什么耗费他这种人的时间，他这个中校有什么事可以为人效劳，而副总理的时间很充裕，足以同福金先生一起喝一杯咖啡茶。
副总理安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巴尔丘克在自己办公室里接见了福金，他使电话机断线，只与总统和总理保持联系。谢苗·彼得罗维奇感到惊奇的是，会见并不是单独地进行，办公室里还有一人出席，他穿一身雅致的服装，有点儿肥胖，头发已完全斑白，约莫六十岁。福金突然认得这个人是自己的老相识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尤丁，他是中等实业家，真不明白他凭什么清闲地坐在副总理办公室里，觉得自己无拘无束，他绝非一个请愿者。
“谢苗，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尤丁紧紧地握住福金的手，“我怎么也没料到在这个办公室里遇见你。”
“老实说，我也没料到会在这个地方遇见你。你到上层来了吗？”
“我在干平民工作，赚钱。”
“安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告诉我，你变成了不听话的坏孩子，所以才决定使用我来纠正你的头脑。”尤丁以主人身分指了一下安乐椅，在对面坐下。
“谁拥有情报，谁就会掌握时势，”福金漫不经心地回答，“部长先生们迷醉于业余活动，犯了某些使检察院非常关注的错误。我不因为沉默而索取金钱，我只希望人们倾听我的忠告。鲍里斯，你同意吧，我谦虚到了不成体统的地步。”
“这是怎样的忠告呢？”尤丁问道。
“明智的。我不会给予别的忠告。”
“你不再说什么话吗？”
“现在真的很难决定。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得向我索取什么，也许我可以说给你听。”
尤丁打量了一下福金，又仔细瞧瞧沉默寡言的巴尔丘克，疑惑地点点头。
“我没有冲到这个办公室里来，鲍里斯，我也没有把你请到这里来。是你们需要我，而你们好像说我没有用处。”
“你是个厚颜无耻的人，谢苗·彼得罗维奇。你量力而为，要不然，挥动卢布恐吓之后，而打击……”
“鲍里斯，你不要教训我吧，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可我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实力，不想分散自己的实力。我可以告诉我们那个沉默寡言的主人，他在苏黎世银行里的账目已经暴露了，我晓得那个数目字和金钱的来源，所以他沉默寡言的做法也是对的。”
尤丁朝副总理飞快地瞥了一眼，心里明白老朋友说的是实话，抹抹额角，叹了一口气。
“我们不去谈这个话题，你在这种谈话中是一个多余的人。你本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多余的知识会缩短寿命。你真诚地告诉我，你为什么需要我？”福金问道。
“你可以说是对的，”尤丁表示赞同，“你认识内务部刑事侦查局的古罗夫上校吗？”
“听过他的名字，不太熟悉。”福金撒了一次谎。
“你从他的路上走开吧，他会把人压坏的。”尤丁说道。
“我明白，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我不能走开，也不可以随便走开。”
“谁可以自由活动呢？”巴尔丘克忽然问道。
“我不肯说，这个人你们对付不了。”
“与竞选运动有联系吗？”巴尔丘克又发问。
“有可能。”
“您能在六月以前把古罗夫驱逐出莫斯科吗？”
“请您去找奥尔洛夫将军面谈。”
尤丁明了，他们立刻会叫嚣起来，于是赶快说：
“打住，先生们！如果采用暴力你们彼此得不到什么好处。您知道，列夫·伊万诺维奇是我的旧交，有个时候我们互相效力，谁应当属于谁，就不晓得。我可以跟他谈谈，尽管我知道，从他那里打听不到什么与特工有关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但他是条汉子，我可以向他提出请求。没有谁会遇到危险吗？如果会遇到危险，那么，任何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谢谢，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不过和古罗夫谈话好像是毫无意义的，昨日他的同事负了重伤，人倒还活着，但是在枪击事件后上校不会来谈判，他不是我的朋友，但我认识他。”福金说道。
“鬼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尤丁站起来，“你们起先向他开枪，后来又打算对话。”
“不是向他开枪，而是向朋友开枪。”巴尔丘克纠正他说的话。
“你们单独地解决金融问题吧。你们要对古罗夫怎么办——我没有概念。是要和谁联系呀！”尤丁点点头，走出去了。
他从最近的公用自动电话间给古罗夫打了个电话。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好！尤丁使人不得安静。你偶然压痛了这个世界的两个强人的脚。”
“你好，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你认识我，我决不会故意压痛谁的脚，”古罗夫回答。“如果你说的话是对的，我觉得遗憾，有可能的话，你顺便到我这里来喝碗茶，谈一谈。”
“你的茶碗，用多少茶叶沏茶，我都知道。”
“你要欺侮我，我老早就变得稳重了，就连斯坦尼斯拉夫也承认。”
“唔，如果斯坦尼斯拉夫本人承认，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要走了。”
尤丁几乎把什么都讲给古罗夫听，只是省略了几个细节。
“巴尔丘克，是个知名人士，而福金是个神秘人物。我听见一些有关他的情况。通常他们是聪明、有才能，有时候是极端危险的人物。咱们一块儿走吧，我得和我的夫人会面。”
当他们上了汽车，古罗夫说道：
“我认为，我的住房和电话会被人窃听。”
“那么你以前干嘛不做声呢？”尤丁愤怒极了。
“你说什么呀？他们也请你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告诉我。你这个怪人，鲍里斯，既是个金融家，又是个傻瓜。在这次谈话中你对他们没有啥用处。你是我的老朋友才被邀请。”
“你在什么时候结婚呢？”
“哪怕是明天。”
“这件事为啥不办了，或许是出嫁的女人不喜欢你吗？”尤丁大为惊异。
“未婚的女人会爱你，可是她不肯嫁给你。”
“你问过没有？”
“没有，不过我十分清楚。”
“你知道的未免太多了。”
“鲍里斯，我也有别的缺点，”像平常那样，古罗夫骤然改变话题，“即是说，福金。即是说，他的人拐走尤里雅，并且打伤了根纳季，我正是这么观察，字迹是不认识的。不是反间谍机关，不是警卫处，根本不是刑法专家们干的。福金好像征集了他自己的小队，应该防备这等人。他是打哪儿弄到这些人？阿富汗人或是车臣的小伙子，他很冒失地开枪射击，打得准，他跑着，手搭凉棚从二十米远处打中一个人——要有真功夫。也可能是从我们的人当中，或是从克格勃分子中招募的，现在有许多高手，物色是不困难的。这个福金想要干什么呢？”
“你明白，他们在我面前开始进行金融性的谈话，我想，有第二者在场他们不会说这种事的。我认为，你使他们感兴趣，他们不愿意和你打仗，我宣称，既然打伤了你的小伙子，那么和古罗夫谈话是毫无益处的。”
“笨蛋……请原谅，说话总是有益的，但是你收不回所说的话。”
尤丁从大厨房的尽头走出去，他说要蹓跶一阵，而古罗夫到戏院接玛丽亚去了。女人们昨日会面了，她们的谈话使古罗夫很感兴趣，而且玛丽亚打电话暗示了一下，说排演非常成功。
玛丽亚在旁边坐下，掖起一件银白色的皮袄，她坚决地表示，她非常厌恶水饺、香肠炒煎蛋，她想吃基辅肉丸、螃蟹色拉和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