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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就是一堆钞票吗？还是一个外汇商的金库库存？
底层是美元，清一色的一百元钞票。此外，还有面额为一千和五百的德国马克、大量一千面额的瑞士法郎及很多的英镑。还有一些菲尔和我过去从未见过的外国纸币，除票面上的数字外，我们什么也看不懂。我们的货币专家给我们作了解释。
“这些是希腊的德拉克马和土耳其的土耳其镑。”
“都是真钞票吗？”菲尔问。
“毫无疑问！”
“折合成美元是多少？”
货币专家用计算器忙乎了好一阵子。“五百万美元左右。”
街头劫匪在审讯室里等候着。他们均已被查明身份。卷发的叫朱安·德拉弗尔斯，另一个叫雷蒙·冈萨雷斯。他们住在哈莱姆西班牙区的同一个贫民窟街区里，每人都有犯罪前科。他们从未找到过工作，仅靠小偷小摸、搞点毒品的小买卖和街头抢劫来维持生计。
“是你们把那名男子刺死了吗？”
“这是正当防卫！”德拉弗尔斯表白说，“他向我们袭击来着。”
他的朋友点点头。
半小时后，他们终于放弃了正当防卫的谎言。
“我们需要几美元，于是就问他能不能匀给我们两三张票子。他不由分说，大打出手。我们让他脑瓜冷静些。可他反而变本加厉。于是我抽出刀给他看，好让他冷静下来。他一看，就向我猛扑，后来……”
他们不断地耸动肩膀，摆出一副麻木冷漠的面孔。冈萨雷斯伸出双手把头发抹抹平整。
“嘿，调查员，拿盒香烟来！”
菲尔把一盒香烟弹到桌子对面去。
“你们过去从没见过这个人？”
“从没见过！真是这样，调查员！雷蒙和我站在一个门廊里，身无分文。正在这时，一辆大汽车开过来，恰好停在我们跟前，那个男人下了车。”
“说说车是什么样的！”
“说不清！反正是一辆名牌。林肯，再不就是卡迪拉克。”
“你们看见车里坐着的人了吗？”
“车里的灯在那人下车的时候没有打开。他原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他下车以后，有人从里头把箱子递出来给他。然后汽车就开走了。”
“那人又干了什么？”
“接过箱子就往前走。雷蒙碰碰我说：这家伙看起来有钱。我们就在他后面跟着。在工厂大墙前，我们撵上他就请他给点小小的资助。”
他边说，拇指和食指边不停地相互磨擦着。
“他但凡能匀出个五六块钱，也就不会有事儿了，调查员。”
“他箱子里有些什么东西？”
一个不屑的手势。“箱子里几乎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多半只是些脏内衣。”他们玩世不恭地冷冷一笑，做了一个鬼脸。“再不就是些书和破烂文件。钱只在钱包里才有。”
“没的事！箱子里有好几百万。”
这句话并没有引起他们什么特别的反应。他们想像不出几百万是个什么味道。他们的眼睛绝不会放过十或者二十美元，而一百美元在他们看来就已经是一条大得不能再大的鱼了。
海先生走进审讯室。
“怎么样？”
“街头抢劫。”我回答说，“不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袭击。”我的脑袋朝德拉弗尔斯和冈萨雷斯摆一摆。“他们也会袭击另外一个偶然路过的人。”
海先生把手一挥，两个杀人抢劫犯被带了下去。
我们的头儿把一份电传摊开在桌子上。
“杰拉尔德·拉弗特！名字没错。在海军陆战队受过培训。由于伤害他人身体和偷窃同事钱物被从军队除名。后来由于暴力勒索曾两次受审，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两年前举办画展取得成功。”
“他画画？”
“画画和制图都行。他是个天才，好像是被一位时装女制图家发现的。后来她组织了他的作品展览，向新闻界荐举了他。”
“先生，不过我认为他不可能因为自己的画而得到五百万美元。”菲尔说。
“当然不会。可他卖画就足以在学院里弥补他所受教育的不足。”
“或许我们知道发现他的那位女绘图家的名字。她叫莉莎吧？”
“没错，杰瑞。她叫莉莎·富兰克林，就是他随身带着她相片的那个女人。住址是：克里斯托弗街26号。她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小房子里。我让人打电话，但没人接。请你们走一趟吧！”
“可以，先生。钱被抢劫了吗？”
海先生摇摇头。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报失共有六种货币的这五百万美元。”
一幢小房子前面带一个小小的花园——在村子里还有这种老式住宅。外面是传统的花饰，里面凉爽宜人。白色的皮椅，黑色的玻璃板，镀铬的架子，无不散发着现代气息。
死去的男子的照片镶着银框放在写字台上，边上靠着一台日本录音机。
没有暴力的迹象，然而我们都知道在这套住房里发生了非常事件，因为钥匙还从外面插在锁孔里。
我小心地抓住录音机，掼动“放送”键。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吧！”
有一个人的喘息声，抑制着的呻吟。接着是一个女人犹犹豫豫的声音：
“亲爱的杰拉尔德，赋予你……”
我摁下“停止”，然后又倒回，再次按“放送”键。
“说吧！”一个盛气凌人的残暴的声音。
我拧到最大音量。
“亲爱的杰拉尔德，赋予你一桩重要委托的人扣留了我。全得看你，我们是不是能再相见。只有当他得到与那些钱等值的数量时，我才会被他释放。否则我就会丧命。请别扔下我不管，杰拉尔德。照这人说的做。我肯定他会遵守他的诺言。
“你该不会忘记我吧，杰拉尔德？！请快回来……”
我关掉录音机。
“现在怎么办？”菲尔问道，眼睛并没有望着我，而是从我身边盯住那张照片。
“这得由海先生决定！”我回答。
我很高兴，不是由我来决定莉莎·富兰克林的命运。
“您的行李超重九磅，拉弗特先生。”希腊航空公司办理登记手续的女服务员客气地说。
“行，我付超重费。”我边回答，边从磅秤上拎起黑色鳄鱼皮箱。
“行李不托运吗，先生？”
“不，我随身携带。”
