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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时分，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郝部“凶狠的一刀”，忽然朝清军的背后砍去。
在桂林城郊，受尽民团窝囊气，极想找机会发泄的郝永忠，现在终于有了撒气的对象。
他身先士卒，率骑兵卫队，直冲清军的“总指挥部”，一举打瘫了清军的“中枢神经”。
失去指挥的清军，乱作一团，奔溃北走。
南明军队趁势追击，把清军一举赶出广西境内。
据明军战报的不精确统计，此役“杀虏千余级，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
文历史上把这次大捷，称为“全州大捷”。
人与比上次的桂林大捷不同，这次战斗中歼灭的，主要是由辽东汉人组成的“汉八旗”。
书这支队伍属于清军中的“第二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正宗的“满八旗”。
屋这比起上次打败的“李氏清军”来，又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
闻此大捷的永历帝，龙颜大悦地对这次难得的胜利，及时做出了总结表彰。
他专门下诏，赞扬这次大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随后在12月5日，永历帝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由柳州移跸桂林。
永历君臣还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大捷，引发了清军内部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降清的两个“重量级”人物——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宣布反正归明。
一场惊天裂变终于开始了！
江西反正
参与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军区司令（正副提督）金声桓、王得仁。
金声桓，辽东人，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一个部将，在明亡时，已做到了总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梦庚向阿济格降清时，金声桓也一同投降。
多尔衮对明朝投降过来的武装集团，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囚主而用仆”的方针政策。
于是，降清后，左梦庚被带回北京，“恩养”起来。
而金声桓，则带领手下来到江西战场，充当炮灰。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外号“王杂毛”，年少时候，为混一口饭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为大顺朝的“做大做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自成同志牺牲后，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济格，并也被派到了江西，成为金声桓的副手。
一条东北汉子，一条西北汉子；一个曾经“保政府的”，一个曾经“反政府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传奇人生。
在江西，这两个“最佳搭档”，不费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后攻抚州、吉安、广昌、袁州、赣州等十一府，擒杀了永宁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消灭及整编了大批南明军队。
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后，这两人觉得有资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了。
他俩联合上书，要求大清中央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出发，授与他们“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目睹南明“枪指挥党”怪异现象的多尔衮，自然不会把江西的行政权、用人权拱手相让，让这块地方在这两人手中，蜕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的小王国”。
他三下五除二地驳回了两人的“无理要求”。
当然，为了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心，他还是把这两位的官职，由镇守江西的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的总兵官，算是由“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
但同时，多尔衮也做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所有事关剿抚等重大事项，必须与该省的巡抚、巡按会商后方可执行；会商意见不一致的，要报告给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同志，做最后的裁定！”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到这个意外结果的金王两人，大失所望，可劲地痛骂多尔衮“刻薄寡恩”。
怒火，正静悄悄在金王两人心中积压、酝酿，就差一个爆发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与清军三年多的并肩作战中，俩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满人的实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神，只不过象一头贵州驴子————技止此耳罢了！全州大捷就很好证明了这点。
二是各地汉人“反清之意未灭，复明之心不死”，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风起云动、天下响应！
俩人相信，时势造英雄，自已完全可以，做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引导汉族人民，去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新政府”。
就在这时，江西巡抚、巡按这两个可恶的上司，又很不识相地给他们添了一把火。
