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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蒙自土司，实力远在其他土司之上。
当在黔王府中接触到一种更为富有的生活，更具高雅的享受后，他那颗躁动的心更加不安，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在他的心中逐渐酝酿、发酵。
为实施这一计划，在叛乱平息，各土司都带着军队返回家乡时，沙定洲却以各种理由，依然带着部队在昆明长期“逗留”。
对于眼皮之下的这支武装力量，胸无城府的沐天波，认为沙定洲乃世代忠良之后，断无二心，因此就疏于防范，听之任之。
但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最牢靠的是人心，最不牢靠的还是人心。
1645年的12月1日，蓄谋已久的沙定洲终于行动了，他以告辞为名，亲自率兵攻入黔国公府。
得手后，又分兵占领昆明的各个城门，成功控制全城。
眼见大势已去、江山易主，沐天波在几名“贴身保镖”的护卫下，携带官印、世袭铁券等物品拼死逃出。
在得到龙在田的保护下，沐天波暂时跑到杨畏知镇守的楚雄安顿下来。
但他的母亲陈氏、夫人焦氏却在这次动乱中，悬梁自尽。
并且，他老沐家二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巨额财产，瞬间被沙定洲这个土匪抢劫一空。
实施抢劫犯罪后，妄图进一步杀人灭口的沙定洲，又派兵跑到楚雄缉拿沐天波，但被仍效忠沐氏的杨畏知一顿暴打，狼狈而返。
吃了亏的沙定洲，在被迫停止攻打楚雄的同时，一方面发兵西进，扩大势力范围；一方面假借云南巡抚吴兆元、在籍大学士王锡衮的名义，给远在福建的隆武帝上了一道“沐天波无故造反、沙定洲成功平叛”的伪折，妄图得到南明中央政府的追认，成为云南新的统治者。
但隆武帝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力主慎重，他下给云南的批复旨令是：一、扫除沐天波；二、沐天泽继爵。
眼见自己辛苦搬梯子，却帮别人摘桃子的沙定洲，由满怀希望变为满肚失望。
心中无限懊恼的他，转而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在云南自立为王，脱离大明中央政府。
他这样做，自认为是有一定资本的，因为放眼望去，除楚雄外，云南的锦绣江山，已全部归入他的名下。
为打击沙定洲的搞“滇独”不法行为，龙在田这才身负重任，来到大西军中，以自已的特殊身份，劝说这支特殊的军队，即刻入滇、为国平叛、为民造福。
龙在田在做完形势报告后，又向孙可望等人，着重指出进兵云南的好处及可行性。
好处之一就是云南地大物博，那里充足的粮食、丰富的铜矿、广布的盐池，不但足以养活大西十多万的将士及家属，而且还可为财政，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好处之二就是云南人口众多、兵源不愁，尤其是少数民族籍的士兵，更是骁勇善战、忠于职守，是个出好男儿、好兵源的好地方。
可行性就是目前云南人民，对沙定洲的“伪政权”并不认可，如果有人带头振臂一呼，必然能得到云南境内各民族的一致响应。
在他摆事实，讲道理的鼓动下，大西军上下通过正式决议——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入滇前，为减少进军阻力，在龙在田的建议下，孙可望派出谍战人员潜入云南，利用黔国公的威望，散布虚假情报说，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的家族武装，专门为屈死的焦氏报仇来了。请云南各界人士，各个地方，届时请自行归顺，切勿为万恶的沙定洲尽忠守节。
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因为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仅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花，云南各地方的人民，对其是“口服心不服，敢怒不敢反”，现见“焦氏大军”浩荡而来，所经的各县，都纷纷打开大门，热烈欢迎“亲人”入城。
1647年3月25日，大西军占领平彝，打通了进入云南的前哨。28日，攻克交水，29日，进军曲靖，歼灭沙定洲守军五百名。
为迷惑沙定洲，以最小的代价轻取昆明，大西军转而向沙定洲的原籍阿迷州方向移动，并在路上斩获其一千多人。
见老巢有失，顾头不顾腚的沙定洲，立即放弃昆明，全军西返。
在完成牵敌西下后，大西军忽然回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地进入昆明。
鉴于大西军的“真面目”，己被云南人民识破，大西军暂时停止进攻，转入地方政权建设和群众安抚工作。
由一军领导人跃升为一省领导人的孙可望，在政权建设中，采取了“稳老纳新”的政策，在将部分大西军队干部“军转民”，从事地方建设的同时，也大量留用了原明朝的各级官员，使政权变动引起的震荡降到最低点。
在做群众安抚工作时，孙可望等大西人，已敏感地认识到一个不可辩驳的现实，云南人民，对大明这个老政权的认同程度，要远比大西这个新政权要高得多。
而且，各届民众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重归明廷，一致抗清的政冶理念，已不知不觉在大西军上下滋生萌发。
在政治工作告一段落后，统一云南的军事工作，再次提上孙可望的行动日程。
他亲率军队，向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地区挺进。
在禄丰县狮子口，大西军一举打败杨畏知率领的明军，并活捉其本人。
因为这位官居金沧兵备道的杨畏知，不但是孙可望的陕西老乡，又是云南官绅界的杰出代表，因此马上被孙可望列为“重点统战对象”。
在交谈中，杨畏知提出他的合作条件是：一、孙可望领导的现政权，取消大西国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不淫妇女。
后两个条件，让孙可望顿时感到“自惭形秽”，他再一次体会到四川大屠杀带来的恶劣影响。
他耐心地向这位老乡保证，大西军自进入贵州后，就早已改变了其一贯“烧杀抢淫”的恶劣传统，这一点，请杨老乡务必一百个放心。
至于大西国号，可暂用“兴朝”代替，如果以后，与南明合作成功，即作变更。现在，本朝可用干支纪年。≮我们备用网址：。。≯
