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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上校把档案封皮合上，拿起那天早晨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梅斯司法警察局的一份报告，叙述警察局在对某一酒吧进行例行搜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从而引起了一场角斗，这个人把两名警察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这个人的指纹证明他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多尔·柯瓦茨，出生于匈牙利，于1956年从布达佩斯逃出来。巴黎的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加了一个注：柯瓦茨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秘密军队组织”刺客，由于和1961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波纳和君士坦丁地区对忠诚的知名人士的一系列凶杀案件有牵连，对他悬赏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个至今逍遥法外的“秘密军队组织”刺客的助手，该刺客为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托·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继续仔细地研究这两个人的关系。最后他按了他面前的电钮，在对讲电话里吩咐说：“把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的档案拿来。”
10分钟后，他就收到从档案处送来的档案。他又花了一个小时阅读这份档案，有几次他把自己的眼睛注视着那引人注目的一段。当一般巴黎人正在匆匆忙忙地去进午餐时，罗兰上校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从楼下文件室找来的一个字迹专家，以及两个身强力壮的、从他的私人卫队中挑出来的武装人员。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的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愿但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和发出一封信件。”
第五章
豺狼乘坐的国际快车在午饭前不久到达巴黎北站。他乘出租汽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的一家小而十分舒适的旅馆。虽然这家旅馆不能与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饭店和布鲁塞尔的友谊旅馆相提并论，然而，豺狼有种种原因希望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和不甚知名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巴黎逗留的时间较长。
此外，7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布鲁塞尔更有可能遇见曾在伦敦同他邂逅相识而又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的人。上街时，他相信，他经常戴的那副环绕式墨镜会掩饰他的身份，而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戴这种眼镜又是非常自然的。在旅馆的走廊或门厅里，则有被人识破的危险。事情进行到如今，他最怕的是被一声兴高采烈的“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的呼唤叫住，然后在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柜台职员能听到的地方道出他的真名实姓来。
他住在巴黎尽量做到不使人们对他加以注意。他住在那家旅馆里非常安分守己。他在自己房里吃早餐。从旅馆对门一家食品商店里买了一瓶他爱吃的橘子酱以代替送来的早餐盘上的黑色葡萄酱，然后请服务员每天早餐时把橘子酱一起送来而不要葡萄酱。
他对待旅馆服务人员的态度，也故意装得相当谦逊。他很少讲话。而讲话时总是很客气地故意用英国腔调讲生硬的法语。当旅馆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感到称心满意时，他总回答说要他们放心，他感到非常舒适，并且感谢他们。
一天。旅馆经理对服务员说：“杜根先生非常和蔼，真是一位绅士。”服务员完全同意。
白天他走出旅馆，去观光巴黎市容；过着真正的旅游者的生活。第二天他就买到了一张巴黎市的地图。他用小本子把他感兴趣的地名记录下来，并在地图上做了标记。接着他就实地去参观了这些地方并非常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考察得极其专心，就连某处建筑的优美和另一些地方的历史背景都铭记在心。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阳台上，瞭望星形广场四周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物的屋顶。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跟踪他（其实没有人跟踪他），一定会对才华横溢的豪斯曼先生的建筑艺术居然能够吸引这么一位真诚的鉴赏家而感到惊讶。自然，任何旁观者也不会猜想到这位一边搅着咖啡，一边用几个小时凝视着每一座建筑物的沉默寡言而又风度翩翩的英国游客，此对此刻脑海里正在计算着射击角度；从建筑物的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燃烧着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背面的太平梯逃下楼去，并且人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的可能性如何。