“皮箱太大，不宜带入机舱，先生。只允许随身携带手提行李。请您把皮箱交付托运。”
我微微一笑，或者确切地说，我朝她露一露我的牙齿。
“亲爱的，我是头等舱旅客，如果您阻止我把该死的皮箱带进飞机，我马上改订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我提高了嗓门，“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十一小时的飞行中以打瞌睡、吃东西和观看三流影片来打发时间。我必须工作。”我敲打着箱子。“在你们这架该死的飞机里我将决定由哪位姑娘在一部好莱坞的辉煌巨制中担纲主要角色，而我得一一过目这箱子里的上千张照片，挑选出其中的一位姑娘。”
她让步了。“您请便吧，先生。如果领班提出批评，我们公司就会给我警告处分了。”
“我一回来您就告诉我。”
我招手唤过一个行李员，向他指一下箱子。行李员立即把皮革包裹着的五百万放在他的行李车上。
“几号登机门，先生？”
“16…A！”
第一道小小的障碍我总算越过了。把箱子放在飞机的行李舱里托运是非常冒险的事。经常会出现行李没有到达预定地点的情况。我可不愿意冒非得在孟买找箱子不可的危险。再说，看上去很有诱惑力的行李有时候在交托和装载之间的时间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飞机场正如大城市一样，也有自己的黑帮组织。我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曾经就试图阻止过某空港黑帮的恶劣行径。
行李员把箱子抬到监控传送带上。我在一旁瞧着它滑过监控装置，并且自动通过栏木。
没有警告信号！没有灯光闪动。
射线对纸张不会作出反应，而左轮手枪我已经留在家里。
我把皮箱拖进飞机机舱。
一位航空小姐接待了我。
“您的位置是4A，先生。我可以替您提箱子吗？”
“我自己提。我可不愿意把您压垮了。”
这是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对于所有的航空公司来说，似乎都值得以大型喷气式客机飞往纽约，而无论飞机来自哪个国家。在纽约居住着那么多原籍为本土的希腊人、德国人、伊朗人、中国人、日本人，单是亲戚的造访就足以把所有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塞得满满当当。
尽管如此，头等舱里还是有空闲的位子。我看了看周围。
几位头发灰白的老先生在无聊地翻阅报纸。一位戴角边眼镜的秃头在认真研究一张写满数字的单子，在他的小计算器上敲打着长长的一行又一行的数字。在过道那一边就座的两位绅士正用口音极重的英语讨论着什么。我只听到一些单个的词，如吨位、货物运费、运输合同等等。我这是在清一色的希腊船主们的圈子里飞行吗？
空中小姐向我弯下腰来。
“劳驾您把安全带系好，先生！”
我咔地一声系上安全带。
“我可以在起飞后给您送一杯饮料吗？”
“我正想请您送一杯威士忌加苏打和冰。”
二十分钟后，我松弛地靠在沙发椅上，手里拿着饮料，目光透过舷窗，投向黑天鹅绒般的天空，时不时可以看见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闪闪烁烁，悠悠闲闲地飘游过我的视野，仿佛喷气式客机不是在以每小时500多迈的速度运动，而好像是在以驿马车的速度前行。
在与街头歹徒遭遇后的二十个小时里我睡觉不多。
先是在发现口述录音机和致一名丧生男子的绑架留言之后，在总部头儿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番短暂的讨论。
如果我们向报界宣布，杰拉尔德在一次杀人致死的街头抢劫中丧生，情况会怎么样呢？配以图片及一切细节，让拉弗特的任务委托人确信，警方在背后并没有耍什么花招。
海先生冷静地说出了我们大家担心的情况。
“莉莎·富兰克林可能永远不再露面。扣住她的那些人犯的是绑架罪。这可是要受到极刑惩处的。如果我们向新闻界宣布拉弗特被街头劫匪刺杀身亡，我们对发现绑架一事就无法保密。这对于莉莎·富兰克林来说无异于判处死刑。”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这是苏格兰威士忌酒，几乎与大英帝国一样古老。
“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是谁交给拉弗特这一神秘任务的，又是谁绑架莉莎·富兰克林的，那我们首先就必须赢得时间，”头儿解释说，“骗过拉弗特的任务委托人，对他假装成拉弗特正在途中，将把钱带到他指定地方的样子，这些事我们是否都能办成，当然还是个问题。”
“去雅典吗？”
“对，去雅典，机票上的终点目标。”
“在雅典该做些什么事，先生？”我提出这个问题。“拉弗特得到些什么指示？他有接头人名和第一步行动的地址吗？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
“您说得不错，杰瑞。不过，当务之急是派一个人扮成杰拉尔德·拉弗特去做拉弗特应该作的旅行。”
“行李里也带上五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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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点儿也不错，杰瑞。带上拉弗特的皮箱，里面的东西我们丝毫不能变动，使用拉弗特的机票和写着他名字的护照。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您愿意作这个人吗，杰瑞？”
我们研究考虑的结果大体就是这样。现在我就坐在希腊航空公司大型喷气式客机里原来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