金王两位在收取江西时，凭借暴力抢夺，在战争中，迅速积累了巨额的“灰色财富”。
“见人发财，分外眼红”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不时胁迫这两位司令向他们“行贿买平安”。
在私欲得不到满足时，章董就偷偷整点这两位的黑材料，时不时向多尔衮打份小报告。
这回，章董又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他们，要求两位出点血——捐银三十万两，作为军费。
这不是要他们出一点血，而是要他们流一大摊血。
这个无理要求，气得王得仁副司令“声如嘶吼，目睛皆出”。
大官逼小官，小官不得反，反他娘的。
1648年1月27日，金王两位司令先发制人，在南昌宣布江西改旗易帜，反清复明。
同时他们使用暴力专政手段，迅速逮捕了大清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多名高官。
对于这些捕获的高官，两位司令是这样处理的。
“首恶犯”章于天，有制炮专业特长，免死，升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为新政府制造新式火炮；
“协从犯”董学成、迟变龙等，只会当官，无专业、无特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正后，金声桓自封豫国公、王得仁自封建武侯，请出了在弘光朝被“下岗”，回老家新建闲住的原大学士姜曰广，让其重新“上岗”，并主持新政府的全面工作。
南昌有一半多的政府在职官员，先后参加了这场“反正运动”。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江西的吉安、饶州、袁州等地的官员，纷纷响应，宣布脱离黑暗的清政府，回归光明的明政府。
清朝在江西的地盘，一下子只剩下了赣州和广昌两府。
金王两人派出代表，秘密联络广西的永历政府。
实现成功对接后，江西便奉永历正朔，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就是向何方进军，打败清军，收复河山，“多快好省”地建成大明永历帝国了。
经过会商，金王制定了“两步走”的进军计划。
第一步：北上拿下九江；
第二步：沿江东下，直取南京，迎永历帝还都，以政治上巨大的轰动效应，带动全国人民一起反正。
第一步计划，由于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各地官员的“蜂拥归附”，提前实现了。
到二月末，王得仁的军队已顺利接管九江、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区，成功控制了长江中段航道。
在这一区域的辐射作用下，邻近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人民，按捺不住“保家复国”的热情，纷纷扛起了大刀长矛，背起了土枪弓箭，加入到起义队伍的洪流中来。
清朝在这两省的统治，顿时冰消雪融，趋于瓦解。
武昌告急！江南告急！大清帝国告急！
面对遍地反抗的烽烟，来不及做过多反思的多尔衮，紧急调兵遣将，于1648年3月25日开始了艰难的“武叛平叛”。
他调动的兵马，共有三路。
第一路是驻京八旗，由征南大将军谭泰、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位均为满族）统领，赶往安徽的安庆，会同降将刘良佐部，由北向南进攻。
第二路是南京驻军，由江南总督马国柱率领，溯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会合。
第三路是湖南的平南军，由孔有德等三王率领，率主力由湖南回防武昌，镇压湖北各地的民众暴动，确保长江以北省份的平安。
孔有德接令后，立即从湖南撤军。
撤军时，见人心思乱，就干脆将降清的“刘铁棍”、傅上瑞等“投降人士”全部杀掉，让这些曾经“很识时务”的家伙，即使当了一回汉奸，也没有保住那颗可怜而可卑的“项上人头”。
孔有德的主力一撤，在湖南九溪卫蛰伏的堵胤锡率先行动，率马进忠部进攻湘北重镇常德，并顺利攻取之。
“刘铁棍”被杀后，他的部下归陈友龙统领。这位本不情愿降清的“爱国将领”，便利用这一难得大好形势，带领全军反正，并先后占领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
与此同时，在广西“蜗居”了半年的何腾蛟，也借第二次桂林大捷的余勇（第二次桂林大捷，是指1648年3月，何瞿等人再次在桂林，打败由湖南进犯的清军，此役歼敌人数超过从前的桂林、全州两次大捷），收复了一月份“不小心”丢失的全州，使永历王朝在广西的疆土，又再一次归于完整。
尔后，何腾蛟信心百倍地率领得胜之师，跨过湘桂边境，开始实施其梦寐以求的“全面复湘”计划。
江西、广西、湖南等省份的“量变”，又促使广东发生了“质变”。
那个曾经双手沾满江南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李成栋，也带领广东各界人士，宣布脱离清朝，反正归明！
广东反正
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与金、王两人相比，是“表相近、实相远”。
因为从表面看来，李成栋反正的原因，的确是多尔衮的赏罚不公。
在以往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在暴力镇压汉族反抗的战争中，随处可见李成栋“忙忙碌碌”的身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有他，“长汀弑君”“岭南血案”中也有他，在他的身边，汇聚着千千万万汉族人不屈的冤魂。
他曾仅率四千余众，就横扫东南沿海，克江苏、战福建、取广东、攻广西，射杀了隆武帝，活捉了昭武帝，逼得永历帝团团乱转，为大清王朝疆土的“开拓”，社会的“安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多尔衮看来，是一只走投无路、摇尾乞怜的“狗”，需尽的义务罢了。
虽然李成栋是一只有些能力、有些功劳的“狗”。但对于“它”的奖励，多尔衮认为：不必多，一根“骨头”而已！
因此，多尔衮在论功行赏时，就仅仅只给了李成栋一个“两广提督（两广军区司令）”的职务，而把那顶光彩照人的两广总督帽子，戴在了随军“政委”————佟养甲的头上。
要知道，在一路南下的浴血征战中，“佟政委”仅仅带了一百亲兵，在战争中担当的角色，不过是执行一下“特殊勤务”（监视李成栋）罢了！
当然，“佟政委”能得到这个职务，不仅仅是“特殊勤务”搞得好，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
佟养甲，辽东人，由于他的同族兄弟佟养正，早早就叛明降金，导致了一大家子，曾受到了大明政府“冷酷无情的迫害”，不是被杀，就是被囚。
佟养甲本人，就曾被关在山海关监狱服刑，后几经疏通，才得以戴罪释放。
重获自由后的他，隐姓埋名，浪迹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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