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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他只是呆在家里。自从那渔船从西奥塔带来那个死多活少的陌生人以后，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杰弗里·沃士伯医生从睡梦中惊醒，他下巴贴着锁骨，口中的气味冲入鼻孔；味道不好闻。他眨了眨眼睛，调整一下目光，注视着敞开的卧室门。是不是他的午睡被他的病人又一次语无伦次的滔滔话语打断了？不，没有任何声响，甚至外面的海鸥也发了慈悲，安静了；那是诺阿港岛圣洁日，没有渔船进港用它们的捕获物来嘲笑这些鸟儿。
沃士伯看着椅边小桌上的空酒杯和半瓶威士忌。这是一个进步。要是在一个下沉的星期日，现在两者都早已空了；前一个晚上的痛苦已被威士民驱散。他对自己笑着，再次感谢在考文垂的一位姐姐每月寄来津贴供应他威士忌。她是个很好的女子，贝斯。上帝知道她比能赠与他的还要富裕得多，但他对她的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感激。总有一天她会停止，她的钱会停止，那时他只好以最廉价的酒来忘记过去，直到不再有任何痛苦。永远。
他已经是注定要接受这一结局了……直到三星期零五天前有一个从海里救上来的半死的陌生人被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渔民送上门来。他们的动机是出于仁慈而不是爱管闲事。难怪他们；这个人挨了枪子儿。
两个渔民所不知道的是，侵入他的躯体——还有头脑——的远远不止是枪弹。
医生瘦削的身躯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向面对港口的窗户。他放下百叶窗，闭起眼睛遮挡阳光，然后眯着眼从百叶窗的夹缝中间观察下面街上的动静，特别是看看什么在响。那是一辆马拉的两轮轻便马车，一家渔民在星期日驱车出游；还有什么其它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这时他记起在夏季载着游客穿过伦敦摄政公园的那些马车和精心饲养的去势雄马，他这种比较不伦不类，他失声笑了起来，但很快就合上了嘴，想到了三周前出现的不可想象的事情。他本已经完全放弃了重回英国的希望，现在情况可能会变了。这个陌生人能改变他的前途。
除非他的预测是错误的，否则事情可能在任何一天、一小时、一分钟发生。腿部、腹部及胸部的伤势都很深、很严重，如果不是子弹仍留在体内自我烧灼并连续被海水冲洗，枪伤可能会致命。要取出子弹远不及本来可能的那么危险，躯体组织已就绪、软化、消毒，可以立即动手术。头盖的伤势是真正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它穿过皮下，而且伤及丘脑和海马纤维区。如果枪弹的入口往任何一边偏差一毫米，脑子的主要功能就会停止；它们没受到妨碍。沃士伯作了一项决定。他连续三十六小时滴酒不沾，按照一个人最大的限度大吃淀粉和喝水，然后着手进行一项自从被伦敦麦克林医院开除以来的最细致的工作。一毫米，又是极其痛苦的一毫米，他刷洗着纤维组织区，然后拉伸、缝合头盖伤口上的皮肤，深知刷子、针或夹钳最轻微的失误都会使病人丧命。
有无数的原因使他不想让这不知名的病人死亡，但特别有一个原因。
手术过后，所有主要病情都保持稳定，杰弗里·沃士伯医生回到他的化学和心理学附属物上。他的酒瓶。他喝醉了，呆在醉乡里。但他没超出范围。他知道他的处境，知道他一直在做什么。这肯定是个进步。
不定哪一天，也许哪一小时，这个陌生人会聚集他的目光，而且会从他嘴里吐出含糊不清的词句。
甚至在任何一瞬间。
先听到说话。它们飘浮在空中，好象是黎明的海面上吹过的清风，使房间凉爽起来。
“那是谁？谁在房间里？”
沃士伯从帆布床坐起来，轻轻地把腿放到了一边，然后慢慢站起来。重要的是不打断他的话。不要有突然的声响或躯体动作，以免病人吃惊而产生心理上的退却。下面的几分钟将同他所作过的外科手术同样精湛；人微言轻医生他对此是有所准备的。
“一个朋友，”他轻轻地说。
“朋友？”
“你讲英语？我想你会。我想你大概是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你的牙不象是在英国或是巴黎补的。你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
“还要一些时间。需不需要通大便？”
“什么？”
“解手，老兄。你旁边的便盆就是作这个用的。左边那个白的。当然要等我们准备好以后。”
“抱歉。”
“不必抱歉。这完全是下沉的活动。我是个医生，你的医生。我的名字叫杰弗里·沃士伯。您贵姓。”
“什么？”
“我是问您贵姓。”
陌生人转过头注视着被早晨阳光印上条纹的白色墙壁，然后又转回头来。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医生。“我不知道。”
“噢，我的上帝。”
“我多次对你说过，这需要时间。你越是挣扎，就越折磨自己，情况也就越糟糕。”
“你喝醉啦。”
“将就。这无关紧要。但是我可以给你些提示，如果你愿意听。”
“我一直在听。”
“不，你没在听；你转过脸去了。你躺在你的蚕茧里扯起被单蒙住你的思想。现在再听我说。”
“我在听。”
“在你昏迷的时候，时间好长——你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讲话。英语、法语和一种哼哼唧唧天晓得是什么的语言。我猜想是东方语言。这说明你能操几国语言；在世界各地你都能吃得开。从地理上想一想，讲什么地方的话你认为最轻松？”
“显然是英语。”
“意见一致。讲什么话最拗口？”
“我说不清。”
“你的眼睛是圆的，不是狭长的。我说显然是东方语。”
“显然是的。”
