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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禄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点，
武后也已辞世50年。外表看来唐朝登记户口数已经自7世纪中期的约300余万户增加
至8世纪中期的9，619，254户。虽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数字的实在意义，至少已能
断言，当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统计的编算都已面临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贪污腐化并
不是一切问题的重心。私人庄园的扩大和寺院田产的膨胀也不是改革仅有的障碍。
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与人口相提并论。大凡经济的发育成长，充
满着动力而又带地域性，超过当日国家可能统计过问的能力。在多种情形之下，李
唐政府尚未尝过问，直到实情远逾于当初的间架性设计时，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
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
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
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因之也愈无系统。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内一种经常继
续出现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现。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
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著。当初创时，
它的乡村人口以极简单的公式组织而成，因其单简，官僚机构得有充分之自由处理。
等到日后繁复的情形出现，更正也愈困难，因此时官僚机构之经理早已成了定型。
传统历史家责难宫廷之生活侈糜。当安禄山南驱而进之日，西安与洛阳间各仓
库物资充实。皇宫之浮华更为人指责。我们批阅当日资料，看到西安每逢节日，宫
女拔河多至数千人。虽在公元8世纪，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
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无可
怀疑的，她们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不难指出，如此之花费早应用于国
防。可是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
南战事获胜。纵使这样的建议得以通过，亦无适当之交纳系统，足以遂行其人力物
资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国君为李隆基，武后之孙。当时他已近72岁，在位43年。他
所宠爱的杨贵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余年，两人都好音乐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动。
他们的故事有一段传奇而间常为激动所冲破。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地过冬，自此之
后给了当处旅游之地增加了一种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节更为复杂者，乃是玄宗李
隆基又用贵妃之从兄杨国忠为相，他始终说安禄山有反叛的趋向，传统史家称安禄
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禄山之叛
安禄山系边防一位混血的将领。他生长于今日之热河，在唐时属于国防边境。
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场合之中任翻译，后来加入边防军的杂牌部队而以才能获得迅速
的升迁。一位巡视的钦差将他的经历报告皇帝，公元743年他来到西安，为皇帝所召
见。自此之后他有了将领的身份，一身而兼三个地方节度使，总揽境内文武诸事。
过去的史书攻击当日政策之错误，均竭尽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权倒置之患昧。可是
从历史上的证据仔细检讨，我们已可看出，当同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的
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公元8世纪草原地带出现无数好战的部落，简概说来，符合拉铁摩尔所谓草原地
带的循环性乃是中国内地循环性的副产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国自统一趋向分
裂，草原地带诸部落则反其道而行。可是从我们所考虑的史迹看来，则表现着当唐
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时候，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武装的游牧者有利。
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偶尔中国之武
力有突然的表现，战胜取功，恢复了业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业路线之安全。吐
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暂时平压下来。然则这段期间中国方面也有严重的失
败。况且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这几十年内未曾有过一次歼灭
战的出击，又没有大规模全面攻势，也缺乏永久性的规划。只是我们也要承认，在
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
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
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
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御
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在很多地方，仍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的骑兵。
当安禄山成为问题的时候，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另一种突厥
语系的奚人（Tatabi）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情况则带流动性。经济发
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调查，遑论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将领只能相机地使其麾下
得到必要的供应，通常与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
既通数种语言而又机警，实为宫里亟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事实上安也不是唯一
的蕃将。并且在安禄山叛变敉平之后，唐朝仍继续使用这样少数民族的将领。有了
这些事实作背景，我们不难断言安禄山白手起家．以对朝廷之忠顺作代价鬻得节度
使的官职。他对西安的孝顺包括对皇帝本身的奉献，可以证明此语非虚。
当然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试想当初均田制已实施有
时，府兵也能达成任务，全国表现一种粗线条，却又实在的派头。当大唐帝国的威
信为远近慑服之际，只要让所征之兵开赴前方边镇，已足使好战的部落不敢不三思
而后行。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
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
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安禄山的兴起只能掀动两方的矛盾。因为他被视为有才干，更被赋予独断的权
力，至此他也就更无可取代，于是一切发展成螺旋型。当他的辖区与权力相继扩充
时．皇帝也给安各种恩遇，又让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称玄宗李隆基
甚至要安称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可是后者之从兄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迟早必
反。逻辑上这不能说是估计得不正确；然则既无适当的对策，只是这样说来说去，
也将逼得安禄山不得不反。最后他采取这步骤时，即以“清君侧”为名。结果则是
朝代所隐蓄的各种弱点一朝暴露。所谓内陆的商业繁华，实际上，南方向西安所输
出无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该地区赚回分纳于国都赋税的一部分。货物之流通从未
两方来往，因此军事行动之打扰商业，就无从引起群众之反动（要是商业之进出影
响到大批人民之生计，则激动之余，他们也不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等闲视之了。 所
谓京军不过宫廷里的仪仗部队。临时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无业游民，无意于战
斗。对付反叛的军队，政府方面更因着政治之需，牺牲战略上的考虑。第二个夏天，
西安被威胁，于是皇帝、他所宠爱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从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孙所
谓六宫者，仆仆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难。出部门不及百英里，护驾的军士叛变，他们
先杀死杨国忠，次要将杨贵妃赐死，玄宗李隆基别无他法．只好让她被缢死。这位
忧虑满怀的君王到四川的伤心旅程，表现着国都与农村两端之间缺乏实质的联系。
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
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
安禄山的叛变被敉平，他的儿子安庆绪和其他番将的变乱也终被解决。可是唐
代朝廷从此未再重新掌握到过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势。在剿荡以上叛变的时候，政府
不能不倚重边区的杂牌队伍，有的算是中国人，有的则属于少数民族。实际这也是
在小处一再隐忍妥协，而将问题延搁。只是安禄山和他的效尤者也无能力，甚至缺
乏组织上的逻辑去推翻李唐政权，或者统一北方。唐代的后期可说生存在一种不稳
的平衡之中。
唐朝组织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着而来的租庸调税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废止，
只是任之用进而废退。公元780年总算产生了一项新法规。所谓“两税”从现有的土
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均田人户。这办法没有全国标准，中央政
府不过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较以后之省为小，较州为大），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
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即是南方，缴纳的品
物也采取一种进贡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
权责。
不稳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150年共始终。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
局面不同。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可是也没
有继续不断的战事。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参考赖孝和（Edwin Reischauer）
教授所说：“此中的情节必有相对性。”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说到后
期的凋零和败坏也可能说得过度。事实上地方分权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譬如
说成德镇下辖4州，在今日河北之东南，即始终由同一个王家掌握超过100年，这就
不是不稳定的征象了。魏博镇的何进滔于公元829年由军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认任节度
使，下辖7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间。传统历史也说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职位传至
子孙。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
所及的地区。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
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可是一个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点。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夺；7
65年他们又和回纥在郊外集结，准备再来一次洗劫。唐将郭子仪时年70，不顾本身
危险，单骑无武装地来到回纥阵营之前。过去他曾率领唐帝国的少数民族部队，这
次他也获得成功，他以口语重申中国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纥首领再度罗拜
称臣。回纥既已归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营离去。在这情形之下，郭子仪个人的
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壮举与盛唐的情形比较已是今不如昔。试想初唐帝国借着
一个异民族的力量压倒另一个，把自己的权威扩充到一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