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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模式：你干“歪事”，我干“正事”。这是杨廷和模式，在大明最能闹腾的武宗朱厚照“耽乐嬉游，昵近群小”时，杨廷和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地上班，总算让险象环生的大明航船顺利驶过了正德年间那段急流险滩。
第四种模式：你干“歪事”，我干“私事”。这是严嵩模式，一百多年前，严嵩同志就钻了嘉靖皇帝一心成仙、不理政事的大空子，成功地招权纳贿、贪污腐化，把自己成功打造成大明首席奸臣。
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幸的是，老马同志恰恰有朝第四种模式发展的“雄心壮志”。（这也是他后来被《明史》评为奸臣的主要原因）
但是，作为一个少年贫困、中年潦倒、晚年发迹的老官僚，老马同志还是颇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悲悯情怀”，只不过，他想在为国家、为民族办大事、谋大利的同时，也能为自己、为家庭办小事、谋小利。
这一想法，代表了我国从古到今官僚界绝大多数官员的相同心声，似乎无可厚非、不好指责。
所以，老马同志更乐意和弘光帝结成一种“各干各事、各取所需、两情相悦”的合作联盟。
特别是弘光帝发表“天下事，有老马在”的声明后，老马更“不好意思”干涉皇帝陛下的私生活了。
当然，在“不干涉主义”的背后，是老马同志多年来“冶国平天下”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梦想成真；是老马同志多年来的发家致富梦，→文·冇·人·冇·书·冇·屋←终于在“大明官帽有限责任公司”红火经营中，提前变成了现实。
看来，第一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就这样没戏了！
那看第二个制约和引导的因素，一向以正义化身自居的东林、复社两党表现吧。
两党现在的表现是——愤怒、出离地愤怒。
愤怒不仅是因为他们推出的“侯选人”未当选，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新上台的国家领导人竟然是——痴如刘禅、淫如隋炀。
两党于是断然采取以下措施，以求感动皇帝、挽救时局。
还是那个老办法，一如既往、锲而不舍地上疏，巯中讲人生、讲理想、讲道德、讲创业、讲危机、讲发展、讲改良、讲健康、讲生活……想通过“填鸭式”的教育，心与心相交，以达到“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对此，难厌其烦的弘光帝干脆写了一份简单明了的“自白书”，并请大学士兼大书法家王铎用“对联”张榜告之，内容为——“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
不错，朕现在是酒色曲艺，一个不少，看似其乐无比，可是，内心的苦楚，你等可知？
朕本一凡人，生在天地间；却被“有心人”，骤推此高处；高处有美景，却也不胜寒。
朕无法指挥动那些拥我成帝的“有心人”，不能插手！
朕不懂业务，缺少知识、缺乏兴趣、不愿插手！
朕上无父母（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嫡母），下无子女、无牵无挂，这个世上，除了自己，无需负责，身外之事，不必插手！
父王大人花天酒地不得善终，堂兄崇祯终年劳碌亦难免一死，生于死世，生命无常，何苦终日愁闷，自苦其身。
爱卿们，心意领了，朕不会怪罪你们，世上的路千条万条，不必在意别人的说法，大胆去走自己的路吧！
两党对皇帝陛下没辙了，于是将满腔怒火洒向正在南明政坛上“春风得意”的马阮新贵集团。
就是这帮十恶不赦的家伙们，赶走了公正的史可法、带坏了皇帝、败坏了朝纲、培养了“黑恶”势力。
“擒贼先擒王”大学士姜日广、户部侍郎吕大器、户给给事中罗万象等大臣，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此集团领导马士英，纷纷痛心疾首地上疏弘光帝，斥责老马同志浊乱朝政，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一样的庸君来掌控。
不久，东林党中的杰出斗士——在左良玉军中任监军巡按御史的黄澍同志入朝参见，把对老马同志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黄斗士面君完毕，忽然在朝堂高呼：“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老大不明白，左顾右盼，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斗士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有犯罪前科，蒙先帝开恩被擢为凤阳总督，但先帝北京被困，他竟不发一兵一卒救助。此贼既昨天不忠于先帝，又怎能今天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本应与祖陵共存亡，却闻警即逃，使其落于乱贼之手，让皇上担上了不孝子孙的骂名……”
黄斗士越说越有理，越说越激动，为增强表演效果，竟开始使用肢体语言，直上前来大煽老马同志的耳光。
在场的两党人士见“领导”被打，不仅不去拉架，反而在旁暗暗叫好。
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马同志，只善于文斗却不善于武斗，面对黄斗士咄咄逼人的暴力，只能跪倒在地，声嘶力竭地请弘光帝放自己一条生路，让自己告老还乡。
大脑已严重短路的弘光帝当即准奏。
两党精英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多日不能解决的问题竟在黄斗士的一顿耳光中了结，终于认识暴力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挨了耳光、丢了官职的老马同志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火，辛辛苦苦好几年，怎么一下就回到“解放前”了呢？
生气窝火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反击方案还是：唬住皇帝，留住官帽。
