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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本来可以当上上校，成为受人尊敬、出人头地的人，往后退休金也会相应跟上来。没想到这个白头侏儒仿佛离了监狱就活不下去似的，竟然从医院里跑了出来！于是前功尽弃。乌特金对那些大人物的密谋、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一无所知，当然根本就没有料到，万一商定的计划全部实现，他的性命就会一文不值，称起来不多不少，正好九克①。尽管乌特金跟副总理是在铮亮的高级轿车不透光的车厢里会面的，但副总理在目光短浅的中校面前已经暴露，凭这件事实已经足以对乌特金作出判决了。
①一颗子弹的重量。
乌特金要是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会祈祷自己的长官身体健康，但愿他长命百岁，然而此刻乌特金却扯着那张看得烂熟的报纸，用最粗野的话诅咒上校。
有人敲了敲门，助理值日军官走进办公室。
“中校同志，收到一份加急电话通知，”中尉说着递给乌特金一张很窄的纸条。
乌特金看了一眼打印的文字，不禁大发雷霆：
“中尉，您怎么啦，难道不识字不成？这上面白纸黑字，明明写的是‘致奥加尔科夫上校’。”
“我识字，中校同志，因此我才认得‘加急’这两个字。因为上校同志外出一个小时，我才决定向您报告。”
“监狱里能有什么急事？”乌特金不满地说，但他看见电话通知是由将军签署的，便不再做声，低头去看通知。
“致典狱长……十八点以前来向我报到，参加为期三天的外出视察。”
乌特金喜得头都摇晃起来，他不相信自己会如此走运，把通知又看了一遍，随后填上日期和时间，并签了字。
“对不起，中尉，我没有一下子问清楚，说话不冷静，您做得完全正确。等上校一回来就立即向他报告。”
“是，”中尉拿着电话通知走了出来，心想：这头山羊要当三天的家，也就是说刷墙的事不用去管，可以打打牌了，可是老爹不在又会令人烦闷，而这里的工作本来就没有多少乐趣。
不一会奥加尔科夫回到办公室，在电话里不知跟谁吵了半天，然后把乌特金叫来，说道：
“您已经知道了，我要外出三天。要是我回来的时候内院的墙还没有刷好，您就得拿起刷子自己动手。我们的工作挺枯燥，可也不是残废疗养院。别忘了克雷萨洛夫在单人牢房关禁闭明天十二点到期。”
奥加尔科夫出差是古罗夫安排的。首先，他认为老上校处境危险，其次，几位侦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决定对敌人稍稍推一把。对维尔丁应当安排户外监视。古罗夫并无重要依据，准确些说，根本就没有依据。即使是召来一批“户外监视人员”，那么这些人也得过三四天、说不定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开始工作。民警机关缺少交通工具、汽油和现代通讯工具，唯一不缺的是将军。
可是对维尔丁应当进行监视，因此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在桌上摊开莫斯科地图，标出已知的维尔丁常去的那些地址。假如他去一个已知的地方，监视的人就可以在某个地址“扔下”或“拾起”目标，而不用一路上都挂在他的尾巴上招人注意。古罗夫这边的汽车总共只有三辆。其中有两辆外国车，不宜用来执行重要任务。而且，让“户外监视人员”乘坐对方认识的汽车，由对方认识的司机开车，这不过是一厢情愿，根本行不通。因此古罗夫决定给反间谍人员的汽车安个“信号”，监视他在远距离移动的路线。
古罗夫花了一天一夜时间处理与奥加尔科夫上校和监狱有关的事情，他必须考虑保护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性命，因此这一天一夜他把囚室里那个眼线报告的消息暂时放在一边。吸引他们注意的那个人关押在临时隔离室，这是个厉害人物，加上又有外面的人支持，从隔离室逃跑对他来说易于反掌。他关押时用的姓名是伊万·特罗菲莫维奇·库斯托夫，对他尚未仔细进行核查，因为这得花时问。应该偷偷给他照个相，然后把照片拿给铁木尔·扬季耶夫看看。
古罗夫感到时间紧迫，事不宜迟。核查，照相——这都得花时问。可是假如临时隔离室里关押的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那么他根本就不值得从他藏身的地方逃跑。准确些说，把他带走的就是把他送来的那些人，“金鱼”可以直接从他们手上溜走。应该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关系采取一点紧急措施，眼下在俄罗斯谁不靠这些办事？古罗夫对别人是否相信他编造的故事并不十分在意，借口临时隔离室供水管道出了故障，有两间囚室急需抢修，终于让人把囚室腾空，把伊万·库斯托夫“临时”转移到另一间隔离室，这间隔离室就在所有莫斯科人再熟悉不过的那幢漂亮的黄色大楼的院子里，它的地址是：彼得罗夫卡38号。
在转移伊万·库斯托夫时随行的文件“搞乱了”，维尔丁一时找不到被他监护的那个人。中校的处境也不算很轻松。当然，反间谍机关要找到一个关押在莫斯科某个临时隔离室的人，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只消按一下按钮就行了。麻烦在于该按的是官方的按钮。可是，反间谍机关一支特工分队的中校队长跟一个扒手有什么相干呢？这个麻烦也比较容易解决，但也得花时问。
维尔丁给民警局管伊万扒窃案件的侦查员挂了电话。中校跟这个为日常琐事忙得焦头烂额的中尉并未见过面，只在电话里交谈过两次。侦查员自然不知道来电话的人的军衔和职务，还以为跟他通话的是个记者。听他问及从一个囚室转到另一个囚室、“报社”没法找到的那个扒手，民警顿时火了：
