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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场。玛丽—安娜伤心得直哭，被我撞见了。我被她的眼泪打动了，禁不住说出了心里话。从见头一面开始，我就爱上了玛丽—安娜……我一直爱她，越来越爱她。”
“你说谎！”堂路易忍不住叫起来，“昨天，在从阿朗松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我看见你们一对……”
加斯通·索弗朗观察弗洛朗斯的反应。她没说话，双肘支在膝上，两只拳头抵着脸。于是索弗朗不理会堂路易的喊叫，继续说下去：
“玛丽—安娜也爱我。她向我倾吐了心声，但是要我发誓，除了纯洁的友情，永远不抱非分之想。我发了誓。于是我们过了几个星期无与伦比的幸福日子。伊波利特·弗维尔爱上了大众音乐会的一个歌女，常常长时间外出不归。小埃德蒙身体不好，我花了许多时间带他做体育运动。而且，在我们身边，我和他之间，有一个最好的女朋友，她真诚地给我们出主意，体贴我们，给我们包扎伤口，给我们打气，让我们快活，给我们的爱情注入高尚和热烈的活力：她就是弗洛朗斯。”
堂路易觉得心跳加快了。倒不是他不怎么相信加斯通·索弗朗的话，而是他透过这些话，希望深入到事实的核心。也许他不知不觉，受了加斯通·索弗朗的影响，他那爽直的样子，真诚的语气让他多少有些吃惊。
索弗朗又说道：
“十五年前，我哥哥拉乌尔·索弗朗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收养了一对朋友留下的一个孤女。我哥哥逝世的时候，把当时才十四岁的孩子托付给一位老保姆抚养。这位老保姆曾经带过我，后来跟我哥哥去了美洲。老保姆把孩子带回法国，交给我后，没过几天就死于一场事故。
我把孩子带到意大利，住在朋友家里。孩子在那里学习功课，长大……成人。她想自食其力，就应聘去一个家庭教孩子。后来，我把她介绍给表亲弗维尔家。我在巴勒莫见到他们一家人时，也再次见到她。她那时是小埃德蒙的家庭教师，小家伙很喜欢她。她尤其跟玛丽—安娜·弗维尔处得来，是她的挚友。
那时，她也是我的挚友。那一段日子是那样幸福、欢乐，唉！只可惜太短暂！的确，我们的幸福，我们三人的幸福不久就蒙上了阴影，而且是那样突然，那样令人惊愕。每天晚上，我都在日记本上记下我的爱情生活，那虽是平安无事、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生活，却是那样热烈，那样灿烂辉煌！我把玛丽—安娜当作女神一样爱慕。我跪在地上写日记，喋喋不休地形容她的美貌，并且臆想出一些情景：她如何对我说出本要说的话、如何答应给我我们俩其实已自愿舍弃的快乐。
这本日记被伊波利特·弗维尔发现了。他是怎样被意想不到的偶然性，被阴险可恶的命运驱使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发现了我的日记。
他勃然大怒，本想立即把玛丽—安娜赶走。可是，看到妻子沉着的神态，看到她出示的表明自己清白无辜的证据，看到她坚决不同意离婚，并保证不再见我，他又镇定下来。
我离开了巴勒莫，心如槁灰。弗洛朗斯也被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与玛丽—安娜说过一句话，可是坚不可摧的爱情仍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分开也罢，时间流逝也罢，我们的爱情都没有减弱分毫。”
他停住话头，想看看这番话在堂路易脸上引起什么反应。堂路易没作任何掩饰，他专心听着，急于知道下文。最让他觉得惊讶的，是加斯通·索弗朗那出奇的沉着，是他那平静的眼神，是他从容不迫的语气，他叙说这么一出男女间的感情纠葛，口气竟是这般平常，这般舒缓。
“他真会做戏！”堂路易心想。
他这么想的时候，又记起玛丽—安娜·弗维尔也曾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不是应该回到最初的看法，认为玛丽—安娜有罪，因为她也像索弗朗这个同谋，像弗洛朗斯一样善于做戏？或者，他应该相信，这个男人有几分正直？
“后来呢？”他问。
“后来嘛，我在中部一个城市落了脚。”
“弗维尔夫人呢？”
“她住在巴黎的新房子里。她和丈夫都不提过去那段事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是她写信告诉你的？”
“不。玛丽—安娜是个恪守本分、尽职尽责的女人，观念极为死板，从不给我写信。但弗洛朗斯应聘给您前面的房主玛洛内斯库伯爵当秘书和读报员，常常在她房里与玛丽—安娜见面。玛丽—安娜从没有一次提到我，对吧，弗洛朗斯？玛丽—安娜不可能提到我。但她的生活与灵魂却充满了爱情，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对吧，弗洛朗斯？到后来，这种远离她，另居一隅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来到了巴黎。这是我们的不幸。
这大约是一年前的事。我在鲁尔大街租了一套房子，尽量深居简出，悄悄过日子，生怕教伊波利特·弗维尔知道了，而找玛丽—安娜吵闹，扰乱她的安宁。只有弗洛朗斯一个人知道我回了巴黎，不时来看我。我很少出门，只有断黑时去布洛涅树林最偏僻的地方走一走。可是，狠下决心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有一晚，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大约十一点钟，我不知不觉走上了絮谢大道，从玛丽—安娜房前走过。偏偏就那么凑巧，那晚上天气温暖，夜色清朗，玛丽—安娜正好站在窗边，看见我走过，肯定认出了我。我幸福极了，两条腿直哆嗦。从此，我每逢星期三晚上就从她家经过。玛丽—安娜有她的社交生活，也要寻找消遣，她丈夫的地位也使她经常要外出应酬，但几乎每个星期三，她都留在家里，伫立在窗前，赐给我那分出乎意料的、总是那么新鲜的快乐。”
