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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第二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又泡汤了。
不必灰心，振作精神，看第三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吧。
他们就是国家的柱石，大明的保障。——“江北五镇”的军人们。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身世乱世，是众多黎民百姓不幸的时代，但却是军人们幸运的时代，多少英雄从他们中间涌现，多少辉煌在他们手中铸就！
南朝的刘裕、五代的郭威、北守的赵匡胤、南宋的岳飞，一个个响当当的军人名字，以自已的努力，改写了历史，把安定、和平、秩序这些美好的东西再次撤向人间。
南明“五镇”的军人们，时代赋予了你们神圣的使命，你们又将做何表现呢？
军人们现在的表现是——最近比较烦！
一烦是以弘光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竟然违背公开承诺，克扣起他们的军饷了。总漕都御史田仰受东平伯刘泽清委托打报告要求增加军费，向来“有求必应”的弘光帝竟然发起了脾气，并在朝堂上当着众大臣的面数落起自己的四个“恩公”——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来了。
弘光帝大声地说：“国家今年收了只能收500万两的税，你们四个一共是全年军费应拔240万两，现在实际己拔了360万两银，一年花了一年半的钱，朕哪里再有钱给你们？”
自这以后，弘光帝对他们就冷淡起来，军费下拔小里小气、时断时续。
这也罢了，原来承诺的管辖地“免税”政策随着中央特派税务官的到来，也名存实亡了。纷纭乱世，兵无饷则乱，无饷可发却要保持队伍稳定成了这些军队领导干部很头痛的事情。
二烦是部分东林党在领袖姜日广、刘宗周的带领下，对他们这些人发动了“恶毒的攻击”。先是说他们“无功受爵”，现又说他们“兵浮于饷”、“扫掠民间”、“怯于北进”，一顶又一顶帽子往他们这些人的大脑袋子上扣。
军人们毕竟精通兵法，他们不会像东林党那样四面开攻、八方出击。知道在受到“两面攻击”时，不能搞“双线作战”，必须稳住一方，再攻其一方。
他们把对弘光帝的不满深深埋在心里，蓄势待发。
他们在稳住中央政府的同时，对疯狗式的“东林党”进行了赤裸裸的还击。
刘泽清直截了当地在朝堂上说：“祖宗天下，都坏于这些看似忠诚老实、实则奸诈无比的白面书生东林党的手里，以后国家录用干部，绝不要从他们这些人中录用。我先去杀敌，待杀敌回来后我亲自主持考试，为国家迭拔出真正又红又专、学以致用的好干部！”
靖南候黄得功的作法更绝，朝中的那位两党成员上书攻击他，他既不生气，也不辩解，而是派出军队代表，请弘光帝把上书人押到军中，先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后，然后予以“军前正法”——直接来砍下上书人那颗多嘴多舌的脑袋。（当然，这事在“英明”的弘光帝干涉下，没有办成。）
看见了吧，这就是第三个来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不用说，也没戏了！
最后的结果是：在明朝的皇权专制制度下，弘光帝虽然是被人推向皇位的，但他却不是汉献帝式的傀儡。他有皇帝的权力与威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帝国的未来，但是，在他一无责任二无能力三贪图个人享受的现实面前，权力和威信正大把大把地被“挥霍一空”。而且，在外界，有影响力的三者出于自身局限性或利益的考虑，非但没有制约和引导住弘光帝，反而被弘光帝“制约和引导”，陷于了“你骂我怨，你争我斗”的乱境中。
最后的总结是：一是在明朝，皇帝，已经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间特殊的铁屋子，并且让这个屋子越造越严密，越造越精巧，大臣、军人、人民这些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在这间铁屋子里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即使外面已经有人在砸屋子了，但屋子的主人不挑头抵抗，其它的人，想挑头抵抗一下，也是没有资格的，没有多少号召力的。
二是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并不把自己当作这间屋子的主人，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交了租金而暂时入住的房客，屋子的主人既然都不愿保护屋子，爱护屋子，自己作为房客，又何苦呢？道德高尚的，劝劝主人爱护爱护屋子，需要时也帮主人保护保护屋子；道德差的，干脆和主人一起折腾屋子，趁屋子没有倒下去时再偷偷搞点东西！
这是“皇权家天下”的悲哀，这也是中国在二千年都走不出来的“怪圈”。
只能等到267年的1911年，这个“怪圈”终于被打破了，因为在那年，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辛亥革命。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探讨辛亥革命的深远意义时，是否应该把她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因为，自那一场革命后，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屋子里的人，已由“房客”变成了“主人”。而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在血泊中顽强坚持十四年，而最终获得胜利，是因为那些千千万万誓死抗争的人们，骨子里，已真正地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国家屋子的主人”！
第九章 北使和谈
谈判条件
如果我们只看前面的文章，就会发现，作为阁首的老马同志，似乎只在政治、党务、财税、以及贪污这些领域中“游刃有余”，而对其他领域，却好像“不闻不问”。
这么说就太冤枉老马了，老马同志在以上领域孜孜不倦工作的同时，也始终在热情关注着另一件领域——外交，期盼在这一新领域也能继往开来、有所作为。
早在1644年6月，刚成为“北漂一族”的多尔衮同志鉴于北直隶、山东众多“恐怖组织”活动猖獗，“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且最大的“恐怖头目”李自成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反恐”任务异常艰巨的客观实际，发表了一份“和平声明”。
