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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中，没有陆军掩护的“大明海军”几乎成了挨宰的菜瓜。人员、船只损失近三分之二，后来幸亏万指挥及时派兵救护，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没能救人反被人救的罗明受同志，只得领着残兵败将离开了这块令他伤心欲绝的地方。
“大明海军”这一败，导致万指挥威信大损，各路人马的指挥官都对这位只会纸上谈兵的前敌总指挥充满了轻蔑和鄙视。
这当口，金声桓却活跃起来，趁机带兵使用逐一操练、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打跑了两广兵，再干掉了云南兵。
金声桓连胜三仗后，其余增援赣州府的指挥官们一看这位“金兄”竟然如此生猛，纷纷抬腿走人。
一天之内，明军只剩下了城内的六千多人。
扫清外围后的清军，在9月19日后开始全面包围赣州城。待城内弹尽粮绝后，10月3日，全军出动，实施最后的攻城作业。
经过一天半的紧张作业，10月4日中午，赣州陷落。
万元吉、杨廷麟在城破后，双双投水自尽。
死前，他俩向福建方句叩拜，为没能顺利完成工作，而向隆武帝致以深深的歉意。
但他俩并不知道，他们敬爱的隆武帝，已经再也无法再收到他们的道歉了。
因为这位可怜而倒霉的皇帝，已于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长汀以身殉职！
隆武帝在清军进入江西时，就预感到自个儿去找何腾蛟会师的想法有可能要会落空。
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派出使者，拿着自己的手敕，去长沙命何腾蛟派出精兵一万，来江西的湖东地区“接驾”。
后来，随着局势的恶化，同样的手敕他又发了一道。
在隆武帝两次催促后，何腾蛟派出郝永忠、张先壁率领一万多人，组成“迎驾军”，分左右两路，从长沙出发向江西进发。
但在两人上路时，何腾蛟又私下授意他们，此次“迎驾军”行动的原则是——慢慢走，等等看。
他这样做，是感到在湖南独立当“一把手”实在是过瘾，没有必要再找一个无用的上级来管束自己。
对于何腾蛟命令心领神会的郝张两人，一路上果然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向前推进，5月17日从长沙出发，9月2日才到达郴州。到郴州后，就以前方出现重大“敌情”为由，任凭隆武帝的使者杨守明、路太平怎样死缠硬磨，就是再也不前进一步了。
隆武帝至死也没见到这支“迎驾军”的“一兵一卒”。
就在隆武帝翘首企盼“迎驾军”大驾光临时，也“死马”当作“活马”用，布置郑芝龙派军队守卫福建的门户——仙霞关。
但郑芝龙己决定不跟着隆武帝再混下去了，他以福建沿海出现海盗为名，紧急收缩军队，将仙霞关的“郑家军”撤到自己的老巢泉州、安平一带，准备以此为基地与清军讨价还价。
清军于是不费一刀一枪就越过仙霞关，进入福建。
由于郑芝龙大规模收缩军队，进入福建的清军自然无仗可打，直接大踏步地向隆武帝的行在“延平”推进。
危险正一步步向隆武帝逼近。
8月21日，感到延平已经无法立足的隆武帝起驾西行，率领五百多名御林军准备赶往明军重兵集结的赣州。
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赶到赣州前线，用自已的名号来鼓舞士气，打赢赣州保卫战，扭转战局，重振乾坤。
隆武帝不愧是一个“把书籍当作生命、活到老、学到老”好皇帝，即使在战火纷飞的转移途中，也依然带了十车书，边走边读、怡然自得。
8月26日，他们一行人到达福建长汀，当晚停驾于此地。
次日凌晨，有大队身着明军军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门，声称护驾。
守门士兵大喜过望，连忙大开城门，迎接亲人。
城门一开，被迎进城中的“明军”见房就烧，见人就剁。
原来这些“明军”，乃是清将李成栋派出来实施“斩首”行动的“特种部队”。
当这些“特种部队”冲进隆武帝的住所时，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抵抗。
“特种部队”也不淮备捉活的，一阵乱箭之下，隆武帝壮志末酬身先死。
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隆武帝的忽然被难，标志着南明第二个正式政权——隆武政权的灭亡。
这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也仅仅存在了一年零二个多月。
在隆武帝死后的二十二天后，志得意满的博洛开进隆武朝的“故都”福州，降下了这个政权最后的一面旗帜。
在结束本章前，我试着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探讨一下鲁监国和隆武帝，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败逃，一个覆灭。
我认为，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两者都缺乏一块可以维持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隆武帝虽然得到了除浙东之外南方各省的承认，但真正可以获得兵源财源的“根据地”，却仅仅只有一个福建省，而鲁监国则更少，仅有一个浙东地区而已。根据地小，可以获得的兵源、财源就少，也就缺少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资本。
二、政权与人民的“两张皮”。
根据地小，而为了维持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又不得已对这一块“巴掌大根据地”上的人民，加大征粮征税征兵的力度，结果弄得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崇祯时代还要下降。
“理想很崇高，面包很重要”，让“根据地”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勒紧裤带、饿着肚子支持伟大的，但却丝毫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的“中兴”大业，的确是勉为其难！
三、两者都没有一支能独立指挥的军队。
无论是朱以海，还是朱聿键，都是借助“军阀的枪杆子”才混上台的，这就出现了“帝（皇帝）”指挥不了“枪（军阀）”，而“枪”却在自行其是。
