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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的老太太是一位安详自在的老祖母式的人物。她总是向不断进出她那幢楼房的人们愉快地说一声：“早上好！先生。”人们也总是愉快地回答：“早上好！贝特太太。”从这个情况看来，坐在20英尺以外的长凳上的观察者断定，她一定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她性情温良，而且怜悯这个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事物。下午两点刚过不久，一只猫出现了。贝特太太立刻奔进在底层尽头她的那间黑暗的小屋里去，几分钟以后，端着一盆牛奶来喂这只她称之为“小猫咪”的动物。
在4点前不久，她卷起她的毛活，塞进她那围裙上的宽大的口袋里，慢腾腾地穿着拖鞋朝面包房走去。豺狼从他坐的长凳上悄悄地站起来，走进了那幢公寓。他没去乘电梯，而是顺着楼梯轻轻地跑上楼去。
楼梯是围绕着电梯盘旋而上的。在楼房后部楼梯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个小平台。每隔一层楼，平台靠楼房后墙的地方有一扇门，通向一座钢制的太平梯。在第六层（除了顶楼以外，这就是最高的一层了）转弯处，他打开了后门，朝下望了一望。太平梯通向一个天井，周围是一些楼房的后门，这些楼房构成豺狼身后的那个广场的一角。这个由楼房围成的方形天井有一个出口，那是一条朝北的带顶的狭巷。
豺狼轻轻地关上门，插好门闩，走完最后半段楼梯后便到达了第六层。在这一层过道的尽头有一道质量差一些的楼梯通向阁楼。在过道里有两扇门分别通向两套面向天井的房间，另外两扇门通向楼房正面的房间。他的识别方向的能力使他知道这两套楼房正面的房间都有窗子，可以俯视雷纳街，或是侧视广场以及远处的车站的前院。这些窗子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望已久的。
他看看这两扇门上在电铃按钮旁的姓名牌，一块写着贝郎瑞小姐，另一块则写着夏里埃先生和夫人。他静听了一会儿。但是两间房里都没有声音。他检查了一下门锁，两扇门上用的都是弹簧暗锁，非常结实。这种锁是法国人最喜欢用的，他们用了这种锁会有一种安全感。他知道要打开这些房门，必须用钥匙。他相信在贝特太太的小房间里一定有打开这些房门的钥匙的。
几分钟以后，他轻轻地从原来上楼的楼梯向下走。他在这幢楼房里总共待了不到5分钟，但看门的老太太已经回来了。他从镶嵌着毛玻璃的门外向内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身出去，经过拱形的大门走上了人行道。
他向左沿着雷纳街，经过两幢公寓楼房，然后到达邮局。过了邮局是一条很窄的小胡同。豺狼停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在打火机打开的一瞬间，他斜视了一下，发现这是进入邮局后门的小路。电话交换台的夜间值班员可以进去，胡同的尽头就是太阳照耀着的院落。他发现再远处就是他刚离开的楼房的火警出口处。他已经找到了他逃脱的路径了。
再往前转了个弯，他到了伏吉拉尔街。这条路又与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相连。他走到林荫大道路口朝着左右观望，想找一辆出租汽车。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驾驶摩托车的警察，很快地到了马路交叉处并且突然刹住摩托车，下车后站在路口指挥交通。他吹警笛命令所有来自伏吉拉尔街的车辆以及从车站方向到林荫大道来的一切车辆都停住，所有从杜罗克路来到林荫大道的车辆都向右转弯。当他把所有车辆指挥停车后，有一阵警车的尖叫声从杜罗克路方向传来。豺狼站的地方可以沿着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看得很远。他看到离他500米处有一队汽车从荣军大道到达杜罗克路交叉路口，开始朝着他的方向迎面开来。
最前面的是两辆由两名身穿黑色皮上衣的警察驾驶的摩托车开路，白色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警笛声不停地鸣叫着。在摩托车后面有两辆DS19型轿车。在豺狼面前的警察笔直地站着，左臂很僵硬地平指着交叉路口南面的缅因路，右臂弯向胸前，手掌向下，指示让即将过来的那队汽车优先通过。
当两辆摩托车飞快地进入缅因路时，后面的两辆轿车就到了他的面前。第一辆车在司机和双目注视前方的保安人员背后，坐着一个高个子身穿深灰色上衣的人。豺狼在车队经过他面前时，很快地向车内看了一眼。他看见那个戴着帽子的头部以及不容置疑的鼻子，暗暗地想：下次我再看见你的尊容时，将是通过一个望远镜来瞄准了。等车队过后，他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回到了旅馆。
※※※
在马路的远处，有一个少妇从杜罗克路地下铁道车站出来，也站在路旁。她是另一个注视总统经过时，比一般人格外感兴趣的人。刚才她正准备越过马路，警察招手让她退回去。几秒钟以后，车队冲出了荣军大道，驶过铺着大鹅卵石的广场，拐进蒙帕纳斯大道去了。她也看到了第一辆雪铁龙轿车后座上的那个与众不同的身影，她的眼睛闪现出一股愤怒的仇恨火焰。甚至在车队过去以后，她还在目送着它们，直到她发现一个警察正在上下打量着她为止。她急忙继续穿过马路。
杰奎琳·仲马当时26岁，长得相当美。她知道怎样在最大限度内炫耀自己的美貌，因为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后面的一家高级美容院里做美容师。7月30日傍晚，她正赶回坐落在布列特依广场旁的公寓，准备当天晚上去赴约会。她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赤裸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搂在怀里，为此她要打扮得越漂亮越好。
几年以前，她感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同男朋友约会。她的家庭很美满，相互关系很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一名体面的职员，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她修完了她的美容课程，弟弟让·克劳德则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远郊区，虽然不是在最好的住宅区内，但是房子总算是不错的。