“那你为什么讲呢？现在有联想的办法思考一下。我写下了几个字；听我读。我按语音来读：ma…kwa。tam…kwan。kee…sah。告诉我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
“好迹象。”
“你到底要什么？”
“一些东西，任何东西。”
“你喝醉了。”
“意见一致，始终一致。我还救了你的命。醉不醉，我总是个医生。一度是个很好的医生。”
“后来怎样了？”
“病人问医生？”
“有什么不可？”
沃士伯停了一下，透过窗子望着海边。“我喝醉了，”他说。“他们说我在手术台上害死了两个病人，因为我喝醉了。一个我可能还赖得掉。两个不行。他们很快就看出来了，愿上帝保佑他们。千万不要给象我这样的人一把刀，而且给他披上可尊敬的外衣。”
“有这必要吗？”
“什么必要？”
“酒。”
“是的，该死。”沃士伯轻轻地说，从窗口转过身来。“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病人不可对医生评头品足。”
“对不起。”
“你也有这种讨人厌的认错习惯。那是一种过了头的表示，一点也不自然。我从来不相信你是个会认错的人。”
“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你都知道了。”
“关于你，是的。许许多多。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汉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一倾，敞开的衬衫从他绷紧的身架上滑了下来，露出胸前和腿部的绷带。他双手在身前握着，细长有力的手臂上的血管暴了起来。“除了我们在谈的话题之外？”
“是的。”
“我在昏迷时候讲的事？”
“不，不完全是。那些含糊不清的话我们多半已经谈到了。几种语言、你的地理知识——我从未或很少听过的城市名称——你避免使用名字的顽固意识，那些你要说而又不愿说的人名；你爱对抗的脾气——袭击、退却、隐蔽、逃遁——我可以补充一句，一切都相当狂暴。为了保护伤口我常把你的手臂往下扎住。可那些我们全都谈过了。还有其它的事。”
“你指什么？是哪些事？为什么你没告诉我？”
“因为它们是肉体方面的。就好象是那外壳。我一直没把握你是否愿意听。现在也不敢肯定。”
那汉子靠回到椅背上，棕黄头发下面的浓眉不愉快地攒在一起。“现在不需要医生的判断了。我已经准备好啦。你想讲些什么？”
“我们是不是从你那还中看的头部开始？特别是那张脸。”
“脸怎么啦？”
“它不是你生下来时的那副面孔。”
“什么意思？”
“在放大镜下面，外科手术的痕迹总是看得出来的。你曾经整过容，老伙计。”
“整容？”
“你有突出的下颏；我敢说里面曾有过裂腭。后来被取出来了。你左上颊骨——你的颊骨也很突出，可以想象祖先是斯拉夫族——有一处很细小的外科手术痕迹。我要冒昧地说，有一粒痣给除掉了。你的鼻子是英国鼻子，过去比现在略为大些。它被巧妙地修细了。你的鲜明的轮廓经过软化，性格隐藏起来了。你听懂我讲话的意思吗？”
“不。”
“你是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人，可你的脸之所以突出，主要是由于它代表一种类型，而不是面目本身出众。”
“类型？”
“是的。你是属于每天可在上流板球场或网球场上看到的典型盎格鲁撒克逊族。或者在梅拉勃酒吧里能看到的。那些面孔彼此之间几乎很难区分。不是么？五官端正，牙齿整齐，两耳贴首——没有任何一点不相衬的地方。样样恰到好处，只是稍嫌软弱。”
“软弱？”
“嗯，‘娇惯’也许更确切一些。绝对是自信乃至高傲，惯于我行我素。”
“我仍然不清楚你要说什么？”
“那就这么试一试，改变你头发的颜色，就改变了你的容貌。是的，有变色发脆、染色剂的痕迹。戴上副眼镜，留上小胡子，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猜你有三十好几，但可能还要老十岁或年轻五岁。”沃士伯停下来，观察汉子的反应，似乎不知道该不该讲下去。“说起眼镜，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星期进行的练习和测验？”
“当然。”
“你的视力完全正常；不需要戴眼镜。”
“我想不需要。”
“那为什么你的视网膜和眼睑都有长期使用隐形眼镜的痕迹？”
“我不知道。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可不可以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我倒想听听。”
“或许你不想听。”医生回到窗口，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某些隐形眼镜设计出来只是为了改变眼睛的颜色。某些类型的眼睛比起其它眼睛来更适合于这种装置。通常最适合的就是灰色或蓝色的眼睛；你的眼睛是两者的混杂。在一种光线下是浅褐灰色，而在另一种光线下是蓝色。在这方面你得天独厚，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改造。”
“什么需要？”
“改变你的外表。干得非常内行，我要说。签证、护照、驾驶证——都可随意改变。头发棕色、金色、红褐色。眼睛——眼睛没法变——绿、灰、蓝？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不是么？所有这些都属于那种容易辨认的脸型；由于长这种脸型的人多，也就容易混淆。”
汉子费力地用手臂支撑着离开椅子站起来，立起时屏住呼吸说，“也可能是你在异想天开。你说的可能完全不符合事实。”
“有痕迹在那里，伤痕在那里。那就是证据。”
“这是你的理解，掺杂着浓厚的愤世嫉俗哲学。假若我遭到意外事故，作了整容，这岂不就解释了所做的外科手术。”
“决不是你所做的这种外科手术。染发，取出裂腭、面痣等决不属于整容手术的范围。”
“你不了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