“快点说吧！”堂路易渴望知道下文，要求道，“讲快点。讲那些事实……说吧！”
因为，他突然担起心来，生怕听不到下面的解释了，他突然发现，加斯通·索弗朗的话像真话一样，钻进了他的心坎。尽管他努力抵拒，它们还是战胜了他的成见，他的理由。其实，在他交织着爱情和嫉妒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迫使他相信，眼前这个男人，这个迄今为止他视为可恶情敌的男人，这个当着弗洛朗斯的面大声宣布他爱玛丽—安娜的男人说的是真话。
“快说吧，”他再次催促道，“时间宝贵。”
索弗朗摇摇头。
“不能快了。我的话，在下决心说出来之前，早就一句句斟酌过了。一句也不能少。因为您不可能在某个单个的事实上面，而只能在所有事实的联系上，在尽可能忠实的叙述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不明白……”
“因为事实隐藏在叙述里。”
“不过这个事实，是你们的无辜，对吧？”
“不对，是玛丽—安娜的无辜。”
“可我并没说她有罪！”
“可有什么用，如果您不能证明她无罪的话。”
“嗬！正是你该给我提供证据呀。”
“可我没有哇。”
“什么？”
“我是说，我要求您相信的事，我没有任何证据。”
“那么，我是不会相信的。”堂路易叫道，语气十分气恼，“不，决不会相信的！你要是拿不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到目前为止，我说的每一句，您都相信了。”索弗朗直截了当地说。
堂路易不说话了。他转过眼睛瞧瞧弗洛朗斯·勒瓦瑟，觉得她望他的眼神没有那样怨恨了，似乎她希望尽力让他接受已经给他留下的印象。
堂路易低声道：
“继续说吧。”
这两个男人的神态真是怪。一个斟词酌句，把每句话都说得简明扼要，另一个认真地听，掂量每一句话的意思。两个人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好像在冷静地寻求解决一个良心问题的办法。他们根本不注意外面发生什么事，也根本不考虑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当务之急，就是让一个人说下去，一个人听下去，不管会引起什么后果，也不管警方如何加强了包围。
“再说，我们也说到了最要紧的事情，”索弗朗严肃地说，“说明这些事情，会向你显示我们的诚意。您听起来肯定觉得新奇，可我会不折不扣地按照事实来讲。有一次，我去布洛涅树林散步时，不巧叫伊波利特·弗维尔撞见了。出于小心，我马上换了住所，搬进理查德—华莱士大道那座小房子住了下来。弗洛朗斯去那儿见过我几次。我甚至谨慎得叫她不要来看我，甚至叫她把信也不要寄到我的住处，只寄到邮局待领。这样我就完全放心了。我在完全与世隔绝，十分安全的环境里工作。我什么也不指望，也没有任何危险，任何可能的危险在威胁我们。然而，当警察总监带着手下人冲进我家逮捕我时，我才听说伊波利特·弗维尔和埃德蒙父子被杀，我心爱的玛丽—安娜被抓的消息。对我来说，借用一句最通俗又最确切的成语，这消息好似晴天霹雳。”
“不可能！”堂路易叫道，语气又变得忿急、愤怒，“不可能！事情都发生半个月了。我不信你就没有听说。”
“听谁说？”
“报纸上说！更可能听这位小姐说。”堂路易指着弗洛朗斯叫道。
索弗朗口气肯定地说：
“报纸？我从不看报。怎么？不相信？每天浪费半个钟头去浏览那些报道政治蠢事和社会丑行的消息，难道是一种义务？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难道我们不能想象有只读科学杂志和小册子的人存在？这种情况确实少有，但少有并不能证明没有。
另一方面，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早上，我已通知弗洛朗斯，要出门三个星期。临到最后一刻，我改变了主意。但她并不知道，她以为我动身了，不知到了哪儿，无法把弗维尔父子被杀，玛丽—安娜被抓的消息告诉我。后来人家指控拄乌木手杖的男子有罪时，她同样也没法把人家开始侦察我的消息告诉我。”
“哼！”堂路易叫道，“你别想抵赖，说那拄乌木手杖的人，那跟踪韦罗侦探，在新桥咖啡馆偷走他的信的……”
“那不是我。”索弗朗打断他的话。
看到堂路易耸耸肩膀，他又加重语气道：
“那绝对不是我。这里面肯定有个说不清楚的错误。我从没有去过新桥咖啡馆，我向您发誓。您必须相信这是实话，百分之百的实话。再说，我喜欢过清静日子，也不得不过清静日子，这种情况与我不理世事的生活完全相符。我再说一遍，我什么也不知道。猛一下听到那消息，恍如五雷轰顶。您明白，正是因为这点，我才产生了出乎预料的反应，出现了一反本性的精神状态，流露出最原始最野蛮的本能。您想想，先生，人家触碰了我在世上最神圣的东西：玛丽—安娜被投入了监狱！玛丽—安娜被指控犯了双重谋杀罪。我急得发疯了！我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假意与警察总监周旋，然后我推倒一切障碍，打倒昂瑟尼探长，摆脱了马泽鲁队长，从窗户跳下来。我只有一个念头：逃跑。只要得到自由，我就要救出玛丽—安娜。那些人要挡我的路？那就让他们倒楣吧。他们有什么权利，竟敢攻击一个最纯洁的女人？那天我只杀了一个人……要是撞在我手里，我会杀十个，二十个！昂瑟尼探长的性命算什么？那些倒楣鬼的性命有什么要紧？谁叫他们把玛丽—安娜关进牢房？谁叫他们拦住我，不让我去救她？”
加斯通·索弗朗慢慢激动起来。他努力克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