“帝”追求的是长远目标，而“枪”追求的是保护既得利益。两者追求的不一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相看两厌、分道扬镳。
三百多年后，一位伟人曾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这里则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皇帝的军队，便没有皇帝的一切。”
四、两者都没有自己的班底。
朱以海和朱聿键同志在没有当皇帝前，都是两个无所事事的“高级流浪汉”。骤登大宝，根本无自已的“干部人才库”及“铁杆哥们队伍”，没有这两种人，一方面对如何挽救时局不能提出正确的规划，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证一些正确措施具体落实。
在这一点上，朱以海同志比朱聿键同志做得要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社会，人情世故要通一些，从而成功地笼络了张名振这样的“铁哥们”作保镖，所以他虽然地盘小、影响小，但生存的时间却比朱聿键长得多。我们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看到他在“抗清”岗位上一直战斗的身影。
清军虽然把这两个“南明政权”打得一个逃，一个亡。但是，南明的历史却没有终结，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她还会有其不俗的表现！
第二十一章 不平静的东南
郑芝龙的选择
进入福州的博洛明白，虽然现在已经从肉体上消灭了隆武帝，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心无忧地把福建划入大清的版图。
因为在八闽大地上，真正当家作主的大爷，是那位一手掌握军队，一手掌控进出口贸易的郑芝龙。
并且，这个郑芝龙，掌握的军队品种还挺多样，不但有陆军，而且还有海军。
但对此，北大荒狩猎部落出身的博洛信心十足，他准备用“一打二骗三绑架”的不正当手段，套住郑芝龙这只“狡猾狡猾的老狐狸”。
“一打”的招术就是——派出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统兵直逼郑芝龙的老巢南安，用大兵压境来给郑芝龙制造紧张空气。
“重压之下，必有懦夫”曾经不可一世的郑芝龙，心理压力果然开始急剧增大。
他赶忙给博洛同志写信，大谈特谈自己在引导清军入闽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放弃仙霞关；二、从福建各地撤军；三、通令各州县严格执行“不抵抗政策”；四、通令各地为清军准备粮草被服，提供后勤保障。
博洛见郑芝龙有了反应，得知猎物已经上钩，于是开始实施第二招——骗。
他先下令富拉克塔将军队后撤三十里，摆出一副“友好相处”的姿态。
然后他派出大清内院学士额色黑为首的高级别代表团，去与郑芝龙举行“双边会谈”。
会谈中，郑芝龙见清方开出了单设“闽粤总督”一职，并让自己担任的条件，喜不自胜，决心加快降清的步伐。
就在他“大干快上”时，有一个人跑过来对他大泼凉水。
这个人，就是他的大儿子——同时也是隆武帝“义子”的郑成功。
当时还在儒家经典的海洋中遨游的郑成功，与他那眼中只有“利益”二字的父亲相比，世界观人世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区别。
在他的观念中，人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大义”！
他劝父亲，以山高水险、濒海临岛的闽粤作基地，收拾人心、大开海道、号召天下，为大明保血脉，为汉族存气节！
但郑芝龙认为，弘光朝凭借长江的天险，四镇的雄兵尚不能保全。现在仅凭东南的一隅之地，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清朝对抗，胜算的机率几乎为零。而一旦失败，则必然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本。
郑成功见自己的意见不被父亲采纳，于是拉上叔叔郑鸿逵一起去劝说，但两人的意见一同被郑芝龙无情“棒杀”。
1646年11月15日，铁了心当汉奸的郑芝龙带着500名保镖来到了福州。
见郑芝龙正一步步向自己精心设定的陷阱走来，博洛终于使出了自已的第三招——绑架。
为麻痹这位在“誉满海内外”大混混，博洛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并亲自主抓郑芝龙的接待工作。
他大老远就跑到福州城外恭候郑芝龙的大驾，两人一见面，博洛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恭维的话说了一大罗筐之后，还特别保证原来让郑出任闽粤总督的承诺将“五十年不变”。
为增强表演效果，《三国演义》忠实粉丝的博洛当着郑芝龙拿出一支箭，朝天一举，折为两段后说：“若违此誓，当如此箭”。
这让相信少数民族“老实厚道”的郑芝龙，更是像加买了一份“人身保险”似的，心理的防线彻底崩溃。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郑芝龙受到了至高无尚的贵宾待遇，陆续出席了福州政界、军界、汉奸界、少数民族等界别为他举办的“高级别酒会”。
但在第四天的洪塘聚会上，当各界人士正在交杯换盏、其乐融融之际，清军忽然包围了酒会现场。
目瞪口呆的宾客突然看见酒会主持人——博洛先生来了个瞬间大变脸，只见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圣旨，以公事公办的严肃口吻向郑芝龙庄严宣告——“即刻进京、面圣听用、不得有误！”
郑芝龙现在才明白，自已被“貌似忠厚”的博洛给涮了。
但久涉江湖，经常被涮的郑芝龙很快冷静下来。
他和颜悦色地向博洛表示：“进京面圣听宣，吾所欲也；保持地方稳定，亦吾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面圣而求稳定是也！”
接着，他再次以自已如果忽然离闽，手下的兄弟们会搞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出来为借口，请博洛收回成命，宽限时日。
但年轻的博洛政治水平还依然停留在“擒贼先擒王”的初级阶段，离“斗争也需要适当妥协”的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