三天以后，他离开了星形广场，访问了坐落在瓦莱里山下的法国抵抗运动烈士纪念堂。他带着一束鲜花在一位导游的陪同下到达那里。导游本身就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他一面带着这位客人走遍了纪念堂，一面滔滔不绝地加以说明和评论。但他没有发觉这位客人的目光却注视着纪念堂附近监狱的高围墙，这座高围墙隔开了从建筑物屋顶到纪念堂庭院间的视线。过了两个小时，他很客气地说了声“谢谢你”，给了导游一些既大方却又不过分的小费，离开了烈士纪念堂。
他还参观了荣军广场，它的南面是荣军大旅馆以及标志着法国军队荣誉的殿堂。宽阔的广场西边则是法贝尔街。这使他更感兴趣。上午，他独自坐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馆里，这里正是法贝尔街与小小的三角形的圣地亚哥广场连接的地方。与法贝尔街相垂直的是格伦耐街，从格伦耐街146号的六楼或七楼上，如果有一个射击手，他就能够完全控制住荣军广场前面的花园、它的进出口以及大部分广场的内部，甚至还能控制两条至三条街道。这是一个很有利的地形，但却不是一个理想的行刺的地方，原因是从窗口到荣军广场进口处停汽车的地方之间的距离，将超过200米；此外，从146号楼上的窗口向下射击，圣地亚哥广场上浓密的菩提树叶将遮住他的射击目标。因此他感到很失望，付清了酒钱，悄然离去。
他在圣母院教堂周围地区消磨了一天。在这里的城中岛的养兔场之中有后楼梯、小胡同和市道，但是，从教堂入口处到台阶底下的汽车停放处只有几米，而圣母院前广场的屋顶相距又太远，毗邻的很小的查理曼大帝广场的屋顶又太近，保安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布满监视哨。
最后他去的一处地方是雷纳街南端的广场。那天是在7月28日。这个广场过去叫雷纳广场。但是后来为了纪念戴高乐在1940年掌握政权，改名为“六月十八日广场”。豺狼的视线转移到建筑物墙上的亮晶晶的新名牌，凝视着它。他想起了上个月读到的有关记载：1940年6月18日，当时在伦敦的那位形单影只、但是高傲矜持的流亡者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宣告：他们虽然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未输掉整个战争。
广场的南端是大而无当的蒙帕纳斯车站。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巴黎人来说，这个广场充满了往事的回忆，而这也使豺狼停止了脚步。他慢慢地观察了这片柏油马路。从蒙帕纳斯大道隆隆驶来的车辆同从奥德萨大街和雷纳街驶来的车辆，川流不息地在这里汇集为一个杂乱的大旋涡。他环视了雷纳街两旁俯瞰着广场的高大而门面狭窄的建筑物。他缓缓地绕到广场的南面，透过栏杆向车站的前院里凝视了一会儿。
这里是嘈杂一片，汽车和出租汽车往来不绝地把每天从巴黎这个最大干线车站之一出来的数万名旅客运走。但到了冬天，它就会变成一个无声无息的空壳，独自回忆着曾经在它那钢铁的身影下，在烟雾缭绕的气氛中发生的各种人类和历史的事件。车站预定在1964年拆除，届时沿铁路线500码的地方将建成一座新车站。
豺狼转过身看着雷纳街上的车流。这时，他面向着“六月十八日广场”。他确信在不久后的某一天，法国总统将来到这里。他上周所观察过的一些地方，只不过是有可能；但在这个地方，他觉得是肯定无疑的。不久以后，这里将不会再有蒙帕纳斯车站。现在有那么多柱子的地方，将改建成为栅栏。曾经目睹过德国人失败、法国人获得胜利的车站广场，不久后将出现另一个咖啡馆。但是在这项拆迁工程开始以前，那位头戴平顶军帽、佩带两颗金星肩章的将军还要到此地来一次。豺狼估计着从雷纳街两侧街角处那幢楼房的最高层与广场中心相距约为130米。
豺狼以老练的眼光仔细地观察了他眼前的地形。雷纳街进入广场处的两幢拐角楼房显然是合适的。雷纳街的头三幢楼房也可以，不过对前院的射击角度就狭窄了。再往里去，射击角度就更狭窄了。同样，从东到西，横贯广场的蒙帕纳斯大道临街的头三幢楼房也是可以的。再往里去，射击角度就同样变得很狭窄，而且距离又太远。除了车站以外，没有任何建筑物能控制前院而又离得不太远。车站是不可能使用的。面向广场的楼上的窗子必将布满保安人员。豺狼决定首先观察一下雷纳街西边拐角处的三幢楼房。他于是漫步走到坐落在东边拐角处的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馆。
他坐在离隆隆而过的车辆只有几英尺的平台上，要了一杯咖啡，凝视着街道对面的楼房。他整整坐了三个小时，后来，他到街对面远处的汉希阿尔萨斯餐厅去吃午饭，同时观察了街道东边建筑物的正面。下午他来回漫步，向那些他认为可能被选中使用的公寓单元的前门里就近张望了一番。
他最后去看了蒙帕纳斯大道临街的一些楼房，不过，这里的建筑物是办公用的，新一些，显得更活跃而忙碌。
第二天豺狼又来到建筑物前面，然后穿过马路，坐在人行道树下的长凳上，一面假装看报，一面研究对面建筑物的屋顶。建筑物的屋顶都有女儿墙，女儿墙后面是斜面上铺瓦的屋顶，并看得见屋顶阁楼的窗子。这些阁楼原来是仆役们住的，现在则多半由较为穷困的靠养老金度日的老人们住着。到了那一天，阁楼上一定都会有人看守的；屋顶上的守卫者则很可能蹲在烟囱旁边。他们的望远镜一定都是对准着对面建筑物的窗口或屋顶上，他们自己都隐蔽着不被人发现。但是阁楼下面楼房的最高一层如果有人坐在房间的黑暗处，则同样也不易被发现。在巴黎炎热的夏季，很多家都打开窗子以便通风。就这样，豺狼选定了他谋刺的地点。
靠近广场的雷纳街两侧各有三幢楼房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从第三幢楼房的窗口发射，射击角确实太小。于是豺狼决定排除使用两侧的第三幢楼房，只剩下四幢楼房可供选择了。由于他估计到谋刺那天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午后，到那时太阳已经西斜，但是阳光还是能够从车站的屋顶那边照到雷纳街东边那两幢楼房的窗子里面，于是他最后决定只从马路西边的两幢楼房中进行选择。这天是7月29日。他坐着等到下午4点钟。他注意到日光仍然很强烈地照着东边的整幢楼房，而西边楼房顶层的窗口里，则只照进一些斜射的光线。
次日，他再次来到楼房前，注意到有个看门的老太太。三天以来，他总是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或坐在一条便道的长凳上。眼下他选好了离他感兴趣的两幢楼房的大门只有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后面几英尺，隔着一条行人不断匆忙往来的便道。看门的老太太坐在她的门口织着毛活。有一次，附近咖啡馆的一个侍者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