那份武装部队部长拍来的电报是在1959年快到年底的一天早餐时收到的。电报上说，部长极为遗憾地通知阿芒·仲马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军伞兵团列兵在阿尔及利亚捐躯。他的私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在一段时间里，杰奎琳的小天地崩裂了，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勒维齐奈的家庭所提供的宁静的安全感，还是美容院的姑娘们谈论伊夫·蒙当（当时的法国男电影明星）的魅力或刚从美国传来的一种最新式舞蹈狂热——摇摆舞，都变得毫无意思了。在她的思想深处只有一件事不断冲击着她：小让·克劳德，她那亲爱的娃娃般的弟弟，那样柔弱和蔼，那样仇恨战争和暴力，只想一个人看看书，她无限宠爱的、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的人，竟然被打死在一条倒霉的阿尔及利亚的干河谷里。仇恨在她的心中发了芽，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令人厌恶、肮脏、懦弱的“傻瓜”干的。
弗朗索瓦就是在这个时刻到来的。一个冬天的星期日上午，他突然到家里来了，当时杰奎琳的双亲都出门串亲戚去了。那是12月的一天，街上有雪，花园的小径也结上了一层冰。别的人都面色苍白，缩手缩脚，但是，弗朗索瓦却晒成了棕褐色，身体十分健康。他询问可否同杰奎琳小姐讲几句话。她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在他指挥的那个排里，有一个名叫让·克劳德的列兵战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杰奎琳请他进来坐坐。
这封信是让·克劳德阵亡之前几个星期写的。弗朗索瓦的士兵们正准备去清剿一个村庄，但他们没有发现游击队，却与阿尔及利亚叛军部队相遭遇。在清晨天未明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冲突，一粒子弹射中了让·克劳德的肺部。在他临死以前，正值弗朗索瓦在冲突发生后去巡逻时发现了他，就把这封信交给这位伞兵队长。弗朗索瓦后来一直把这封信装在他贴身的衣袋里。
杰奎琳读完了信，哭了一会儿。那封信里没有说些什么，只谈些关于营房里的琐碎生活、袭击训练以及军队纪律等等，其他情况则是由弗朗索瓦告诉她的。当阿尔及利亚叛军部队包围他们时，他们在丛林中走了4个小时，在无线电里重复呼唤，要求空中支援。到早晨8点钟，战斗轰炸机才来到。飞机引擎的叫嚣声和火箭炮的轰鸣声才把叛军打退。她的弟弟是自愿参加一个最顽强的战斗队伍中的一员。在战斗中证明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而且死得也确实像一个男子汉。在临死前，在一块石头后面，他躺在一个下士的膝盖上，咳着吐出了鲜血。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在他四年的殖民地战争中，他锻炼得像当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他变得像职业军人一样。但对于他部下一个士兵的姐姐，却非常和气。她很喜欢他，因此接受他的邀请到巴黎去参加宴会。此外，她也不愿让父母知道让·克劳德是怎样牺牲的，因此他们决定在一段时期里，假装对失去兄弟的不幸事件漠不关心，而且要装得像没事似的。在第一次约会的饭后，她要求中尉同意保持沉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想知道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战争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政治家们究竟在玩弄些什么？她对这一切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戴高乐将军是在去年元月由总理而担任总统的。他被一股爱国热潮卷进了爱丽舍宫。人们认为他既可以结束战争，又可以保持阿尔及利亚依旧归法国所有。她从弗朗索瓦口里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是法国的一个叛徒。
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俩一直在一起。每天傍晚她在美容院下班以后和他约会。1960年1月，她从训练学校毕业后就到这所美容院里工作。她从他那里知道了法国武装部队的背叛，巴黎政府同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即将把阿尔及利亚移交给“傻瓜”们等情况。
他在元月下旬回战场去了。在8月里，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星期，她抓紧时间同他单独在一起，待了很短的时间。她一直等待着他，她在思想里把他塑造成一个兼有法国青年男子的美德、纯洁和大丈夫气概的典型。1960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一直等待着他，他的照片白天和傍晚一直放在她的床头桌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他最后一次休假是在1961年春天，他又来到了巴黎。他们俩沿街漫步时，他穿着制服，她也穿了她最漂亮的衣裳。她认为他是全市最健壮、肩膀最宽、最漂亮的男子。同她一块儿工作的一个姑娘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便传遍了关于杰奎琳与漂亮的“伞兵”的议论。她不在那里，她休假去了，成天和他在一起。
弗朗索瓦很激动。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众所周知。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忍耐不了多久了。对于他们俩来说，对于经过战火锻炼的这位27岁的军官和崇拜他的23岁的未来的母亲来说，阿尔及利亚继续归属法国，就是忠诚的标志。
弗朗索瓦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