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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有这个？你什么时候买的？”我吃惊地问，他露出一脸超越对手的狡猾表情说：“上午，的，时候。”
“你怎么都没跟我说？”
“你又没有，叫我说。”多吉竟然懂得用这些话反驳我，我大吃一惊。
丽子姐凑了过来：“你学会了一种很狡猾的回答。”
“河崎先生，教我的。”
“你又去找河崎了？”
“刚刚，”多吉点点头，“一直，在一起。”
“难不成，你们俩一起去买这个？”我低头望向手上的录音机。
“河崎先生，一起去。”
看来多吉在我出门打工之后，便联络了河崎。我不知道详细原因，但多吉说他们闲聊讲了些日语之后，便决定一起去买小型录音机了。
什么时候变这样了。我咋了咋舌。那男人到底打算干什么？一直不肯从我的周围消失，还三不五时冒出来捣乱，难道这是一种高招的骚扰？
“上次多亏河崎帮了大忙。”丽子姐说。
“哦，你说那个客人呀。”我并没有明白指出是“那个被丽子姐殴打的客人”。
“还好有河崎出面安抚把她带走，她才没发怒。”
看样子丽子姐虽然想好怎么打人，却没想到要怎么善后。
“只不过琴美，你听说了吗？那个客人不喜欢腊肠狗的理由。”
“为什么？”
“那个客人家里养的好像都是狼狗跟杜宾犬。”
“军用犬吗？”
“被那种人说腊肠狗跟她想像的不一样，我们又能说什么呢？”丽子姐耸耸肩，“她好像不中意腊肠狗垂下来的耳朵。”
“那种事在买之前就知道了吧？”
“就是啊。”丽子姐摇头，“我期待她哪天带着杜宾犬过来复仇（注：杜宾犬原本是垂耳的犬种，纯种的比赛犬为使外型更佳，通常会在二个月大时实施立耳手术，即俗称的‘剪耳’。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架耳整形疗程之后，尖尖的耳朵在头顶竖直，看起来更威武机警，但日后仍须注意其耳朵的站立状况。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禁止剪耳，世界动物保育协会也认定不应该帮狗剪耳。）。”
我们聊着的这段时间，多吉一直一脸认真地操作着录音机。他比我灵巧多了，学得又快。“学习，可以，用这个。”
“学习？哦哦，原来如此。”我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录下自己的发音或对方说的话，反复说和听，说不定会是很有效的练日语方法。“应该很有用。”
“应该很有用，的。”多吉的笑容很柔和。他的世界和置身客满电车中以棱角彼此互撞着活下去的我们完全不同。在没有商人、大部分仰赖自给自足的不丹，原本就是过着这种闲静的生活吧。
“不过，这个要怎么用呢？”我接过录音机，摸了摸，拿到眼前翻来转去，触摸按钮，“这可以录音几个小时？”
“五个小时。吱瑷权猕莹洹！�
“易如反掌啊。”丽子姐面无表情地说。
“反正一定是河崎教你的吧。”
“对了，我和河崎先生，去医院。”
“咦！”我大叫出声，“去医院？你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是河崎先生。”
“哦。”我的口气会瞬间沉下来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么说来，他好像说过要去健康检查来着？为什么多吉也一起去？”
“呃……”多吉在想日语该怎么说而绞尽脑汁，最后放弃似地，露出苦涩的表情，“（因为我很好奇。）”他恢复用英语说：“（而且我没去过医院，河崎先生也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所以我就坐在候诊室等。不过没想到人那么多。）”
“（就算是健康的人，去到那种挤得水泄不通的地方，也会生病的。）”我半带玩笑地说，多吉深有所感地点头：“真的。”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其实，我恶作剧了。”
“恶作剧？”
“我把这个，放在，河崎先生的皮包。”他指着我手上的录音机，“按下，按钮。”
“这个东西？”
“ㄊㄡㄊㄙ。”
我再次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台机械。总而言之，就是多吉把这个放进河崎的皮包里，偷偷地录音了。我问多吉为什么做这种事，多吉满不在乎地说：“（因为我很好奇。）”我再次体认到，这名来自不丹的青年体内充满了快要溢出来的好奇心。
“如果是对那个人的恶作剧，请多多益善。”我喃喃抱怨着，一边找到录音机的播放键，按了下去。
像这样听取盗录的内容，我连自己都感到意外地不觉罪恶，我想这应该是因为我自己也有着十足的好奇心吧。
我把录音机放到我和丽子姐、多吉三人的正中央。三个人都把脸转向右边，侧耳倾听。
应该是偶然吧，店内原本在吠叫、撒娇的猫和狗全停止了吵闹，唯有鹦哥在笼子里走动发出“喀锵喀锵”的声响，简直就像是包括动物在内整间店的成员都对河崎的诊断结果感兴趣，滑稽极了。
录音效果并没有期待中的好，却也不是完全听不清楚，可能是因为装在皮包里，录音机传出的声音朦朦胧胧的，还不时出现沙沙作响的杂音。
河崎那充满透明感的声音和一名与他对话的男声——应该是医生吧——断断续续传了出来。
医生说：“CD4的……”后面听不清楚。我绷起了脸，心想：请不要讲暗号好吗。
“病毒”这个单字也冒了出来，接着医生告诉河崎数值。难道是流行性感冒？我乱猜的，八成猜错了。然后是河崎的声音，他是在确认病情吗？
