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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尼的左面沿桌而坐的是国家情报局其他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总档案处，边防检查站，共和国保安部队。
在四个处中，第一个单位公共安全处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建筑、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属于国家的财产，防止破坏与毁损。第二个单位总档案处，或称中央档案局，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记录中心，它保存着450万份人事档案，这些人都是自从法国组建警察力量以来历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档案都设有互见索引，沿着足有5英里半长的档案架分门别类，或依该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点，有条不紊地存放着。在案件中作过证的证人，或被宣判无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备录有案。尽管档案制度还没有计算机化，然而使档案工作人员感到骄傲的是，不消几分钟，他们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乡村的纵火犯人的详细材料或一件连报纸上都未必登载过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证人名字找出来。
在这些个人档案中，还有在法国留过指纹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来没有验证过的指纹在内。还有1050万张卡片，包括各个入境口的每一个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国任何一个旅馆里居住过的人名卡片。由于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归档，因此必须把旧的卡片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清理，以便让新的卡片插进去。
在法国境内经常填写而又不送交情报总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馆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则送宫廷林荫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边防检查站的首脑与费尼隔着三个座位，这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也负责随时监视法国的机场、码头、边界。凡是进入法国的人的入境证，在归档以前，都要在入境点受边防检查站的检查，以便监视不良分子。
坐在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这支部队有45000人。过去两年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充分使用了这支部队，搞得臭名远扬，极其不得人心。
由于座位不够，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坐在会议桌的最下端，面对着长木桌那端的部长。还有一个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和森克莱上校之间。这里坐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呆头呆脑的人，他烟斗里喷出的烟显然使爱挑剔的上校很厌烦。部长特别关照马克斯·费尼带他来参加会议。这人是莫里斯·布维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先生们。”部长接着说，“你们每人面前有一份罗兰上校的报告，而且你们也都读过了。现在你们也听了我说的总统出于对法国尊严的考虑，在我们如何努力处理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制。我要再次强调，在进行调查时要绝对保密，在接下来的任何行动中也要如此。不用说，你们全体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召集你们全体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无论要做什么事，必须动员有关各部门的人力。而你们诸位，都是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你们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必须毫不犹豫地紧急地处理这件事情。在任何情况下，要求你们迅速而且亲自动手，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出于这个工作需要，那么也只能向下属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顿了一下，桌子两旁有几个人认真地点点头；另外几个人眼睛盯着讲话的人，或者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最远处的布维埃望着天花板，从他的嘴角里吐出一阵一阵的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似的。在他旁边的森克莱上校，在他每次喷出烟雾时，就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可以请你们对这件事发表你们的意见。罗兰上校，你向维也纳的查询有什么结果？”
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看了看他自己的报告，又朝他旁边的领导——特工组织的纪博将军斜看了一眼，但是将军的表情既不是给他鼓励，也不皱眉头。
纪博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罗兰上校说，“今天上午与下午在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名叫克莱斯特的一家小旅馆里已经进行了查询。他们把马尔克·罗丹、卢内·蒙克雷及安德烈·卡松的照片带了去，但没有带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的照片，因为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
“旅馆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记得其中两个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谁是谁。他们还要他查从6月12日到18日的旅馆登记簿。因为6月18日起，他们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就一起住在罗马了。
