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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克又说：“例才我们给你母亲打电话，办公室没有人接，手机打不通。她还没回家吧？”项青说：“还没有。”
普克问：“那你知不知道，如果她不在这两个地方，最可能在哪儿找到她？”
项青似乎犹豫了一下，说：“我也不太清楚。这样吧，我给我外公打个电话，看看我妈会不会到他那儿去了。
然后我再打给你们。“
没过多久，项青的电话又来了：“普克，我妈真是去我外公那儿了，不过，这会儿她已经离开了。外公说她应该是在回家的路上。等一会儿，你们再试着打打办公室的电话或者她的手机。如果她直接回了家，我马上通知你们。‘马维民再试了一次周治的手机，这次一下就接通了。
“哪位？”周怡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
马维民看了普克一眼，说：“周副市长吗？”
周怡说：“我是。你是哪一位？”
马维民说：“周副市长，你好，我是马维民。”
周怡的声音略顿了顿，语气平静地说：“哦，你好，有什么事吗？”
马维民没有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周副市长，我们有件很重要的事，想跟你面谈一下。你现在方便吗？”
周怡说：“你们？除了你，还有什么人？”
马维民说：“公安局的。”
周怡冷淡地说：“如果是工作上的事，现在我还有个人的事要办，等明天上班后安排个时间再谈吧。”
马维民的倔劲上来了，说：“周副市长，这是对你我都很重要的事，希望你尽量现在就安排一下时间。”
周怡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现在在哪儿？”
马维民将宾馆的地址和房间号报给周怡，周怡听了，淡淡地说：“好吧，我大约要二十分钟后才能到。”
电话挂了以后，马维民做了一个深呼吸，拳头轻轻地砸了一下桌子，说：“来吧。”
普克与马维民对视一眼，商量了几句与周怡的谈话内容后，默默地开始等待。他们都不完全清楚，即将到来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18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下午四点半左右，周怡来到了普克住的宾馆房间。
普克早已打开了房间门，周怡走到房间门口时，普克马维民都站了起来。普克一眼瞥见马维民见到周怡的一瞬间，眼睛里的那丝惊愕，短短几天里，周怡容貌上的变化的确太明显了。
周怡看到普克，眼睛里立刻闪过一丝疑惑，随即便像是明白了什么，眼神反而变得镇定了一些，对马维民微微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在走进房间之前，她的眼睛不引人注意地四下扫视了一下。
周怡站在房间里，没有坐下，语气平淡地问：“马局长，有什么事，尽快谈吧，我还有其它事情要办。”
马维民先是走去关了门，再走回来，客气地对周怡说：“周副市长，可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谈完的，你还是请坐吧。”
周怡瞄了马维民一眼，略一犹豫，还是走到沙发前坐下。马维民和普克都在对着沙发的床边坐下。普克发现，周怡除了进门时看了自己一眼，便一直没有再看过自己。
马维民不动声色地说：“周副市长，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谈吧。三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星期五，晚上八点至第二天凌晨一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什么人能够提供证明？”
周怡眼睛看着马维民，语气冷冷地问：“马副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是在私设公堂，对我进行审问么？”
马维民迎视着周怡的目光，平静地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谈。我清楚周副市长是分管什么工作的，既然我有胆量这么做，当然说明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不过，我考虑到项伯远是我的老朋友，周副市长又在领导的位置上，为了避免造成更坏的影响，才选择这种方式。如果周副市长不能领会我这番心意，一定不肯以这种方式与我谈话，我也不会勉强，我们愿意换成另外一种更合法更正式、而且对双方来说都没有回旋余地的方式。你可以考虑一下再做选择。”
说完，马维民不再看周怡，而是沉默地等待周怡开口。
一两分钟的时间里，周怡的脸上变换了几次表情，虽然经过周怡极力克制已经不那么明显，但仍然被一旁的普克看在眼里。显然，周怡的大脑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考虑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最后，周怡还是软化了口气，说：“好吧，我可以和你谈，不过，你有胆量这么做，也要做好思想准备，承担以后可能出现的后果。”
马维民淡淡一笑，说：“这个我自然会有自己的考虑。”
周怡停了一下，说：“星期五晚上六点钟下班以后，我直接回了家。当时家里没人，饭是钟点工做好的，我独自吃过后就回了自己房间。十点半左右，我出去看了一场晚场电影。电影是十一点整开始的，十二点四十左右结束。从电影院出来后，我就回家了。到家时，将近一点钟。”
周怡说这番话时，一直显得平静、自如，只有说到最后，才有意无意地扫了普克一眼，脸上似乎带着一丝讥讽的意味。
马维民说：“你在哪家电影院看的电影？电影叫什么名字？大概是什么内容？”
周怕说：“是一部新进口的大片，据说刚得了奥斯卡多项大奖，叫《美国丽人》。讲的是一个中年男性面临事业和婚姻的平淡，试图寻找一条出路，后来对自己女儿的同学产生了混乱的感情。最后，内心的种种变化与挣扎都告失败，死在他自己妻子的手下。”
马维民说：“在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遇到什么熟人？”
周怡简单地说：“没有。”
马维民说：“当时电影院里看电影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周怡说：“我是去看电影的，不是去看观众的。”