“您怎么啦，闲得无聊吗？总统生了病，最高当局内部正斗得你死我活。杀人犯几乎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我的保险柜一直开着，重大案件的案卷就摆在桌上。可是您却关心一个扒手。这个案子的受害人没有好好讯问过，我已经找不到他了。您那位伊万·库斯托夫不应该转到另一间囚室，而应该干脆撵走……”
要是维尔丁能以正式身份跟他交谈，民警侦查员准会扔下所有重大案件，没日没夜地去忙伊万·库斯托夫的事。可是中校不等他怒气冲冲地把这一大篇话讲完就放下听筒。反正过一两天伊万就能找到，眼下奥加尔科夫上校突然去了外地，应该火速解决铁木尔·扬季耶夫的问题。
维尔丁已经拿起电话听筒，突然记起跟那位身居高位的大人物的谈话，那人曾提及有一帮职业打手，一帮只要一发信号便立即出动的杀手……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归维尔丁统辖。中校本人手下没有作战力量，可是又随时需要这样一支力量。他想到了图林和给他布置的任务：跟有战斗能力的盗匪团伙建立联系。说实在的，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维尔丁才让别人招募的探子归队。这个人是他已故的上司、平庸老朽的福金上校招募的。图林当时未能完成任务，但他没有出卖任何人，表现得不卑不亢。从他的报告看来，他已经跟亚姆希科夫那帮人建立了联系。应当对这种联系进行核实，让它发挥作用，再说图林也闲得太久了，从他身上实际上没有得到回报。
中校很走运，很快就找到了图林。维尔丁觉得这位前空降兵和未能成功的杀手对他打来电话感到高兴，不过说话仍然是寻常那种派头：“你最好滚远一点儿。”
“格奥尔吉，你没有忘记雅科夫吧？”维尔丁问道。
“前几天见过，他对我还不很放心，但已经有点意思了。”
“跟他见个面，告诉他，需要两辆车，连人带车。听听他有什么要求，再跟他说得商量商量。但我们肯定要，不过人员你亲自核查一下。”
“行，”图林淡淡地答道。“可是我不参与，年龄大了，不搞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了。”
“你跟他谈谈，细节咱们再商量，”维尔丁说道。“一个晚上够了吗？”
“要是能见到，那就够了。”
“明天九点，”维尔丁挂断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
乌特金中校虽然已经接到电话，得到正式通知，说是赦免判处死刑的扬季耶夫的请求已被驳回，死刑犯人今天将被带走，但当囚车开来、担任押送队长的内务部队军官出示正式公文时，中校仍然禁不住感到恐惧。
判决不在监狱里执行。人犯由囚车提取，押送人员不是警方的，而是内务部队。判了刑的犯人被带走，往后再没有人见到他了。
乌特金手里拿着那张结实发亮的纸，用吓得一片模糊的眼睛看着它，只认出了总统的签名，看出墨水是黑的，便默默点了点头。
“提犯人时您到场吗？”英姿勃勃的上尉问话的语气是那样平静淡漠，仿佛这是往带篷汽车上装运牲口。
“这有必要吗？”乌特金勉强抑制住打嗝儿，问道。
“只是个形式，中校同志，实际上您下个命令就行了，我们已经习惯，干得了。”
乌特金把值班员叫来，作了必要的指示。值班军官敬了个礼，鄙夷地看了中校一眼，随内务部队军官一起走出办公室。
乌特金试图把收到的公文看完，但他只看清了总统的签名。他把公文登了记收起来，在扬季耶夫的姓名下面歪歪扭扭地写了“除名”两个字，然后把一叠公文放进保险柜。
中校试图听见厚厚的墙外嘈杂的人声或是汽车开走的声音，但监狱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
“完啦，一个活人，就这样没有啦。”乌特金中校心想，随即开始翻阅放在桌上的《论据与事实》报。
图林到他跟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初次见面的那家餐馆去过两次，这位前空降兵跟团伙头目曾经同坐一席，但什么正事儿都没有谈过。餐馆的服务员对图林已经熟悉，对他很尊重，因为他饮酒适量，付账毫厘不差。老板身边的亲信对这个沉默寡言的新顾客并不嫉妒，他不跟他们交好，保持一定距离，对他们尊重而不谄媚。有一次队长点头指了指坐在稍远处的图林，对利亚列克说：
“我挺欣赏这人，独来独往，眼下这种人很少见了。可是他来这里根本没事可干，对女人没兴趣，跟伙计们也不交往。我敢打赌，他是从上头来的。”
“我管他干什么？”利亚列克答道。“刑侦局也好，联邦安全委员会也好，都跟我不相干，我是个小小的商人，按时纳税。不过他未必是警方的，果真是的话会有人事先通知我，那情况早就清楚了。”
利亚列克表面上无动于衷，心里却禁不住感到好奇。这家伙显然有些来历，住哪儿，干什么——都不知道，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任何具体情况都摸不清。可是不知为什么不时上这儿来一下。
图林进餐时总是独自一人，从来没有朋友或女人跟他在一起，对瓦里娅他已失去兴趣。
有一天利亚列克来到餐馆，看见图林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坐在角落的一张小桌边，便吩咐随行人员，说他马上过来，随后来到图林身边坐下。
图林欠身起来点了点头，倒了一杯伏特加，把正宗的鲱鱼移到他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
“近来好吗，雅科夫·谢苗诺维奇？”
“马马虎虎。”利亚列克点了点头，把酒喝下去，吃了点菜，问道：“你来这个酒馆有什么事？”
“这儿只有一件事。”图林切了一块肉，笑了一笑。“看来你这儿掌勺的厨师一辈子也学不会炒菜。我得上厨房去一趟，给你做点煎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