“和稍早之前不同，现在状况完全不一样了。”医生提高了声调，是鼓励般的口吻。感觉满糟的。有人鼓励，就代表有人被鼓励，而这个情况，被鼓励的一定是河崎。但在我的记忆里，河崎不是一个会被别人鼓励的人，他可以遭人责难，但绝不能被人鼓励。加油啊河崎！——我没发出声，一迳朝着录音机里的河崎送上加油。不要输！不可以被鼓励！——我这么鼓励他。
“我不要紧。”
河崎的声音只有这个时候听得格外清楚，接着传来东西碰撞的杂音，声音没了。可能是动到皮包，录音机换了个位置吧。
好半晌，我们三人仍维持原本的姿势倾听，直到法国斗牛犬开始叫了起来，便决定放弃了。我按下停止键。
多吉吁了口气，运动一下肩膀，可能是不知不觉间绷紧了肌肉吧。我发现听录音这段时间里自己也是一直拱着双肩。
“听不清楚，”多吉垂下眉毛，“呢。”
“（那是藏起来偷录的，没办法呀。）”我把录音机还给多吉，“（不过亏你还能把它从皮包里拿回来呢。）”
“（我趁河崎先生去厕所的时候拿的。）”
“可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情报啊。”我伸了个懒腰，夸张地表示遗憾，“要是知道他得了重病，就可以拿来当把柄攻击他了。”
“攻击？”多吉露出不安的表情，他可能是联想到轰炸或殴打之类的物理性攻击吧。
我双手还没放下，视线便和丽子姐对上。她和平常一样面无表情，但右手却顶在下巴，略偏着头。“丽子姐，怎么了？”
“没什么。”她看起来像在回避我的问题。
这时多吉拍拍我的肩膀，“时间，到了。我走了。”
我看看时钟，对他点了点头。
“（拜拜。）”多吉晃了晃手中的录音机，转过身走了出去。关上的店门震动着墙壁，那股震动仿佛吸收了其他杂音，静寂顿时充塞店里。
丽子姐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当然从表情看不出来，是我这么觉得的。
“怎么了吗？”
“可能不是什么重大的事。”丽子姐先这么声明，接着说：“河崎或许感染了HIV。”
她的声音没有半点犹豫、顾虑、同情或嘲笑，丝毫没有温度，我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气氛就像轻松地在报告星座算命的结果似的。
“什么？”
“HIV。”
“那不是很重大的事吗？”
“是吗？”丽子姐仍是面无表情。
“那就是爱滋吧？”
“这是常有的误解。”丽子姐一边说，一边捡起掉在地上的猫毛，“只是感染了HIV病毒，并不等于得到爱滋。这不是病。发病之后，免疫力下降，出现各种并发症的状态，才叫做爱滋。”
“丽子姐你很清楚嘛。”我的脑袋中心就像被爆竹给炸过似地，一片混乱；脑子仿佛笼罩在硝烟中，什么都无法思考。
“不是有猫爱滋吗？就是那种猫会得的病。因为这样我才对这个病感兴趣，有段时间曾经查阅资料。不过这应该是一般常识，大家都知道的。”
只是这个“大家”里面不包括我，是这个意思吗？“你怎么知道河崎得的是那种病？”
“那是轻率的臆测。”丽子姐那张纯白的脸看起来好残酷。
“是从刚才的录音里听出来的吗？”
“医生提到了CD4。那就像人类的免疫细胞，而HIV会破坏它，所以对HIV 感染者来说，这个数值非常重要。每一次的检查应该都会确认，还会检查另一个叫做病毒值的东西。”
我试着回想刚才的录音，失败了。脑袋像在空转。
“虽然最近这个话题比较不热门了，但HIV感染者仍不断增加，也有医疗疏失感染等不幸的案例，透过一般的性行为被传染的人也相当多。”
“我一直以为河崎在这方面很小心的。”我坦白说。
总是野心勃勃立志追求全世界女性的河崎，必然性行为的次数也很多，因此我总认为他对于性病或怀孕应该比一般人更加小心谨慎才对。不，其实我印象中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过。
“有些人自私地说爱滋是为了矫正性风俗的败坏才出现的，可是，事实上只要戴上保险套，就不会感染HIV。换句话说，我认为那是在警告粗心大意的人，因为只要靠保险套就能避免感染了。然而尽管如此，感染者却不断增加，尤其是这个国家，最近增加得特别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危机意识薄弱。只要电视周刊杂志没报导，人们就以为爱滋消失了，以为自己不会有事。这个国家里满是认定只有自己绝不会有事的笨蛋。太天真了。天真的国家。我想河崎一定也是太天真的关系。”
“可是，”我不是不愿意相信，只是无法明白现在是什么状况，“他真的得了那种病吗？”
“我也不清楚，只是擅自这么想而已。”丽子姐一脸严肃地耸耸肩，“那是轻率的臆测。”
我想起河崎最近说话很怪，老是出现一些仿佛自己罹患绝症的发言。
“可是，刚才的医生也说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感染HIV已经不再那么绝望了。”丽子姐仿佛看透了我。
“意思是不会死吗？”
“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的，只要留心健康管理，有很高的机率不会恶化成爱滋，能够平常地过生活。说得极端一点，或许可以把它想成慢性病或体质不好，就像过敏性鼻炎或高血压一样。”
“是这样吗？”与其说是松了一口气，我更感到意外。
“只是，”丽子姐说：“只是我有点担心河崎。”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默默等待她接下来的话。
“河崎的外表完美无缺，所以或许自尊心也相对地高。普通人就算感染了HIV也不需要绝望，但他的话，就有可能感到绝望。再说他不是有使命感吗？要和所有女性交往的伟大野心。”
“是、是没错。”
“就算意外失去了一条腿，人生也不会就此结束，但是对于足球选手来说，那或许就等同于死亡。”丽子姐这个说明真是一语中的。
“失去生存意义的男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