“最后那个服务员提出他记起了罗丹这个人在6月15日那天，以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他说当天下午他似乎要召开一个业务会议。在那个房间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记得舒尔茨有一个伙伴，是一个身躯高大而粗暴无礼的人。正因为如此才使他记住了舒尔茨。有两个人早晨来找过他，他们还举行了会议。这两个来访者可能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能确定，不过他认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见过的。
“这个职员说，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间里，只有在早上较晚些时候，舒尔茨和那个巨人——这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称呼，曾经有一次出去大约半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吃午饭，他们也没有下楼去吃东西。”
“到底有没有第五个人去找过他们啊？”桑根纳蒂不耐烦地问。罗兰继续以平板的语调做着他的报告。
“傍晚时分又有一个人参加了他们一伙。职员说他记得那个来访者很快地进了旅馆，径直地上了楼，快得他都顾不上看一眼。他以为这一定是个把钥匙带在身上的旅客，可是那人上楼时他看见了他衣服的尾部。几秒钟后那人又回到了大厅，职员从他的衣服认出来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使用柜台的电话，要给他接64号，也就是舒尔茨的房间。他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放下电话，又走上楼梯。他在那里待了些时候，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去。舒尔茨和其他的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离去。
“职员对那位傍晚的来访者只能作如下的描绘：身材修长，年龄难以确定，五官显然生得很端正，但他带着墨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浅黄色的头发相当长，由前额向后梳。”
“是否把那个职员找来，帮助我们给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画个像？”警察局长帕彭在问。
罗兰摇摇头。
“我的——我们的特工人员当时是扮成维也纳的便衣警察。幸好，他们当中有一人还可以冒充维也纳人。不过是伪装，不能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询问那位职员的工作还非得在旅馆柜台上进行不可。”
“我们还需要更详尽的外貌特征。”中央档案局的首脑说，“提到什么名字了吗？”
“没有。”罗兰说，“你刚才听到的就是对旅馆职员进行了三小时询问所得到的结果。每一点都是经过一问再问，他想不起任何其他事情了。没办法搞到一张画像，他现在提供的材料，可以说就是最详尽的了。”
“你难道不能像对阿古那样把他抓来，让他弄出一张巴黎刺客的图片吗？”森克莱上校问。
部长插话了。
“可不能再那样抓人了。德国外交部对抓走阿古一事至今都还没有消气呢！这种事情只能干一次，可不能一而再呀！”
“当然，在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上，能不能用比抓阿古更周密的办法来抓旅馆职员呢？”边防检查站的首脑提出了建议。
马克斯·费尼静静地说：“任何一个戴了一副宽边眼镜的人的画像，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把在两个月以前，仅仅在20秒钟内所得到的印象画出一张画像，即使我们有幸抓到这个人，我们也无法肯定。很可能有50万人和这张画像上的脸很相似，而很多人是真正会被错抓的。”
杜克勒说：“有一个科瓦尔斯基，他已经死了。虽然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了，但是也很有限。现在世界上知道豺狼身份的人，一个是他自己，其他三人都在罗马的旅馆里，是否可能想办法把其中一人抓到这里来？”
部长再一次摇摇头。他说：“我有正式的指示，绑架是不允许的。意大利政府是会暴跳如雷的。更何况要在与政府机关相距咫尺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否能够成功，还是值得怀疑的。”
纪博将军抬起头来，望着参加会议的人说：“根据我们的特工人员的报告，经过他们长期的日夜监视，对罗丹和他的两个伙伴为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保护网，已经有了实际的了解。这个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有八个第一流的前外籍军团的枪手保卫着他们。如果科瓦尔斯基没有人接替，那么还有七个。所有的楼梯口、电梯、太平门口以及屋顶，全部由这些人守卫着。如果想抓住其中一个人，而且是活的，那么就需要经过一场相当规模的枪战，很可能要用瓦斯手榴弹，或者机关枪。从那儿到法国北部，相距500公里，再加上意大利人还要从中捣乱，即便抓到了人，要想把他带出那个国家，谈何容易。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拥有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行家，但他们也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房间里又开始陷入沉默。
部长说：“先生们，还有其他建议吗？”
“这个豺狼必须找到。那是很清楚的。”森克莱上校说。其他在桌边围坐的人相互望了一眼，有的扬了扬眉毛，没有开口。
“那的确是十分清楚的。”部长在会议桌的一端轻轻地说，“我们的目的是想搞出一种既切实可行而又不超出我们所受的那些限制的办法，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在场的哪个部门承担这项任务最为合适。”
“保卫共和国总统的任务嘛，”森克莱气派十足地宣布说，“如果谁也承担不了的话，归根结底还是该由总统卫队和总统的工作班子来承担吧。我可以向您保证，部长，我们将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有几位特工部门的领导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心情，闭上了眼睛。杜克勒队长瞪了这位上校一眼，如果瞪眼也能把人瞪死的话，森克莱这回就该马上倒毙了。
“难道他不知道老头子听不进去吗？”纪博压低了声音向罗兰气呼呼地发牢骚说。
罗杰·弗雷伊抬起眼来，和这位爱丽舍宫侍臣的两眼正对着，他表明了他为什么是一位部长。
“当然，森克莱上校是完全正确的。”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职责。我肯定上校一定想到了，万一某一部门承担了摧毁这一阴谋的责任而未能成功，或者采用的办法又不巧地使情况泄漏出去，违反了总统的意愿，那么这个办坏了事的负责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责。”
笼罩着长长的会议桌的这种威胁的气氛，比布维埃烟斗中冒出的使人讨厌的蓝烟更使人容易感受到。森克莱瘦削苍白的面孔显而易见地变得紧张了，他的两眼也露出忧虑的神色。
“我们大家都知道总统卫队的活动余地是很有限的，”杜克勒队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时间都是花在总统本人身边。而调查显然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这就不是我的人员在不影响主要职责的情况下所能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