见孙可望迈出“改邪归正”的关键一步，杨畏知思考片刻，欣然归降。
归降不久，他就自告奋勇作为联络人，代表孙可望，以“共扶明室，恢复江山”为条件，与沐天波举行合作谈判。
己经家破人亡、兵少将寡的沐天波，现在主要的想法，就是先借助孙可望报仇雪耻，因此对于这个“既好看又好用”的条件，自然无任何异议。
为表实意，他还主动派出自己的儿子，去孙可望那里作为“质押物”。
由于沐天波这一特殊人物的加盟，孙可望统一全滇的道路，一下子变得顺风顺水起来。
到1647年10月，除沙定洲和禄氏（禄万亿、禄万兆）两土司外，云南的其他地区，都逐个参加了“兴朝”混合政权。
在随后攻打禄氏土司的战斗中，定北将军艾能奇不幸中毒箭身亡！
在成功消灭禄氏土司后，李定国率军，发动对沙定洲最后的一战。
经过二个月的征战，沙定洲最后的堡垒佴革龙被攻破，他和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万氏，双双被押回昆明后处斩。
云南，在经过又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乱后，再一次恢复了和平与秩序。
站在这块硝烟散尽的土地上，孙可望虽涌过一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但更多的，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
他异常清楚，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
第二十八章 统一抗清
三年生聚
临事而惧，对于事业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谨慎，少一份浮躁。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因为惧怕失去云南这个最后的家园，所以从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军上下，都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力争使自己，能得到云南各界的承认和拥护。
先从政治方面说起吧！
为争取云南官绅、土司、普通群众的支持，孙可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政治承诺。
为此，他主动取消了大西国号，在没有与南明永历朝廷取得联系前，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在内部官职上，孙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称王，但在杨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错就改”地改称“将军”，向外界摆出了一副“虚位以侍”的高姿态。
“务虚”工作进行完毕后，“务实”工作即告开始。
占领全滇后，孙可望除黔国公沐天波的旧印仍可照旧使用外，将云南府州县官员的旧印，一概收缴，并随之对各级官员，开展重新“考察录用”。
贪污问题，是明朝中后期官场的通病。
几乎每个大西人，都对官场的贪污腐败，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创建“廉洁型政府”，便成为他们首要完成的奋斗目标。
所以，这次考察录用官员的标准，主要就是贪廉二字。
孙可望专门成立了“反贪委员会”，弓匠出身、现任新政府工部尚书的王应龙被任命为“委员长”，代表自已巡抚各地。
巡抚中，王应龙“委员长”是发现廉洁者升迁，贪污者砍头。砍头后，还将贪污者的脑袋，制作成标本，在云南各地进行“巡回展出”。
姚安知府谢仪的脑袋，就“非常有幸”地成为这样一个“反腐标本”。
为使新政权，得到更多云南百姓的认可和拥护，孙可望在苦苦思索后，终于从大明缔造者朱元璋那里，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允许百姓“上书言事”。
百姓“上书言事”，有两种操作途径，识文断字的，可以用“写信”的方式；不会读书写字的，可以跑到衙门口击鼓言事，口头向衙门的官长汇报自己的想法。衙门的官长在得到“口头汇报”后，不得隐瞒、不得截留，必须在第一时间，完整地整理成详细的“书面材料”，直接上报给孙可望本人。
“上书言事”的内容，主要是对新政权的“建言献策”，如内容可行，即可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依据。如内容不可行或妄诞不经，甚至出现偏激的“反革命言论”，也不追究上书者的法律责任。
此项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来“参政议政”，成为可能，并最终推动了其他政策的创建和实行。
下一步推出的经济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经济改革中，土地问题，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对待土地问题，一般只有一种方法，先暴力杀死或赶跑地主，让“有主土地”变为“无主土地”，尔后使“无主土地”，自然地回到农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采用的，就是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但这种办法，却是经济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为这种办法，对地主来说，集体武力反抗是除被杀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选择；对农民来说，“无主土地”在刹那时便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目标，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两边都不讨好，就是这种土地政策的结果。
多少农民起义，就在这种结果中，最终功亏一篑。
从四川失败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新政府开创性地推出了一项足以影响后世的土地政策。
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