老马同志挑灯夜战、奋笔疾书，给弘光帝上了一道紧急奏折，指出自己一旦离职后政坛将会出现的可怕后果：
“臣若离职，东林党将得势，得势后将立即废掉陛下，拥立潞王。”
与此同时，得到老马同志重金贿赂的两个长期跟随弘光帝的“贴心老太监”正在宫中对长着一对软耳根的陛下实行“哭谏”。
“皇上若无老马，不可能即位，现赶走老马，天下人都会骂皇上忘恩负义。而且，如果没有老马在前面辛辛苦苦的打拼，皇上又岂能在后宫安安稳稳地发展个人业余爱好？”
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的弘光帝立即收回成命，很快重新召回老马，继续主持内阁工作。
东林党狗咬尿泡，空欢喜了一场。
重掌乾坤的老马同志再也没有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毫无悬念地把东林党列为自己的头号敌人。
阮大铖同志也跑到老马同志面前，建议要王八乌龟一齐打，把东林与复社一网打尽。
因为与老马同志相比，阮大铖同志是不但与东林党有“仇”，而且还和复社有“恨”。
“恨”是六年前结下的。
那时，阮大铖同志刚刚被清理出“大明公务员”队伍，流落在南京做“寓公”。
广有钱财，擅长戏曲创作的他自费养了一个戏班，整日里编演新戏、交朋结友、迎来送往、好不热闹。
这种生活方式与复社一贯的倡导“名士”生活方式发生了“撞衫”，严重侵犯了复社的专利所有权。
138名复社成员在顾杲（东林党顾宪成之从子）、黄宗羲（东林党黄尊素之长子）、吴应箕、陈贞慧的领导下，开始了痛快淋漓的“维权”活动。
他们联名写了我们的一张大字报——《留都防乱公揭》，并在大字报上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同志进行了“大鸣大放式”的无情攻击。
已被列为“三等逆案政治犯”的阮大铖同志有口难辩，一败涂地，只得灰头土脸地跑到南京近郊的牛首山进行“政治避难”。
大获全胜的复社精英们在欢呼雀跃之时，却不知“恨”的种子已深深埋藏在阮大铖同志黑暗的心窝里。
现在，既然斗争的“号角已吹响、钢刀已擦亮”，那就干脆放马过来，拼个你死我活吧！与人斗，可是其乐无穷呀！
与人斗最好先要找出“薄弱环节”击而胜之！
“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但善于玩艺术，而且还善于玩政治的阮大铖还真找到了一个斗争的突破点。
这就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日子里，大部分在朝为官东林及复社人士曾一度投降“伪朝”——大顺，其中的“无耻之徒”——周钟不但向“伪主李自成”上了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的贺表，还建议其“早定江南，以成大统。”
找到突破点的阮大铖同志斗志高昂地对老马说：“彼攻逆案（指东林党以逆案政治犯来反对他当官），我作‘顺案’来针锋相对”。
“顺案”就是以专面打击这些曾“投敌叛国”明官的为宗旨的政冶案件，这确是个很好的理由，他成功使已方站在道德制高点，只一脚就可把对方——“失节分子们”们踢到“士林败类”的臭水沟。
结果，在“顺案”的打击下，两党曾有过此“失节”行为的党员，坐牢的坐牢，砍头的砍头。
一些曾“失节”，正在“南归”途中的前明官员，无论何党何派，闻此噩耗，只得掉转马头，无可奈何地投入大清的怀抱。
迫于压力，东林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内阁大学士姜日广、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纷纷引咎辞职。其后，又有更多的两党成员加入了“辞职大军”的行列。
由此，两党实力大损，旧日荣光不复存在。
“救国梦”的破灭使一部分两党高层人士由“绅士”转眼间变成了“嬉皮士”。
“嬉皮士”们常聚在一起搞搞“政治沙龙”，挥发一下心中的憋闷和不满。
聚会场上，他们时而伤叹身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的时代，时而又自恨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本事，时而还幻想一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成功。千种滋味，万般苦愁，人有病，天知否？
一番感慨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太渺小太无助了，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不能舍弃，有太多太多的理想不能实现！那就哭吧、哭吧，“无尽哀伤滚滚来，泪飞顿作倾盆雨”。此时此刻，眼泪也许真可以宣泄些心中的苦闷。
“书生救国终是空，莫如一醉忘苍生”。叹过了，哭过了，那就开始最后一个项目——对酒且歌吧！
于是，哭未毕，曲已闻，伎杂陈，宴游场上欢意生；明天愁，不必问，今霄暂且歌声浓；躲进青楼乐一顿，管他风声和雨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南明立国己百天，东林、复社两党的大部分党员非但没有圆了自己的救国梦，反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的“愤青愤中”。
愤怒出诗人！这一个个的“愤青愤中”在南明政治腐败、统治松驰、文化审查不严的社会大背景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一篇篇流传百年、脍炙人口的反腐诗词，使“揭腐评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同时也使这些诗词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一朵朵瑰丽的“怪葩”。现仅摘录两首如下，以飨读者。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唉，可怜可叹的两党同志们啊，现在只能做一些隔靴搔痒，与世事无“正作用”，“负作用”却不少的“特殊贡献”了，可是，怪谁呢？
看来，第二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又泡汤了。
不必灰心，振作精神，看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