声明中，多尔衮回顾了明清多年来的传统友谊，指出此次清军入关，是一次挽救中国危亡的正义行动，表达了清军“解放”北方地域的信心和决心，希望这些地域各界人士顺应时代形势，积极参加和平建设运动。在声明的最后，还阐述了将大清将尊重南方人民的自由选择，希望南方人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辅立贤藩”，建立一个与大清和平共存、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新国家！
由于南北阻隔，这一声明经过一个多月，才跨越千山万水“姗姗”地传到南明中央政府的手中，这对立国之初就已确立“借虏平寇”国策的当权者来说，无疑是欢欣鼓舞的。
无论是在朝的弘光、老马，还是在外督师备战的史可法，都一致认为，应立即着手与清朝进行和谈，如果能与清朝南北和谈成功，那么南明将获得长期“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裁军减饷，缓和内部矛盾，从而象东晋、南宋那样得到长期生存的可能。
确定了“和谈”的基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列出和谈条件，然后才能开始南北谈判了。
“招贤榜”还没贴出，就有一个人已经“自告奋勇”地学毛遂自荐了，表示要主动为朝廷排忧解难，担当起和平谈判的艰巨任务来。
这位勇于担当的仁兄就是明朝的都督同知——陈洪范。
这位陈大人以前曾做过一件小事，但却足以改变历史，这就是他曾经救下了违反军规即将处斩的张献忠。
如果再联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就会悲愤地发现，这位仁兄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专门来做大明朝“丧门星”的。
陈大人这次自荐，名义上的理由是他同吴三桂有交情，便于联络，但实际上，是他早在六月底就被亲家——已降清的前明参将唐虞奉多尔衮之命“策反”成功，成为了大清在南明的一个重要的“卧底”。
这时，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也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一同出使”为名申请加入了谈判团，由于他的职位、名望都比陈洪范高，他成了正团长，先到的陈大人，反而成了副团长。
除此之外，老马同志还派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担任另一副团长，之所以派他，是因为这位马副团长在崇祯时期已出使过清朝，和多尔衮、范文程等也算“老熟人”了。
使团中还有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已降清成为“大清高干”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溥（现在南明任锦衣卫指挥），把这位公子哥带上，大概是老马同志处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吧。
代表人选解决了，下一步该是确定谈判方案了。
方案的核心是“以土地换和平，以身份促友谊”。这中间，土地是个实质问题，身份是个尊严问题。
土地问题上，弘光帝先让大臣们来提，在好久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弘光帝只好自问自答，说国家可以拿淮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
见皇帝陛下表了态，大学士高弘图马上跟进，建议拿黄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显得比皇帝更加爱国。
谈判团团长左懋第却自我加压，建议只拿山海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他的理由一是，北京为大明历代皇帝陵墓所在之地，如果把北京拱手让人，那每年皇帝陛下去祭陵扫墓岂不要年年办签证，岁岁需出国；二是，所谓大清不过是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一帮强盗，鼠目寸光，三次北侵内地不过是为了抢人抢物，这次也不过如此，如果大明此次多给些钱物，还是有可能“赎回”山海关以南的地区的。
左团长娓娓道来，说得弘光帝连连点头。
老马同志对拿多少土地去换和平似乎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谈判的双方——大明与大清的身份如何界定？
大明弘光帝马上就是“奔四”的人了，而清朝的顺治帝还是个小屁孩，如果让弘光帝的身份上比顺冶帝低一等，那就太有损“国家尊严”了。
老马提出：清朝皇帝年幼，可以和咱们的皇上认为侄叔关系，这一身份关系，既避免了大明向大清称臣的“尴尬”，又使两国关系“亲上加亲”，何乐而不为！
经过十来天的吵吵闹闹，和平谈判的草案终于出台，内容为：
一、拿山海关以外的地方给清朝换和平；
二、承认清朝由“藩邦”升格为一个与大明身份平等的国家；
三、设立“友好发展基金”，由大明每年“出资”十万两白银，用与协助大清进行开发建设；
四、改葬崇祯帝梓宫；
五、认亲——即弘光帝为叔、顺治帝为侄，双方成为有“叔侄”关系的亲属之国，友好相待，和平相处。
为彰显大国气度与和平诚意，在出使前，南明中央政府还作了以下的“突击工作”：
一是突击进封左正团长为南京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同时可相机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陈副团长为太子太傅，马副团长为太仆寺少卿，以提高代表团的整体规格。
二是突击赶制了“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告《北方人民书》的圣谕，以及谒陵祭告崇祯帝的祭文。
三是紧急从紧巴巴的国库中筹集了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作为给清方的“见面礼”。
临行前，弘光帝再次亲切接见的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告诉大家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还要完成谒陵和“联络”前明降官的任务，最后鼓励各位不辱使命，载誉归来。
七月二十一日，五百多名使团成员在众人期盼和祝福的目光中，浩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