马维民说：“就是说，你不清楚当时大概有多少人喽？”
周怡说：“你可以这么说。”
马维民说：“电影票根你保存了么？”
周怡说：“一坐到座位上就丢了。”
马维民说：“你坐在几排几号？”
周怡说：“记不清了，我进去时，电影刚开演，我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没有对号。”
马维民沉默了一会儿，看了看普克。普克点点头。
马维民又接着问：“周副市长，你认识欧阳严吗？”
尽管周怡极力克制，她的眼睛里仍然流露出一丝不安和焦虑。
周怡说：“只是普通的认识，他是项青公司里的总经理，偶然的机会里见过一两次面，没有什么交往。”这是开始谈话以来，周怡回答最长的一句话，普克已经感觉到了周怡内心的焦灼。
马维民的声音始终很平静：“你去过欧阳严的家吗？”
周怡情不自禁地在座位上轻轻动了动，很快回答说：“去过。”
马维民一扬眉毛，说：“去过？你不是说和欧阳严只是普通的认识，没有什么交往吗？怎么会去过欧阳严的家？”
周怡胸脯开始有些起伏，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说：“有一次经过他家附近，正巧碰到，他邀请我去坐坐，就去了。”
马维民紧接着问：“去过几次？”
周怡终于有点把持不住初时那种镇定了，目光上下寻找，里面有明显的慌乱。好一会儿才说：“有几次吧，具体记不清了。”
马维民毫不放松地问：“如果只有少数几次，多少应该记得，请你回忆一下，分别都是什么时间去的？”
周怡仍是说：“记不清了。”
马维民说：“周副市长，这样吧，我来帮你回忆一下。三月二十四日晚上，你是否去过欧阳严家？”
周怡极力想恢复镇静，然而她剧烈起伏的胸脯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
周怡说：“我说过了，那天晚上，开始的时间我在家，后来去看了电影，没有去过其它什么地方。”
马维民淡淡一笑，说：“好。再问一个问题。三月二十五日凌晨零点二十分左右，你是否给120急救中心打过一个电话？”
周怡眼睛看着对面的墙壁，说：“没有。我为什么要打急救电话？那时我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马维民旁敲侧击地暗示说：“急救中心对于求救电话都有记录。”
马维民有意不说急救中心的记录究竟是电话录音，还是人工的文字记录。这二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事实上，急救中心的记录只不过是人工的文字记录，这一点，马维民已经让局里的同志去查过了，原本希望能对那个打求救电话的女声有个录音记录，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而现在对周怡这样说，暗自期望周怡对这种情况不了解，会在压力之下主动说出真相。周怡咬了咬牙，坚持说：“我没有打什么电话。”
马维民暂时停下来。周怡脸色苍白，不主动说一句话。房间里有一段时间的安静。过了一会儿，普克看看马维民，用目光表示自己想问个问题，马维民明白了普克的意思，微微点了点头。
普克语气平和地说：“对不起，周副市长，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周怡这时才正式地看了普克一眼，也许很想质问一下普克的身份，但想了想，又忍了下去，只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普克不以为怪地说：“周副市长，请问您和欧阳严所在的利基公司之间，是否有什么经济来往？”
马维民和普克都看到，周怡听到这个问题，身子微微地抖了一下，目光重新变得有些慌乱，没有马上回答普克。
过了一会儿，周怡语气肯定地说：“没有。我和欧阳严个人之间，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私人交往，如果你们对这种个人隐私问题很关心的话，我可以承认这一点。但我要说明的是，我和利基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公务来往。”
在这段谈话过程中，普克已经发现，每当周怡感到内心慌乱时，她的回答总是显得比较长，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真正情绪。普克暗想，如果周怡与利基公司之间没有经济来往，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引起她那么大的反应呢？
对于周怡刚才答话中暗含的讥讽，普克并不理会，而是心平气和地问：“我指的不是公务来往，同样是私人性质，但却是经济方面的。”
周怡已经是一副硬着头皮的样子，说：“不管你指的是什么，都不存在。”
普克看了看马维民，摇了摇头，意思是自己没有问题了。
马维民说：“好吧，周副市长，今天我们暂时就谈到这里，谢谢你的配合。你是分管政法工作的，相信能够理解我这么做的苦衷。”
周怡站起身来，冷冷地说：“我是否理解并不重要，只是希望到了适当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够了。”
说完，拿起放在桌上的皮包，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周怡走了之后，马维民和普克都沉默着，各自思考了一会儿。
后来马维民开口问普克：“小普，你对今天谈话中周恰的表现怎么看？”
普克说：“我觉得，她一进来时就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好像也有一定程度的对策。但在某些问题上，也许拿不准我们到底深入到哪一步，所以采取了见机行事的态度。能回避就回避，回避不了的，挑责任最轻、最好解释的回答。”
马维民说：“对，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基本上可以确定，周怡与此案是有关联的。至于她所说的案发期间她的活动，都是些她无法证明其真、但我们也无法证明其假的情况，周怡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哪。一般人心里有鬼的话，碰到这种情况，往往自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